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无灯》迟燃

66、第 66 章 年三十

　　电视上说，明天是兔年。

　　画面上是坚尼街，街两边挂满了红灯笼，路边的摊子上堆着一箱一箱的橘子，上头挂着一串一串的红包和春联，买东西的人挤着人。播报员说，今年唐人街还是不准放鞭炮，警察会在街上巡逻，说完了，又冲着镜头笑了一下，用中文说了一句什么，念得很硬，听口气像是拜年的话。

　　华龄儿坐在沙发上，左边那只胳膊已经能抬到胸口那么高了，再往上就抬不动了，得拿右手托一托。纱布还是每天都换，换下来的那一块，底下只剩一点淡淡的水印子了。中间那块发白的地方也长满了新皮，粉红的，发着亮，比旁边的皮低下去一点，摸上去硬硬的。

　　他看着电视，画面上闪过一个卖红包春联的摊子，摊子后面站着一个缩着脖子的男人，镜头一晃就过去了。华龄儿伸手把电视关了。

　　“我去买点吃的。” 燕伯说。

　　华龄儿转过头来看着他。

　　“今天晚上，” 燕伯说，“总要吃一顿吧。”

　　华龄儿没有马上说话。这半个多月，他一步也没有出过这扇门。燕伯去了学校，他就待在屋里，白天把椅子搬到客厅窗户旁边，坐在窗帘后面，隔着一条缝往楼下看，看街两头，也看洗衣店门口进进出出的人，一看就是半天。等燕伯回来敲一下门，他就过来摘链子。电视上那个女工，他问过一回，燕伯说那个警察讲她还在医院，人还清醒，他听了，只点了一下头，后来就再也没有问过。

　　“别去东百老汇。” 华龄儿说。

　　“我就去桥底下那一家。”

　　华龄儿看了他很久，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他站起来，从椅子背上拿过那件外套，在内袋里摸出那只塑料皮夹，打开了。皮夹里只剩下那张叠成四折的东西，边角都磨毛了，别的什么也没有，连一张钱也没有。他看了一眼，又合上，揣回了口袋里，把外套搭回椅子背上，搭好了，还拿手拍了拍左边肩膀上那个洞。

　　“戴帽子。” 他说。

　　燕伯把那顶洋基队的帽子戴上，帽檐压得低低的，又穿上大衣，把领子竖了起来。出门的时候，华龄儿跟到门口，等他出去了，就在里面把链子挂上，轻轻的一声。

　　东百老汇上人来人往。

　　年三十的下午，人人手里都拎着东西，有拎红袋子的，有抱着一捆一捆的花的，也有搬着一箱一箱橘子的，还有人扛着一棵桃花，枝子上挂着红纸条，在人头顶上一摇一摇地过去了。店铺门口都贴上了新写的红纸，墨还是亮的。燕伯低着头走，帽檐压得很低，从那两部公用电话前面过去的时候，电话旁边站着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正在抽烟，眼睛往街上的人脸上一个一个地扫过去。燕伯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秋天站在五金铺门口的那一个，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加快，一直走到了桥底下。

　　曼哈顿桥的引桥横在头顶上，地铁从上面轰隆隆地开过去。面馆门口排着几个人，玻璃门上贴着两张新的红纸，有一张上面只写着一个字，是倒着贴的。他排在最后面，前面是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孩子趴在她肩膀上，一直回过头来看他的头发，看着看着，就伸手要来抓，女人把那只小手按回去，冲他笑了一下。排了一会儿，他才推门进去。

　　店里五张桌子都坐满了，一屋子的热气，玻璃上蒙着一层白汽，一道一道地往下淌水。靠里面那张桌子上，几个男人围着一锅东西在吃，大声地说着中文，说一阵笑一阵，其中有一个抬起头来看了燕伯一眼，看了好一会儿，才又低下头去。

　　老板娘在柜台后面，围裙上沾着面粉，一边往盒子里装东西，一边冲后厨喊话，一抬头看见他，愣了一下，就认出来了，冲他点了点头。

　　“生日的面，” 她说，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往外蹦，“你的朋友，吃了？”

　　“吃了。” 燕伯说，“都吃完了。”

　　老板娘笑了，眼睛眯起来。

　　燕伯不认得墙上的字，就照着旁边那张桌子上的人吃的东西指，要了一盘炒米粉，一碗鱼丸。老板娘一样一样地装进盒子里，装好了，拿塑料袋套上，打了个结。燕伯付了钱，接过袋子，正要走，老板娘又叫住了他。

　　她转身进了后厨，过了一会儿，端出来一只带盖子的大塑料碗，热气从盖子边上一丝一丝地冒出来，她把盖子揭开一点给他看。汤是清的，上面漂着几点葱花，汤里浮着一个一个白白的东西，有点像小馄饨，皮薄得透亮，边上卷起来，一朵一朵的，像花一样。汤底下沉着两个剥了壳的鸭蛋，青白青白的，并排挨在一起。

　　她把盖子盖严了，另外拿一只袋子套上，塞进他手里。

　　燕伯捧着那只碗，碗是烫的，隔着塑料袋烫着他的手心。他问她这个要多少钱，她只是摆摆手，转过身去，又冲后厨喊话去了。燕伯站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几块钱，压在柜台上那只筷子筒底下，这才推门出去。

