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无灯》迟燃

68、第 68 章 报警

　　父亲来过以后，华龄儿就开始出门了。

　　头一回是那个礼拜三，天黑以后，他从椅子背上拿起外套穿上，把扣子一颗一颗地扣到领口。燕伯问他去哪里，他说去看看阿顺。左边肩膀上那个洞，燕伯前几天拿一块深蓝的布从里面衬上了，缝了一圈，针脚歪歪扭扭的，从外面看，只看得出是一块颜色深一点的补丁。华龄儿出门之前，拿手把那块补丁按了按，按平了，才去开门。

　　那天他十一点多才回来，身上带着一股油烟味，进门挂上链子，解了鞋带，什么也没说，就进卧室去了。礼拜六他又出去了一回，也是十一点多才回来，身上也是那股油烟味。

　　礼拜一晚上，吃完饭，华龄儿又去拿外套。

　　“几点回来？” 燕伯问。

　　“十一点吧。”

　　门在他身后关上了，钥匙在外面转了一下。燕伯坐在桌边，听着脚步声一级一级地往下走，走到三楼，那扇门里面的锁又响了一声，脚步声接着往下走，楼门开了，又关上了。他走到窗户边上，从窗帘边上往下看，只见华龄儿从楼门里出来，在洗衣店门口站了一下，往街两头都看了看，才往街口走去，一直走出了路灯照得到的地方。

　　燕伯又站了一会儿，才进了卧室。

　　他没有开大灯，只开了书桌上那盏台灯。床单扯得平平的，四个角都掖着，枕头上压着一个窝，枕头底下鼓起来方方的一块，是那个包袱，他没有去碰。他在床边趴下去，把脸贴在地板上，往床底下看。那只枕套塞在靠墙那一头，枕套口朝着床头，拧了两圈。要不要等他回来，先问他一声？燕伯趴在那里，想了一下。

　　可是问了又能怎么样呢？华龄儿连这只枕套都不会让他碰一下。他把枕套的样子看清楚了，记住了，才伸手进去，把枕套拖了出来。枕套很沉，拖过地板的时候，擦出一点沙沙的声音。

　　然后他拉开壁橱，看了一眼底下那只写着杂物的纸箱。纸箱靠外的那条边，正压在地板那道缝上，跟他上一回推回去的时候一样。他把纸箱拖出来，打开，拿起相册，又把毛巾、明信片和餐盘一样一样拿出来，最底下那只塑料袋还在，白底红字，袋口还是折了两折。

　　他又拉开书桌最上面那个抽屉，从父亲那个信封里把名片抽出来，夹进了自己的钱包里。

　　那家复印店离这里两条街，通宵都开着门。他把枕套里的簿子一本一本地装进书包，装不下的，就装进一只超市的纸袋里，又把那只塑料袋夹在一本化学书里，这才下了楼。

　　店里只有一个店员，坐在柜台后面看杂志，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了。燕伯买了一张复印卡，挑了最里面那一台机器，把第一本簿子摊开，扣在玻璃板上。簿子是竖着写的，要从右往左翻，他翻错了两回，才翻顺了手。每一页都印两份，印完了，翻过去，再印两份。机器一下一下地亮，亮光从盖子底下扫过去，又扫回来，热烘烘的纸从出口一张一张地吐出来，他就一张一张地码齐了。

　　印完一本，又印一本。他没有数到底有多少页，只是隔一会儿就抬头看一眼墙上的钟。

　　最后才轮到那只塑料袋。

　　他把那张楼面图打开，压平了，放在玻璃板上，扣下盖子，按了两回。翻过来，背面那一行也印了两回，1和30都印得清清楚楚。这张图他早就看见过，背面这两个数，他也当面问过，问完了，还是他自己把它塞回了纸箱最底下，又把相册压在了上面。燕伯看着出口吐出来的那两张，看了一会儿，才去拿那张硬纸。硬纸太小，边上的字都挤在一起，他把纸放正，又放正一点，才按下去。

　　印出来的那张，颜色比原来的深，那些很小的中文一行一行竖着排，他还是一个字也认不得。

　　他把印好的分成两份，各装进一个大信封，原来的东西都放回书包里，等他走出店门，墙上的钟已经指到了十点二十。

　　他是一路跑回去的。

　　上了楼，开了门，门链没有挂，屋里还是他走的时候那个样子。他直接进了卧室，在床边跪下来，把簿子一本一本地装回枕套，枕套口拧了两圈，口朝着床头，推进床底下，一直推到靠墙那一头，又趴下去看了一眼，跟原来一样了，才站起来。接着又把楼面图叠回四折，把硬纸叠进去，装回塑料袋，袋口折两折，放回纸箱最底下，毛巾、明信片、餐盘一样一样地压回去，最上面压好相册，盖上，把纸箱推回去，一直推到靠外那条边正好压在地板那道缝上为止。

　　他关了台灯，回到客厅，把两个大信封塞进自己的书包，压在课本底下，又把书包放在沙发脚边上。

　　过了二十来分钟，钥匙在门上响了。

　　华龄儿进来，回身挂上链子，弯腰解鞋带，身上还是那股油烟味。燕伯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本书，翻开的那一页，他已经看了很久了。

　　“阿顺怎么样？”

　　“还那样。” 华龄儿说，“腿好多了。”

