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无灯》迟燃

53、第 53 章 阿顺

　　十二月头一个礼拜二，华龄儿在燕伯那里吃晚饭。燕伯炖了一锅土豆牛肉，炖得太久了，土豆差不多都化在汤里，他盛饭的时候往锅里看了一眼，说化了也还是土豆。

　　华龄儿去厨房拿筷子。筷子放在灶台底下第二个抽屉里，他拉开抽屉，看见一边是一捆外卖附的木筷子，用橡皮筋扎得紧紧的，都是这一年他拎来的炒面、叉烧饭里附的，纸套都还没拆，燕伯一双也没有扔；另一边单放着两双竹筷子，颜色已经用深了，筷子头磨得有点发亮。

　　他拿了那两双竹的，回过头问燕伯是哪里来的。

　　“坚尼街。”燕伯说，“那家杂货铺，一块钱一把，一把十双。用不了那么多，拿了两双出来，剩下的在柜子顶上。”

　　“什么时候买的？”

　　“一月吧。” 燕伯把两碗饭端到桌上，想了想，又说，“你来吃饭，总不能老让你拿叉子。”

　　华龄儿把筷子搁在碗边上，没有接话。一月，那就是过年以前了。年三十那天晚上，燕伯从厨房里拿出来的就是这两双筷子，他当时也没有多看一眼。

　　燕伯坐下来，拿起筷子去夹土豆。他握得太靠下了，手指头差不多捏到了筷子的半截，两根筷子尖一碰就交叉，交成一个小小的叉，土豆夹起来又滑了下去。滑了两回，他就改成拿筷子去扎，扎住了，才送进嘴里，嚼着嚼着，又去扎第二块，扎得很认真。

　　华龄儿看着他扎土豆。往上握一点，这句话到了嘴边，他又咽了回去，低下头吃自己碗里的饭。

　　那天他吃了两碗。吃完了，他把两双竹筷子洗干净，拿抹布擦干了，放回抽屉里，挨着那捆木筷子，单放在一边。

　　礼拜四夜里的牌局散得早，两点不到人就走光了。七月底换的这个地方，窗户上钉着木板，屋里只有两张牌桌，一盏灯吊得很低，烟一直散不出去。华龄儿坐在角落里那张折叠桌后面对账，谁输了多少，谁借了多少，一笔一笔往簿子上写着。台面上的现钱祥哥已经点过一遍，用橡皮筋扎成几捆，装进一只饼干铁盒里，压在他自己脚边。

　　阿顺那天守门，坐在门边的椅子上打瞌睡，下巴一点一点的。华龄儿拿着簿子出门的时候，从他跟前经过，阿顺睁开眼睛，叫了一声阿华，好像还想说什么，但是又没有说，只是把公牛队外套的拉链往上拉了拉，一直拉到下巴前儿。

　　“小梅什么时候生？” 华龄儿问。

　　“医生讲是明年一月份。”阿顺说，“可能还要早。”

　　华龄儿点点头，下楼走了。簿子送去饭馆楼上，他就回了阿坚那里，在最靠门的那张铺上和衣躺下，刀放在枕头底下。

　　腰上的传呼机响起来的时候，天还黑着。他摘下来一看，是祥哥的号码，后面跟着三个九。

　　屋里黑漆漆的，几张铺上的人都睡得很沉，有人在打呼。长乐仔睡在旁边那张铺上，翻了个身，咳了两声，探出半个脑袋来，迷迷糊糊地叫了一声阿华哥。华龄儿说睡你的，摸黑穿上鞋，把刀从枕头底下拿出来，揣进口袋里，开门出去了。

　　他下了楼，在街口找了一部公用电话打回去。祥哥在那头喘着粗气，声音压得很低，说他上了一趟厕所，出来铁盒就不见了，阿顺也不见了，叫人去阿顺住的地方看过，屋里的东西拿走了一半，小梅也不在。

　　“三千二。” 祥哥说，“梁叔讲，天亮以前要找回来。你知道他会去哪里吗？”

　　华龄儿握着听筒，没有马上出声。两个礼拜以前，阿顺跟他一起蹲在杂货铺门口吃饭盒，问过他一句，坐灰狗去波士顿要多少钱。小梅有个表姐在那边的餐馆里做，讲那边的医院生孩子，不问身份。阿顺问完了，自己先笑了，说随便问问的，又低下头去扒饭。

　　“...不知道。” 华龄儿说，“我去坚尼街那边看看。”

　　他挂了电话，没有往坚尼街走，进了地铁站，坐上了往上城去的车。

　　这个钟点的车厢里只有几个人，一个穿保安制服的黑人靠着车门睡觉，一个女人抱着一袋脏衣服。华龄儿坐在最靠门的位子上，看着窗外黑黑的隧道墙一截一截往后退。

　　阿顺头上压着的是三万多，再加上祥哥那笔九出十三归，现在又多了三千二。这些数他在簿子上都写过，写的时候，是冷冰冰的数字，现在，又一个一个地都压到了阿顺身上，压到一个快要生的孩子身上。

　　灰狗的候车大厅这个点空荡荡的，灯开得雪亮，地上刚拖过，有一股漂白水的味道。华龄儿站在楼梯口，先把整个大厅看了一遍，看哪几个门开着，大厅那头两个巡逻的警察站在哪里，都看清楚了，才往里走。

　　阿顺和小梅坐在最里面一排塑料椅子上，就在去波士顿的那个门旁边。小梅穿着那件红棉袄，扣子已经扣不上了，肚子很大，两只手搭在上面。阿顺把一只旅行袋抱在膝盖上，抱得紧紧的，远远看见华龄儿走过来，一下子站了起来，脸色刷地白了。