　　刚走出去半条街，后面就有人喊他。老板娘追了出来，连围裙也没有解，手里攥着那几块钱，一把就塞进了他的大衣口袋里，又隔着口袋拍了拍。

　　“过年要吃这个。” 她说，说完就转身回去了。

　　回去的时候，燕伯没有再走东百老汇，绕了一条街，从后面的小街上走。那只碗他一直端得平平的，一点也不敢歪，端了一路，手心都烫红了一块。

　　到了楼下，他没有马上进去，先站在洗衣店门口，往街两头看了看。洗衣店隔壁五金铺的卷闸门拉下来了，门口也没有人站着，街上只有一个老头牵着一条狗，慢慢地走过去。他抬起头，往四楼看了一眼，客厅那扇窗户的窗帘动了一下，拉开的那条缝又合上了。

　　他这才上楼，敲了一下门，里面的人走过来，把链子摘了，门才开了。

　　“楼下有人吗？” 华龄儿问。

　　“没有。”

　　华龄儿让他进来，又把链子挂上了。

　　燕伯把米粉和鱼丸倒进盘子里，热了一热，端上了桌，最后才把那只大碗端出来，放在中间，揭开了盖子。热气一下子冒上来，扑在两个人的脸上。

　　华龄儿看着那只碗。

　　他看了很久，看得热气一点一点地少了，汤面上浮着的油星子聚到一起，又散开了。他也没有动筷子，眼睛先落在汤里那几朵白白的东西上，又落到底下那两个鸭蛋上。

　　燕伯在他对面坐着，也没有动。那两个鸭蛋他是认得的，要两个，不能是一个，好把不好的事压住。可是他没有说出来。

　　“桥底下那家。” 燕伯说，“老板娘给的。”

　　“她说什么了吗？”

　　“她说，过年要吃这个。”

　　华龄儿看着那只碗。“还说什么了？”

　　“没有了。” 燕伯说，“就这一句。”

　　华龄儿没有出声。过了一会儿，他才拿起勺子，舀了一个，吹了吹，放进嘴里，嚼得很慢，嚼完了，又舀了一个。他把那几朵白的一个一个都吃了，又把汤也喝了，最后剩下那两个鸭蛋，他夹了一个给燕伯，另一个自己吃了。

　　他吃完了，把勺子搁在碗里，看着那只空碗，什么也没有说。

　　燕伯低下头，把那个鸭蛋吃了。鸭蛋很香，蛋黄是沙的。

　　吃完饭，燕伯收拾桌子，华龄儿坐在桌边没有动，看着他把盘子一只一只地摞起来，端进了厨房。那只大塑料碗，燕伯洗干净了，倒扣在碗架上，跟那两只杯子挨着，华龄儿走过来看了一眼，又把碗翻过来，擦干了，盖上盖子，搁到了碗柜最上面那一层。

　　那天晚上，两个人都没有睡。快到十二点的时候，华龄儿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上，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往下看，燕伯也走过去，站在他旁边。窗户外面，防火梯的铁栏杆上积着一层薄薄的旧雪，玻璃上映着屋里的灯，也映着他们两个人。

　　“梁叔楼下，” 华龄儿说，“今天晚上摆了五桌。”

　　燕伯转过头来看他。华龄儿还是看着楼下，说完了这一句，就再没有下文了。

　　到了十二点，街上还是没有声音。只有楼底下隔着地板传上来一阵叫好，是三楼那一家，麻将牌哗啦一响，有人在拍手，跟去年一样，过了一会儿，也就静下去了。

　　华龄儿站着没有动。他左边那只胳膊垂在身子旁边，燕伯的右边胳膊也垂在身子旁边，两只手中间只隔着一点点，到底也没有碰上。

　　“新年快乐。” 燕伯说。

　　华龄儿看着窗户外面。“嗯。”

　　第二天早上，燕伯先起来了。沙发跟前的地板上掉了几粒米粉，已经干了，粘在地板缝里，还有昨天晚上换药撕下来的几截胶布，团成了小团，滚在茶几腿旁边。他就去门后面拿了扫帚。

　　扫帚还没有落到地上，卧室的门就开了。

　　“放下。”

　　华龄儿光着脚站在卧室门口，头发睡得翘起来一绺。他走过来，从燕伯手里把扫帚拿过去，靠回了门后面，靠好了，又拿手扶了扶，扶正了。

　　燕伯站在那里，这才想起来，去年他也说过的。

　　华龄儿没有再说什么。他蹲下去，用右手把地板缝里那几粒米粉一粒一粒地抠出来，又把那几团胶布捡起来，都攥在左手心里，攥了满满一把，才站起来，拿到厨房扔进了垃圾桶。

　　扔完了，他在水池边上洗手，背对着燕伯，洗了很久。洗完了，他拿起搭在水池边上的毛巾擦手，擦到一半，好像想起了头上翘起来的那一绺，伸手按了按，按下去，又翘了起来，他也就不管了。

　　“水开了没有？” 他问，没有回头。

　　燕伯这才去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