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无灯》迟燃

54、第 54 章 十天

　　礼拜五是说好来吃饭的日子。燕伯放了学，在街口的杂货铺买了一包米和两个洋葱，回来炒了一锅饭，饭里放了火腿丁和鸡蛋，炒好了，盛出一盘，扣上一只碗，放在餐桌上，厨房的灯照旧开着。

　　那天晚上华龄儿没有来，燕伯起先也没太往心里去。九月里两个人说定了礼拜二、礼拜五、礼拜天，可是十月里有过一回，华龄儿连着好几天没有来，后来在学校街口等他，说最近别等我。这种事曾经有过，他就以为，这一回大概也差不多，过几天，钥匙总会在门上响的。礼拜六早上他把那盘饭热了，自己吃了，礼拜天又做了一回，土豆饼，煎了四块，扣在盘子里，到了半夜，盘子还是原样扣着。

　　礼拜一早上，他出门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下，回过身来，看了看门框边上垂着的那根门链。他夜里没有挂，这几个月以来，华龄儿说好要来的日子他都不挂，后来不说好的日子也不挂了。他看了一会儿，把门带上，锁了，下楼去上学。

　　礼拜二他又炖了一锅土豆牛肉，这回火关得早，土豆一块一块的，没有化。他从抽屉里拿出那两双竹筷子，一双摆在自己碗边，一双摆在对面，摆好了，自己坐下来吃。筷子还是握在老地方，土豆夹了两回没夹住，他就照旧扎着吃了。吃完了，对面那双筷子他没有收，搁在空碗上，放了一夜。那天华龄儿也没有来。

　　这几天街上已经挂起了圣诞灯。杂货铺门口绕了一圈红绿两色的小灯泡，一闪一闪的，洗衣店的玻璃门上贴了一个纸剪的雪人，雪人缺了一只胳膊。燕伯每天放学走回来，都从这些灯底下过，走到楼下，先抬头看一眼四楼厨房那扇窗户。

　　窗户亮着，是他自己早上出门前没有关的那盏灯，他明知道是这样，每天还是要抬头看一看。

　　礼拜三放了学，他没有回家，从门后取下那顶洋基队的帽子，往华埠那边走。

　　坚尼街上的人比夏天还多，卖圣诞彩带的、卖手套围巾的摊子一个挨着一个，挤得人只能侧着身子走。地铁口往东第二个位置，赵六的摊子还在老地方，录像带一盒一盒地码在折叠桌上，桌角上挂着一串小彩灯，没有插电。赵六坐在一张塑料凳上，跟旁边卖袜子的人说话，嘴里叼着一支烟。

　　燕伯站到摊子跟前，等他把话说完。赵六一抬头，先看见了那顶帽子，又往帽檐底下看了一眼，脸上的笑就收起来了。

　　“华龄儿呢？” 燕伯问，“他在哪里？”

　　赵六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弹了一下烟灰，看着他，看了一会儿，才用英文说：“不知道。走啦，走啦。” 说着把手往外摆了摆，像赶一只鸽子，摆完了，又拿下巴朝街口那边点了一下。

　　“他好几天没有回来了。” 燕伯说，“你知不知道……”

　　赵六没有让他说完，转过头去，用中文跟卖袜子的人说了一句什么，卖袜子的人笑了，往燕伯身上上上下下地看。赵六又把烟叼回嘴里，从桌上拿起一盒录像带，翻过来看背面，好像那上面有很要紧的东西。

　　燕伯在摊子跟前又站了一会儿。旁边有人要过去，在他背上推了一把，他才往边上让开了。

　　他沿着坚尼街往东走，走到包厘街，又拐上了东百老汇。他知道华龄儿住在东百老汇，阿坚那间屋子，可是到底是哪一栋楼，华龄儿从来没有说过，他也从来没有问过。

　　鱼铺五点多还开着，门口的冰台上摆着一排一排的鱼，冰化了，水一直流到人行道上。长乐仔在最里面，穿着那条拖到小腿的胶皮围裙，低着头在刮鳞。燕伯没有进去，在街对面一家干货铺的屋檐底下站着，站到天黑，站到鱼铺拉下了一半的铁闸，长乐仔拎着一只空桶出来，把桶倒扣在门边，脱了围裙，往东走了。

　　燕伯隔着一段路跟在后面。长乐仔走得很快，一边走一边咳，走了两个街口，拐进一栋旧楼，楼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两个抽烟的男人。燕伯等了几分钟，也走了进去，那两个男人抬头看着他，看着他的帽子，没有拦他。

　　楼道里很窄，一股油烟和潮衣服混在一起的味道。他一层一层往上走，听着哪扇门后面有咳嗽声，走到三楼，最里面那扇门后面咳了两声。他站在门口，抬起手，敲了三下。

　　门里静了。过了好一会儿，门开了一道缝，门链还挂着，缝里露出半张脸来，是阿坚。阿坚的眼睛从他的帽子往下看，看到他的脸，就不动了。

　　“华龄儿在这里吗？”燕伯问。

　　“没有。” 阿坚说，嗓子很哑，像是刚睡醒，“别来了。”

