《金山无灯》迟燃

78、第 78 章 没有无辜者

　　礼拜四早上九点五十，三个人到了律师的事务所。

　　事务所在一栋旧楼里，离钱伯斯街往南两条街。电梯是老式的，铁栅栏门得自己拉上，拉上了，电梯才咯噔咯噔地往上走。母亲站在前面，燕伯和华龄儿站在后面，谁也没有说话。华龄儿穿着那件深蓝的旧棉外套，扣子一直扣到领口。塑料皮夹揣在里面，隔着外套，能看出一个方方的印子。

　　电梯停了，母亲拉开栅栏门，先走了出去。

　　律师姓罗森，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灰头发剪到耳朵底下，戴一副黑框眼镜，眼镜拿一根细链子挂在脖子上。她跟母亲握了手，说了两句德语，母亲笑了一下，这是燕伯这几天头一回看见她笑。然后罗森转过来，跟燕伯握了手，又把手伸给华龄儿。

　　华龄儿看着那只手，停了一下，才伸手握住了，握得很快，一握就松开了。

　　办公室不大，窗户朝着一条窄街，对面也是一栋旧楼，看得见人家窗台上摆着一盆绿萝。罗森在桌子后面坐下，华龄儿坐在她对面，母亲坐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把公文包搁在膝盖上。燕伯没有地方坐，罗森的秘书又搬进来一把折叠椅，他就坐在华龄儿后面，靠门的地方。

　　罗森先讲了很久。她讲得很慢，讲一段，就停下来看看华龄儿，问他听懂了没有。华龄儿说懂，她才接着往下讲。

　　她讲的事情，燕伯以前在法援处那几页复印纸上看见过一些。

　　去年五月他去过一回，那个戴银耳环的女人给他复印了一叠，用回形针别着，他拿回来，夜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字典，在页边上用铅笔写满了小字。那时候看得半懂不懂，现在听她一讲，才一件一件对上了。

　　检察官那边要梁叔，梁叔的账簿、楼面图、那张疏散的硬纸，检察官手里都有了，可是纸不会讲话，要一个人站出来，把纸上那些东西一样一样讲清楚：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火是谁叫放的，人是谁派去收账的。

　　华龄儿要是肯站出来，检察官那边可以替他讲话，他自己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从轻；他没满二十一岁，又是小时候让人带进来的，还可以去申请一种给少年人的身份，那个要走家事法庭，要很久，也不一定成，可是这也是眼前能走得通的一条路。

　　罗森讲到这里，停下来喝了一口水。

　　燕伯就从书包里拿出一只牛皮纸的文件夹，站起来，放在了桌角上。

　　文件夹里是他这几天弄的东西。

　　最上面是去年五月那一叠复印纸，回形针还别着，名片也还在。

　　底下是两页纸，是他在学校机房里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
　　一月二十七号夜里，亨利街失火；
　　三月一号夜里，他把簿子、楼面图和那张疏散的硬纸拿去复印；
　　三月二号下午，复印件交给分局，收据上警探的名字，警号，日期；
　　华龄儿证件上的名字，WAH LING，证件上的生日，一九八〇年一月一号，是他来纽约那年报的岁数。

　　再底下是三个问题，用英文写的，一个问题一行，每一行后面都空着一大截，是留着写答案的。这两页纸他打了两份，一份放在文件夹里，一份折好了，揣在自己的外套口袋里。

　　罗森把文件夹拉过去，戴上眼镜，一页一页地翻，翻到那三个问题，就停住了，抬起眼睛，从眼镜上面看了他一眼。

　　“你问。” 她说。

　　燕伯就问了。

　　头一个，家事法庭要认定他不能回到父母身边，父母要是都不在了，没有死亡证明，拿什么去证明？
　　第二个，他证件上的生日是别人替他编的，以后要是查出来真的生日跟纸上不一样，会不会叫人说他从头到尾都是假的？
　　第三个，检察官答应替他讲话、替他给移民局写信，是在他作证以前写下来，还是作证以后才写？

