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无灯》迟燃

61、第 61 章 纵火令

　　新历年过完的头一个礼拜一，华龄儿上楼的时候，梁叔那间屋子的门开着，里面有人。

　　他在楼梯口站了一下。写字台后面坐着梁叔，金丝眼镜推在额头上，手里照旧拿着一个橙子；靠墙站着一个人，帽子攥在手里，背有点弓，比一个月前瘦了一圈，下巴上冒着青茬。那人听见脚步声，转过头来，看见是他，又赶紧把头转了回去，眼睛落在自己的鞋尖上。

　　是阿顺。

　　“阿华，来来来。” 梁叔拿橙子朝他招了招，“你看谁回来咯。”

　　华龄儿走进去，站在门边上。从门口到窗户七步，窗户外面是防火梯，楼梯在他背后，这些他不用看也知道。他看着阿顺，阿顺看着地板。

　　“波士顿的亲戚不收嘛，” 梁叔说，拿那根长指甲划开橙子皮，“讲怕惹事，门都没让进。孩子生了，大人小孩，总要吃饭咯。我讲，回来就好，欠的钱，慢慢做工还，我又不会吃了他。”

　　他说得慢悠悠的，一边说一边剥，橙子皮一圈一圈地垂下来，没有断。华龄儿等着他问那天车站的事，问阿顺是不是会用刀，问那天到底人多不多。梁叔一句也没有问，只是剥完了橙子，抬起眼睛，在两个人脸上各看了一眼，看得不快也不慢。

　　“阿顺，你去亨利街。” 梁叔说，“晚上就睡在厂里，替我看看门，省一份房租嘛。”

　　阿顺应了一声，攥着帽子出去了，经过华龄儿身边的时候，肩膀往里缩了缩，没有碰着他。脚步声一级一级地下了楼。

　　屋里剩下两个人。梁叔把橙子掰开，自己吃了一瓣，慢慢地嚼。

　　“上个月给你那张纸，” 他说，“看了没有？”

　　“看了。”

　　“背面那个日子，记住了？”

　　“记住了。”

　　梁叔点点头。“那栋楼的老头，讲了两年不卖，卖给谁都行，就是不卖给我。” 他把一颗橙子籽吐在手心里，搁在桌上，“楼没了，他卖不卖，都一样咯。四楼那个小房间里的东西，也一起没了，干干净净，省得以后麻烦。”

　　华龄儿站着没有动。那个小房间的钥匙在他裤兜里，跟另一把钥匙串在一起，一把新的，一把旧的。

　　“这件事，” 梁叔说，“我只交给你。”

　　他把剩下那半个橙子推了过来，推到写字台的这一边，推到华龄儿手边上。

　　华龄儿看着那半个橙子。上一回梁叔没有推过来，是十二月初，他袖口上还渗着血。这一回推过来了，橙子瓣一瓣一瓣地挨着，汁水在桌面上洇出一小圈。

　　他拿起来，吃了一瓣，很甜。

　　“好。” 他说。

　　梁叔笑了，把眼镜从额头上拉下来，低头去看账，翻了两页，才又想起来似的，头也没有抬。

　　“要用的东西，赵六会准备好。” 他说，“那天晚上你去他那里拿，别的不用你管。”

　　华龄儿说知道了，转身下楼。下到楼梯拐角，后厨的砧板上剁叉烧的声音一下一下地传上来，他在心里把日子数了一遍，从今天到那个礼拜六，还有二十六天。

　　阿顺在饭馆后门等他。

　　后门外面是一条窄巷子，堆着空油桶和装菜的纸箱，地上的水结了一层薄冰。阿顺蹲在一只油桶旁边抽烟，看见他出来，站了起来，烟拿在手里，也忘了抽。

　　“我什么都没讲。” 阿顺说的是福州话，声音压得很低，“他没问，我也没讲。”

　　“我知道。”

　　阿顺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又把烟塞回嘴里，狠狠地吸了一口。“生了。” 他说，“圣诞节前几天生的，六斤多一点。小梅讲，眉毛像她。” 说到这里，他的脸松了一下，好像要笑，到底也没有笑出来，“现在住在小梅一个同乡那里，挤一张床。”

　　华龄儿点了一下头。他的手伸进外套里面的口袋，摸到那只缠着胶布的随身听，摸了一下，没有拿出来。

　　阿顺看见了他的手。“那个，” 他说，“你先替我放着。等我把钱还清了，再拿。”

　　“好。”

　　阿顺把烟头扔在冰上，拿脚碾了碾。“梁叔叫我睡在厂里。” 他说，“四楼那间小房旁边，有一张行军床。” 他抬起头，“阿华，你还住那个德国仔那里？”

　　“落个脚而已。” 华龄儿说。

　　阿顺也没有再问，把帽子戴上，缩着脖子，从巷子那头走了。华龄儿站在原地，等他拐过弯，才把手从外套里拿出来。

　　那张纸是十二月二十一号给他的，那天他头一回回去做事，胳膊上还缠着纱布。梁叔从抽屉里拿出来，叠成四折，什么也没说，只叫他拿回去看看。他在电话亭里打开看了一眼，是亨利街那栋楼，一层一层地画着，楼梯，门，窗户，哪里是车间，哪里是小房，画得很细。翻过来，背面只有一行字，写的是1月30日。