　　“他去哪里了？他有没有……”

　　“别来了。” 阿坚又说了一遍，一边说，一边拿手指了指楼梯，又朝自己背后的屋里摆了摆，手掌往下压了压。燕伯不知道这是叫他小声，还是叫他别再问。门缝后面，长乐仔的咳嗽声又响起来，响了一半，就被什么捂住了。

　　门关上了。燕伯在门口站着，听见里面链条哗啦响了一下，又听见有人用中文说话，说得很快，声音压得很低。他站了很久，才转身下楼，从那两个抽烟的男人中间走过去，走到街上，天已经全黑了。

　　礼拜四下午，他去了伊丽莎白街上那家警察分局。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推门进去。里面开着一排日光灯，白得晃眼，一排塑料椅子上坐着几个人，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在哭，一个男人的手上缠着纸巾。柜台很高，后面坐着一个胖胖的警察，正在讲电话，看见他，抬起一根手指，叫他等着。

　　燕伯等着。他想起父亲那只医院的信封里还夹着一张名片，是四月底来敲门的那个便衣留下的，那张名片他没有带来。

　　警察挂了电话，问他什么事。

　　“我有一个朋友，” 燕伯说，“上个礼拜五起，他就没有回来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了。”

　　警察拿过一张表格，拔开笔帽。“名字。”

　　“WAH LING。”燕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给他听，警察写了，写完了，又抬头问哪个是姓。燕伯说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三个字连在一起念。警察看了他一眼，在纸上画了一道。

　　“生日。”

　　“十一月十号。”燕伯说，“一九八零年。”

　　“十八岁。” 警察说着，写了下来，“住在哪里？”

　　燕伯张了张嘴。东百老汇，三楼，最里面那扇门，楼门口坐着两个抽烟的男人，门牌号码他没有看。他又想起华龄儿常睡的那张沙发，可是那是他自己家。

　　“我不知道。” 他说，“有时候住在我那里。”

　　警察的笔停了。“你是他什么人？”

　　“朋友。”

　　警察把笔放下了，往椅背上一靠，看着他，看了一会儿，好像是在看他有多大。

　　“小伙子，” 警察说，“他十八岁了，是个成年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用跟谁讲。” 他把那张表格翻过来，扣在桌上，“你又不是他家里人，你连他住在哪里都讲不出来。朋友报不了失踪的。他要是不想让你找着，那也是他的事。”

　　“他不会不……”

　　“你多大了？” 警察问，“你家里人知道你在这里吗？”

　　燕伯没有回答。后面排着的那个男人往前挪了一步，手上的纸巾已经渗红了。警察的眼睛越过他的肩膀，看着那个男人，叫下一个。

　　他从分局出来，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伊丽莎白街上也挂了灯，一家金铺的橱窗里摆着一棵塑料的圣诞树，树底下堆着几只空的礼物盒子。他往回走，走到半路，在一部公用电话跟前停了下来。

　　华龄儿有传呼机。上个月他过生日那天夜里，那个东西在桌上响了三回，一回比一回震得厉害。燕伯站在电话跟前，摸出了一枚二十五分的硬币，捏在手里，这才想起来，那个号码他从来没有问过。

　　名字是他写的，生日画在他家的挂历上，可是到了要找人的时候，他手里，连一个可以拨的号码都没有。

　　那枚硬币他捏了一路，回到家，放在了电话旁边。

　　礼拜五，华龄儿还是没有来。礼拜六燕伯哪里也没去，在家写大学申请的那篇文章，阿尔瓦雷斯说最好在寒假以前写完。他在纸上写了一行，划掉，又写了一行，又划掉，写到天黑，纸上只剩下一个题目。

　　晚上他没有做饭。他坐在窗户底下，看着楼下的街，看一个人从街口走过来，走到洗衣店门口，又走过去了。厨房的灯开着，门链垂在门框边上，他坐到后半夜，才去床上躺下，躺下了也一直听着楼道里的声音。

　　快三点的时候，楼门响了，有人一级一级地上楼来，脚步很慢，很沉。燕伯从床上坐起来，听着那个脚步走过二楼，走到三楼，停住了。他光着脚走到门边，手已经搭在了门把手上，楼下却有一扇门的锁响了一下，门开了，又关上了，屋里有人压着嗓子说了两句话，就没有声音了。是三楼打麻将的那家，这时候才有人回来。

　　他还是把门打开了。楼道里那只灯泡是夏天换的，光很白，照着空空的楼梯，照着他自己门口那块旧脚垫。他站了一会儿，才把门关上，没有挂链子，回到床上躺着，一直躺到窗帘发白。

　　礼拜天早上，他在厨房烧水，抬头看见了墙上那份挂历。十二月那一页上，四号那一格什么也没有画，他从四号开始，一格一格地往下数，数到今天，十三号，一共是十天。

　　他把水壶从炉子上拿下来，水已经开了很久了，壶盖确还在上面一直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