　　他问得很快，一句一句的，英文说得又平又清楚，跟他平时在学校里回答化学老师一样。

　　罗森没有马上答。

　　她拿起笔，把这三个问题抄进了自己的本子里，才一样一样地回答起来。
　　死亡证明是没有的，海上的事，哪里也开不出证明来，只能找一个亲眼见过的人，到时候宣誓作证。
　　生日不要紧，纸上那个是梁叔编的，讲清楚是谁编的、为什么编，反倒是证据。

　　但是，讲到第三个，她先把笔放下了，才开口。

　　“要写下来。” 她说，“当庭作证以前都要写好。如果不写下来，那都不算数。”

　　“那就先写下来吧。” 燕伯说。

　　罗森看了他一会儿，嘴角动了一下，转过头去，对靠墙坐着的母亲说了一句德语。母亲没有笑，只是低下头，把膝盖上那只公文包的扣子按了按。

　　罗森说的那句，燕伯听懂了：他问的跟你一样。

　　他回到那把折叠椅上坐下来。华龄儿一直没有回头，可是燕伯看见，他放在膝盖上的那两只手，有一只的指头动了一下，又不动了。

　　“可是有一个条件。” 罗森说。

　　她把眼镜摘下来，让它挂在胸口那根链子上，看着华龄儿。

　　“你要把你自己做过的事，全部讲出来。不是挑着讲，是全部。检察官会去查，查出来一件你没有讲的，你讲的别的话，就都没有人信了。陪审团里坐着的，是普通人，他们会想，这个人是不是只挑对自己好的讲？所以你不能只讲别人对你做了什么。你对别人做了什么，也是要讲的。”

　　华龄儿坐在那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没有动。

　　“今天先在这里讲一遍。” 罗森说，“讲给我听。我记下来，哪里不清楚的，我会直接问。”

　　她又看了燕伯一眼。“你要是不想听，可以去外面坐。”

　　燕伯没有动。华龄儿也没有回头。过了一会儿，华龄儿说：“他可以听。”

　　罗森点了点头，把一本横格本翻开，拿起笔来。

　　华龄儿就开始讲了。

　　他是从收账讲起的。

　　他从外州回到唐人街以后，梁叔叫他跟着祥哥去收账。

　　头一回去的是一家洗衣店，老板欠了八百块，祥哥叫他站在门口，自己进去，把老板的手按在熨衣服的台子上，熨斗就搁在旁边，还在冒气。老板把钱拿出来了，熨斗才没有按下去。

　　“那一回我只是站在门口。” 华龄儿说，“后来就不是了。”

　　后来是哪一家，欠多少，他一家一家地讲。

　　皇后区那家郑记，他按着老郑的左手，拿走了一块结婚的表，叫老郑脸上贴纱布、三天别开门，回去跟梁叔讲，人已经教训过了。

　　坚尼街卖鱼丸的那个男人，他拿手肘撞过他的肚子，撞了两下，那个人蹲下去，吐在了自己的鞋上。

　　东百老汇一个开麻将馆的女人，他叫人把她家的玻璃门砸了，她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第二天就把钱凑齐了。

　　罗森一边听，一边写，写满了一页，翻过去，问他日子，问他地址，他记得的就讲，记不得的就说记不得。

　　燕伯坐在后面，只看得见他的后脑勺，和他从外套领子里露出来的一截后颈。华龄儿讲得很平，一句一句的，跟他在街上讲价钱的时候一样，好像讲的不是自己，是别人家的事。

　　燕伯听着听着，手心里就出了汗。这些事他有的知道一点，有的猜过，有的一点也不知道。

　　他又想起去年那件黑色的长袖衫，右边袖口上有一片血，不是华龄儿的，他拿洗衣粉搓了很久，才搓干净。

　　“去年，” 华龄儿说，“鱼铺有个中国人，跟我一个地方来的，和我一起卖卡，最后卖卡的钱少交了四十块。梁叔让我教教他。”

　　罗森的笔停了一下。“教他？”

　　“就是......打他。”