　　“阿华。”，阿顺的声音开始颤颤巍巍起来。

　　华龄儿走过去，在小梅另一边坐下。小梅往阿顺那边缩了缩，伸手抓住了阿顺的袖子。

　　“我会还的。” 阿顺说，声音一直在抖，“我到那边做工，一个月寄一点回来，利息我也照算……”

　　“几点的车？”

　　阿顺愣了一下。“五点四十五。”

　　华龄儿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五点过十分。他又看了看小梅的肚子，再看那头的两个警察，警察靠着柱子在说话，没有往这边看。

　　“波士顿的事，” 他问，“你还跟谁讲过？”

　　“只跟你讲过。”

　　华龄儿点了点头。他的手插在外套口袋里，摸着那把折刀，木头柄已经让手焐热了。

　　“到了那边，别打电话回来，” 他说，“也别寄钱。”

　　阿顺看着他，嘴唇动了动，眼眶一下子红了。小梅还抓着阿顺的袖子，眼睛一直盯着华龄儿的脸，好像怕他下一句话就变了。

　　“那你呢？” 阿顺问，“梁叔那边，你怎么讲？”

　　“我自己讲。”

　　“阿华……”

　　“你那只铁盒，” 华龄儿说，“扔了没有？”

　　阿顺低下头，拉开旅行袋的拉链，拉开一条缝给他看。饼干铁盒还在里面，压在几件小孩的衣服底下，衣服是新的，标签还没有剪。

　　华龄儿看了一眼，叫他到了那边找个地方把盒子扔了，钱拿出来分开放，别一起放在袋子里。阿顺一个劲地点头，点得很快，像是怕点得慢了，华龄儿就会改主意。

　　广播里叫去波士顿的车了。阿顺站起来，把旅行袋背上，又蹲下去，从外套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塞进华龄儿手里，是那只随身听，外壳上的黑胶布还是一圈压着一圈。

　　“这个你先拿着。” 阿顺说，“回来再拿。”

　　“你留着放给她听。”

　　“孩子生了，我回来拿。” 阿顺说着，把他的手指头一根一根地按拢，按在随身听上，按完了才扶着小梅往门口走。小梅走到门口，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嘴巴张了张，到底也没有说出话来，就让阿顺拉上了车。

　　车开走以后，华龄儿把随身听揣进外套里面的口袋，进了厕所。

　　他挑了最里面那个隔间，插上门，先把外套脱下来，叠好了，搁在水箱盖上，然后才把左边袖子捋起来看了看，又放下。他想了一下阿顺拿刀会是什么样子，阿顺连鱼都不敢杀，可是梁叔信不信是一回事，总要先看见一道口子。

　　华龄儿把刀打开，隔着黑色的长袖衫把刀口贴上去，贴了一会儿，布底下那块皮一阵一阵地发紧。外头有人进来，小便池那边冲了一回水，脚步声又出去了。门一关上，他手腕往上一走，走得很直，中间没有停。

　　袖子先开了，然后是皮肉。先是凉，凉过去了，才是疼，一下子烧起来，一直烧到手指头尖上。他咬住后槽牙，没有出声，只是鼻子里出了一口气，又长又慢。

　　血冒出来，顺着胳膊往下淌，淌到手腕那里拐了个弯，滴在瓷砖上，一滴，又一滴。他低头看着，等手不抖了，才扯了一把卫生纸按住，按得很用力，纸一层一层地红透了，他又扯一把压在上面。按到血不怎么往外冒了，他把刀擦干净，合上，又蹲下去把地上那几滴擦了，纸扔进马桶里冲掉，才把外套穿回去，扣子一颗一颗地扣到领口。

　　梁叔不会信的，这个他知道。他把折刀擦干净，合上，揣回右边的口袋里。

　　出了厕所，他把左手插在外套口袋里，从那两个警察跟前走过去。其中一个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看手里的咖啡。他下了楼梯，站在月台上等车，口袋里那只手一直攥着那团卫生纸，卫生纸慢慢地湿透了，又慢慢地变硬了。

　　天快亮的时候他回到下城。他没有直接去饭馆，先拐进了燕伯那条街，站在街对面的洗衣店门口往上看。四楼厨房的窗户亮着，跟这一年里哪一夜都一样。他的右手伸进裤兜里，摸到那把钥匙，攥了一会儿，又松开了，转身往华埠走。

　　饭馆还没有开门，后厨的灯已经亮了，楼梯口那块砧板空着，剁叉烧的师傅还没有来。他上了楼，梁叔已经坐在写字台后面了，金丝眼镜推在额头上，手里拿着一个橙子，正拿那根长指甲划开皮。

　　华龄儿站在门口，左手垂着，血已经从外套的袖口渗了出来，干成了一小片。

　　“在车站追上了。” 他说，“他有刀，跑了。”

　　梁叔抬起眼睛，看了看他的袖口，又看了看他的脸，看了很久。

　　“阿顺会用刀咯？”

　　“会。”

　　“哪个车站？”

　　“四十二街。”

　　“往哪里去了？”

　　“没看清。” 华龄儿说，“人多。”

　　梁叔没有再问下去。他把橙子在手里转了一圈，看着那道划开的口子，过了一会儿，才不紧不慢地说：“阿华，你跟了我几年咯？”

　　“七年。”

　　“七年。” 梁叔点了点头，“七年，这是你头一回讲人多。”

　　华龄儿没有出声。

　　梁叔又低下头剥橙子。橙皮剥到一半，断了，他把断下来的那一截放在桌上，接着剥剩下的，剥完了，掰开，自己吃了一瓣，慢慢地嚼。

　　只是这一回，梁叔没有把橙子推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