　　他脱了外套，搭在椅子背上，在桌边坐下，背对着燕伯，把毛衣领口往下拉，拉到肩膀底下。燕伯去拿了药膏，挤一点在指头上，从肩胛骨那一头抹起。那片新皮是粉红的，皱皱的，中间那一块低下去，比旁边的硬，他抹到那里，就抹得轻一点，抹一圈，再抹一圈。

　　华龄儿一直没有动，抹到后来，背往后靠了一点，靠到他手心里，停了一下，又坐直了。燕伯的手心在那里贴了一会儿，才拿开。

　　“好了。” 燕伯说。

　　华龄儿把领口拉回去，起身进了卧室。燕伯听见床板响了一声，接着是一阵很轻的沙沙声，像是有什么东西拖过地板，他就把那本书合上了。

　　门缝底下那一线光，一直亮到后半夜。

　　第二天中午，他没有去食堂，在学校门厅那一排公用电话跟前站着，照名片上用圆珠笔写的那个号码拨了呼机，留下这部电话的号码，就站在旁边等着。等了十二分钟，电话才响，刚响一声，他就接了起来。

　　“谁？”

　　“我是Jan Baer。” 燕伯说，“你给过我一张名片。”

　　那边停了一下。“四点，” 那个人说，“名片上那个地址。”

　　分局在一条窄街上，门口停着两辆警车。

　　燕伯报了名字，值班的警察抬头看了一眼他的头发，也没有多问，就让他在一张长椅上坐着等。

　　他坐了二十分钟，那个人才从楼梯上下来，还是那件灰夹克，腰上别着呼机，冲他点了一下头，带他上了二楼。二楼是一间大屋子，摆着十几张桌子，电话这里响一声，那里响一声，还有人在打字。那个人在靠窗的一张桌子后面坐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燕伯把书包放在膝盖上，拉开拉链，拿出一个大信封，放在桌上。

　　那个人打开信封，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一张一张地翻。翻到楼面图，他停住了，又翻过来看背面，看了很久。

　　“一月三十号。” 他说。

　　燕伯没有说话。

　　那个人又翻到最后那一张，颜色很深，写满了小字。“这个呢？”

　　“名单。” 燕伯说，“他要把楼里的人带出来。”

　　那个人抬起眼睛来看他，看了一会儿，没有说话，把那张放回最上面，手掌按在上面。

　　“上回，” 他说，“你说他走了以后，就没有再来过。”

　　燕伯看着他。“他不是放火的人。”

　　那个人没有接这句话。“原件在哪里？”

　　“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那个人又看了他一会儿，嘴角动了一下，好像要笑，到底也没有笑出来。他把那些东西装回信封，伸手去拉抽屉。

　　“我要一张收据。” 燕伯说，“写上你的名字，还有你的警号。”

　　那个人的手停在抽屉上。

　　燕伯没有把眼睛移开，书包还搁在膝盖上，两只手按着。

　　那个人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拿圆珠笔在上面写，写了几行，推过来给他看。燕伯一行一行地看下去，账簿复印件一份，楼面图复印件一份，手写名单复印件一份，底下是日期和签名，名字又用印刷体写了一遍，后面跟着一串数字。他看完了，指了指最后那串数字，那个人说，是警号。

　　燕伯点了点头，把收据叠好，放进钱包里，跟那张名片放在一起。

　　“得叫他自己来一趟。” 那个人说，“找个律师陪着。”

　　“我知道。”

　　燕伯拉上书包的拉链，站起来，把书包背上，书包轻了一半，另一个信封还在里面，贴着他的背。

　　那天夜里过了十点，华龄儿在卧室里，门关着。燕伯坐在电话旁边，看着墙上的钟，在心里加了六个钟头，这才拿起听筒，拨了慕尼黑的号码。

　　响到第五声，母亲接起来了，声音里带着睡意，问是谁。

　　“是我。” 燕伯说的是德语。

　　母亲那边一下子没有声音了，过了一会儿，才听见她坐起来，台灯的开关咔嗒响了一声。

　　“扬？出什么事了？”

　　燕伯握着听筒，看着卧室那扇关着的门。门缝底下没有光。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律师？” 他说，“移民律师，要纽约的。”

　　母亲没有马上说话。燕伯听见她在那边把听筒换了一只手，有一点窸窣的声音。

　　“好。” 她说，“我明天就去问。”

　　她没有再问别的，只问他吃了饭没有，那边冷不冷。燕伯说吃了，不冷，母亲说那就好，又说了一遍明天就去问，才把电话挂了。

　　燕伯把听筒放回去，手还搁在上面，搁了一会儿，才拿开。

　　卧室的门开了一条缝，华龄儿站在门里面，头发睡得乱了。“谁？”

　　“我妈。”

　　华龄儿看着他，看了一会儿。“这么晚。”

　　“那边天还没亮。” 燕伯说。

　　华龄儿没有再问，门又关上了。燕伯坐在电话旁边，看着那扇门。这件事，什么时候跟他说呢？明天？还是等律师找好了再说？他想不出来，就把钱包拿出来，打开，那张收据叠成小小的一块，夹在名片后面，他没有抽出来，又把钱包合上了。

　　第二天一早，他把那个大信封锁进了学校的柜子里，压在最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