　　华龄儿说，“我打了他的脸，打在眼睛这里。” 他抬起手，在自己的左眼角上碰了一下，“缝了四针。他十五岁。”

　　燕伯坐在后面，仿佛一下子就看见了鱼铺门口那只白色的塑料桶，那只肿成一条缝的眼睛，那几根支棱着的黑线头。长乐仔拎着空桶，愣在街对面看着他，那只好的眼睛睁得很大。

　　那天晚上华龄儿来了，看见扶手上洗好的那件衣服，进了厨房，站在水池前面洗手，洗了很久，燕伯走过去把水龙头关了，什么也没有问。

　　华龄儿就握住了他的手腕，握得很紧。打长乐仔的，就是这双手。

　　华龄儿的手放回到膝盖上。他没有回头。

　　罗森问了日子，问了那四十块是怎么算出来的，又问长乐仔现在在哪里。华龄儿说不知道，清场以后就没有再见过。罗森把这些写下来，在旁边画了一个圈。

　　后来讲到十二月。

　　“阿顺跑的那天晚上，” 华龄儿说，“是我放他走的。梁叔叫我在四十二街车站把他截回来，我没有截，叫他上车走了。我回去以前，进了车站的厕所，拿刀在自己胳膊上划了一道，跟梁叔讲，阿顺有刀，我拦不住。”

　　他把左边的袖子往上捋了一点，捋到手肘，露出小臂上那道口子。口子早就长好了，是一道浅浅的白印子，很直。

　　“这一刀是我自己划的。”

　　燕伯看着那道白印子，嗓子里一紧。

　　那是十二月里，他每天夜里给他换药，那道口子边上齐齐整整的，宽窄都一样，一点也没有歪。那时候他看了很久，手停了一下，到底没有问，只是把纱布缠得比平时紧了一点。

　　原来，是这样啊。

　　原来那时候他就该问的，但是问了又能怎么样？华龄儿大概什么也不会讲。

　　罗森看了看那道口子，没有说什么，只写了一行字。

　　华龄儿把袖子放下来，扣上了袖口。

　　然后讲到失火，讲到梁叔给他的那张楼面图，背面那个日子，讲他怎么记录的那张疏散的纸，那天傍晚梁叔怎么把他叫上楼，剥了一个橙子，叫他对账对到十点多，电话响了，梁叔才放他走。

　　讲到这里，他停了一会儿，又往下讲：火比纸上那个日子早了三天，不是他放的，可是那张楼面图他看熟了，那个日子他记住了，但是他没有去报警。

　　罗森问：“你为什么没有报警？”

　　华龄儿想了一下。“我那时候以为，” 他说，“我是能把人带出来的。”

　　罗森点了点头，写下来。

　　讲到这里，已经快十二点了。

　　秘书进来送了一回水，三只纸杯，华龄儿那一杯他一口也没有喝。

　　母亲在墙边坐着，一直没有出声，只是有一回，华龄儿讲到外州那家餐馆，讲到十三岁洗碗，工钱一分也没有见过，她把膝盖上的公文包往里挪了挪，挪了一下，又不动了。

　　燕伯没有挪。

　　他看着华龄儿搁在膝盖上的那两只手，手背上的皮是粗的，指头肚上有几道裂过又长好的口子，颜色比别处深。

　　他以前以为那是冬天冻的。

　　十三岁。他在心里把这个数又念了一遍。十三岁那年，他自己的手上连一个茧子也没有。嗓子里堵着，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还有一件事。” 华龄儿说。

　　他把手伸进外套里，摸出来一把钥匙，又从脚边的包袱里拿出那只铁皮盒子，放在罗森的桌子上，拿钥匙打开了。

　　燕伯坐在后面，看见了那只盒子。盒子不大，方方的，铁皮上的漆掉了好几块，锁扣那里锈了。

　　他想起礼拜二那天晚上枕头底下当的那一声，想起夜里他把胳膊往华龄儿脖子底下伸，指头碰着的那一块硬的、凉的东西，华龄儿把它推到了墙根，推到了最里面。他那时候以为是什么呢？他什么也没有以为，他压根没有去想。