　　1月30日是个礼拜六。

　　他那时候就知道了，只是今天，梁叔才把话说出来。

　　又过了两个礼拜，礼拜天晚上，他去了亨利街。

　　一楼干货铺的卷帘门拉着，门口堆着几只装鱿鱼干的空箩筐，腥味让冷风吹淡了。楼门没有锁，他推开门进去，楼梯又窄又陡，每一级都踩得吱吱响。

　　二楼的车间亮着灯，七八台缝纫机，礼拜天也有人在赶货，咔哒咔哒的声音连成一片。他站在门口，一台一台地数过去，数人，也数窗户。窗户都朝着街，装着铁栏杆，只有最里面那一扇没有装，外面就是防火梯。陈姨坐在靠墙那一台后面，低着头，脚踩着踏板，手里的布一截一截地往前送。她没有抬头，他也没有叫她。

　　三楼的人少一些，四五个，有一个是长乐那边来的女人，背着孩子踩缝纫机，孩子睡着了，脑袋歪在她肩膀上。三楼后面那扇窗户也通防火梯，窗台上摆着一只养葱的破脸盆。

　　他把这些都记下来，记在一张从烟盒上撕下来的硬纸上，一层一行，开头写一个2，写一个3，后面是几个人，叫什么，哪个窗户能出去，哪个不能。字写得很小，只有他自己看得懂。

　　四楼楼梯口那间小房，门上还是那把锁。他拿钥匙开了门，没有开灯，就着楼道里的光，看见那张桌子，那只铁皮柜，柜子旁边多了一张行军床，床上叠着一条薄被子，枕头边上搁着一只搪瓷缸，大概是阿顺的。

　　他看着那张行军床。到了那个礼拜六的晚上，阿顺就睡在这里，离那只铁皮柜不到两步。梁叔叫阿顺睡在厂里，不是为了省一份房租。

　　铁皮柜里码着十几本蓝皮簿子，是梁叔的副账，他自己往里面放过，一本一本，排得整整齐齐。

　　他在柜子跟前站了很久。楼下的缝纫机还在响，咔哒咔哒的，一直没有停。

　　簿子他要拿走。

　　他把柜门关上，锁好，出了小房，又把门锁上，试着推了推，推不开，才往走廊那头走。

　　走廊那头是两间住人的屋子，门上贴着褪了色的红纸，门缝底下透着光，还飘出来一股鱼腥味，跟坚尼街那家鱼铺一个味道。他在第二扇门前面站住了，敲了两下。

　　门开了，开门的是老林，穿着一件旧背心，外面披着棉袄，那只少了两根手指的右手扶着门框。屋里一张上下铺，一张折叠桌，两个年轻一点的男人坐在下铺上打牌，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了。

　　老林看见是他，愣住了，扶着门框的手紧了一下。

　　“你阿妈，” 他说的是福州话，声音又低又哑，“是不是姓陈？”

　　跟八月里那一回一样，一个字也没有变。华龄儿站在门口，右手抬起来，隔着外套按在了左边胸口那一块，按了一下，又按了一下。

　　“不知道。” 他说的是普通话。

　　老林看着他那只手，看了一会儿，没有再问。

　　“月底那个礼拜六，” 华龄儿说，“晚上别回来睡。这一层的人，都别回来。”

　　老林的眉头皱起来。“为什么？”

　　华龄儿没有回答。

　　老林看着他，看了很久，眼角的纹路里一点一点地收紧了。屋里那两个打牌的人停了手，也看过来。

　　“好。” 老林最后说，“我跟他们讲。”

　　华龄儿点了一下头，转身往楼下走。上面那扇门一直没有关，他下到二楼，才听见轻轻的一声。他在二楼的楼梯口停住了，把那张硬纸拿出来，在3底下添了一行，开头写了一个4。

　　出了楼门，冷风一下子灌进领子里。他站在亨利街上，一头是阿坚那里，走过去不用十分钟，最靠门那张铺子应该空着，谁也不会问他什么。另一头是燕伯那里，要走二十多分钟。

　　他站了一会儿，往燕伯那边走了。

　　燕伯那条街上，洗衣店已经关了门，街对面那扇四楼的窗户还亮着，是厨房的灯。他站在洗衣店门口往上看，看了一会儿。秋天里梁叔问过他，德国仔住在哪里。

　　梁叔问过的事，就是已经知道了。

　　他的手伸进裤兜，摸到那两把串在一起的钥匙，摸出燕伯配的那一把，上了楼。

　　门链没挂。他进了门，回身把链子挂上了，才去解鞋带。餐桌上扣着一只碗，碗上压着一只盘子，他掀开来看，是米饭，上面盖着炒鸡蛋和几根青菜，已经凉了。卧室的门开着一道缝，里面没有声音，燕伯睡着了。

　　碗旁边还搁着一卷纱布，一管药膏。口子早就结了痂，燕伯还是每天晚上替他抹一回，今天他回来得晚，燕伯就把东西摆在了这里。他挽起袖子，自己挤了一点，抹了两下，抹得一块厚一块薄，停了停，又把袖子放了下来，药膏盖好，摆回原来的地方，跟那卷纱布并排。

　　他坐在桌边，把那碗饭吃完了。饭是凉的，但是也吃完了。随后把碗洗了，倒扣在碗架上，跟那两只杯子挨着。

　　他在沙发上躺下来，侧过身，脸朝着燕伯卧室的门，把外套脱下来，叠好，枕在头底下，口袋那一面朝里。卧室里那个人翻了个身，床板响了一声，他听着，等那一声过去了，搁在外套上的那只手才慢慢地松开。

　　那张硬纸和那张楼面图，都在那个口袋里，叠在一起，一直贴着他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