　　华龄儿从盒子里拿出那只塑料袋，把里面的红纸一层一层打开，摊在桌上。

　　然后他讲了。

　　讲后面那条船在海上出了事，他阿爸阿妈没有活下来；

　　讲他阿妈在船上把这只盒子交给了同舱的老林；

　　讲老林让人救起来，过了几年到了纽约，在鱼铺杀鱼，九六年去找过梁叔，讲了船上的事，梁叔给了他两千块，叫他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一辈子；

　　讲他阿爸阿妈在家里就把三个人的船钱交清了，梁叔还在簿子上记着他的船钱，三万二，扣了七年，扣掉的比三万二还多，去年年底，居然还倒欠着一万六；

　　讲梁叔七年里跟他讲了多少回，福建那边托的人还在问。

　　燕伯坐在后面，手伸在外套口袋里，捏着那两页折好的纸，捏得纸角都软了。钱早就交清了，簿子上还在一笔一笔地扣。七年里，没有一个外人替他翻过那本簿子。

　　罗森的笔一直在动，一行一行地往下写。写到老林，她停了一下。

　　“这个老林，现在在哪里？”

　　“这个月初叫人带走了。”华龄儿说，“陈姨的男人也是。”

　　“警察，还是移民局？”

　　“不知道。”

　　罗森把笔搁在本子上，半天没有说话。燕伯坐在后面，一下子就明白了她在想什么。船上的事，只有老林一个人亲眼见过，老林要是让移民局送回去了，红纸就只是一张红纸，梁叔吞下去的那些钱，瞒下去的那两条命，就再也没有一个活人能站出来讲了。他从口袋里摸出那份折好的纸，在第一个问题后面空着的那一截上，用铅笔写了两个字母，L，I，N，又在底下画了一道。

　　罗森重新拿起笔来。

　　“这些，” 她问，“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三月十六号。”华龄儿说，“在陈姨那里。那天是拗九。”

　　燕伯坐在那里，一下子就不会动了。

　　三月十六号，礼拜二。

　　那天他放学回来，煮了饭，在锅里焖着，坐在桌边一页一页地写化学，七点钟了人还没有回来，他去把厨房的灯开了。七点半，华龄儿上楼来，胳膊底下夹着包袱，手里拿着一个旧报纸包，包得方方正正的，拿得很小心。他的眼睛是干的。他进厨房去，煮了一碗线面，卧了两个鸭蛋，叫他数到三十，又把第二个蛋递给他剥。他说生日只能往后推，不能提前。他坐在对面，下巴垫在手背上，看着他一口一口地吃。

　　他问他甜不甜。燕伯还说甜。

　　燕伯那时候问过他，陈姨跟你讲了什么。他说，讲了一些家里的事。燕伯就没有再往下问。

　　然后他抬起头来，冲燕伯笑了一下。

　　燕伯坐在那把折叠椅上，看着前面那截后颈，看着那件扣到领口的旧外套。那天夜里华龄儿是知道的。他把那只盒子塞在枕头底下，把胳膊上的伤藏在被子里，把阿爸阿妈的事咽在肚子里，先给他煮了一碗面，先亲了他。

　　他亲上来的时候嘴唇在抖，燕伯以为那是因为头一回，原来不全是。

　　燕伯那时候想，那大概是生日的一部分，

　　原来不是生日，是那个人那天晚上手里剩下的，就只有这一样了，

　　但是他还是先给了燕伯。

　　燕伯把两只手攥在一起，攥得指节发白。

　　他想站起来，走过去，把手放在那截后颈上，可是他没有动。罗森还在写，母亲还在墙边坐着，华龄儿还在讲，讲那张红纸上的三行字，讲他真正的名字。

　　“郑连生。” 他说，“我阿爸姓郑。”

　　罗森让他把这三个字写在本子上。他拿起笔，一笔一笔地写，写得很慢，写完了，把本子推回去。

　　母亲在墙边站了起来，走到桌子旁边，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红纸，又看了一眼华龄儿，然后用英语对罗森说了一句什么，说的是这张纸的原件要锁起来，复印一份交给检察官。罗森点头。

　　快一点钟，罗森才慢慢把笔放下。

　　“今天就到这里。” 她说，“你讲得很清楚。下个礼拜检察官要正式录一份笔录，到时候还要再讲一遍，跟今天讲的不能差。” 她停了一下，看着华龄儿，“我要跟你讲清楚，你讲了这些，自己也要有心理准备。检察官不会白白放过你。可能要关一阵，关多久，我现在也讲不好。”

　　“我知道。” 华龄儿说。

　　罗森又看了看燕伯。“还有一件事，你们两个都要想一想。他住在你那里，梁叔的东西放在你那里，账簿是从你家里拿出去的。检察官那边要是追问，你也有麻烦。这个我们下回再谈。”

　　华龄儿听到这里，头动了一下，像是要回过头来，到底没有回。

　　出来以前，罗森的秘书把一只信封交给了母亲，里面是委托书和收费的单子。母亲看了一眼，说账单照讲好的，寄到他父亲那里去。

　　燕伯在旁边站着，跟秘书说，账单也抄一份寄给我。秘书看了看母亲，母亲没有说话，秘书就在信封上记下了他的地址。

　　出来的时候，电梯又是咯噔咯噔地往下走。母亲在大堂里跟他们分开了，说她下午还要去见一个人，晚上打电话。她走到门口，回过头来，看了华龄儿一眼，又看了燕伯一眼，没有说德语，用的是英语。

　　“他讲得很好。” 她说。

　　钱伯斯街上风很大，刮得人睁不开眼睛。

　　两个人往地铁站走，华龄儿走在前面，燕伯走在后面，隔着一步。燕伯看着他的背，看着他夹在胳膊底下的那个包袱，包袱里那只铁盒走一步，就轻轻地碰一下，碰一下。

　　他好几次张开嘴，想叫住他，想问那天晚上你为什么不讲，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问什么呢？问了，华龄儿大概也只会说一句没什么。

　　下了地铁站的台阶，车还没有来。站台上人不多，华龄儿走到靠墙的地方站住了，燕伯就站在他旁边。

　　站了一会儿，燕伯伸出手，把华龄儿胳膊底下那个包袱接了过来，夹在自己的胳膊底下。华龄儿看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手空了，就揣进外套口袋里。

　　车进站了，带起一阵风，把华龄儿额前的刘海吹得往上一掀，露出眉毛里那道疤。燕伯看着那道疤，看着那双眼睛，眼睛还是干的。

　　吃过晚饭，燕伯在桌边坐下来，从书包里翻出一个没有用过的练习本，翻开头一页，写上日期，写上罗森一个钟头收多少钱，今天坐了几个钟头，乘出来，写在底下，前面写了两个字：父亲。他看着那一行数字，想起华龄儿讲的梁叔那本簿子，最后几页里那一页，一个月扣四百，一年一年地往下记。他在那一行底下画了一道，把本子合上了。

　　这笔钱是他欠的，不是华龄儿欠的，以后他要一笔一笔地还。

　　本子合上了，他没有马上起身。他想起去年五月那叠复印纸。页边上那些铅笔字是他夜里查着字典写的，有的写错了，划掉，又在旁边重写一遍。那时候他只当是替一个人查的。

　　今天上午罗森回答他的那三个问题，

　　没有死亡证明的话，拿什么作证呢？
　　假生日，庭上会不会有人说这个小骗子从头到脚全是假的？
　　信是作证以前写还是以后写？

　　他现在脑子也是一团乱麻，什么思路也没有。

　　他坐在那里，手指在练习本的封皮上一下一下地按着，按了很久。

　　华龄儿在对面看着他，没有问他写的是什么。

　　那天夜里，燕伯躺在床上，等华龄儿睡着了，才把他往怀里又带近了一点。华龄儿的呼吸很沉，没有醒。

　　燕伯把手放在他的后颈上，放了很久，一直放到窗帘缝里的光从黄的变成灰的，也没有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