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无灯》迟燃

52、第 52 章 账簿

　　礼拜六早上九点多，有人敲门，敲得很重，一下接着一下。

　　燕伯从卧室里出来，华龄儿已经在沙发上坐起来了，毯子还盖在腿上，一只手伸进了外套右边的口袋里。燕伯冲他摇了摇头，走过去，隔着门问是谁。

　　“房东。” 门外的人说，嗓子哑哑的，“三楼说厨房顶上漏水，我上来看看你的水管。”

　　燕伯听出来了，是去年冬天锅炉坏了，他打电话过去，接起来的那个声音。他回头看了一眼，华龄儿的手已经从口袋里拿出来了，正把毯子往旁边推。燕伯把门链拿下来，开了门。

　　房东是个六十来岁的男人，秃顶，个子不高，肚子很大，手里拎着一只铁皮工具箱，身上的夹克油乎乎的。他进了门，先往厨房里看，看了一眼，又往客厅里看，就看见了沙发上的华龄儿。

　　华龄儿已经站起来了，头发睡得乱糟糟的，刘海翘起来一撮，身上穿着那件黑色的长袖衫，光着脚站在地板上。他没有说话，就那样站着，看着房东。

　　房东也看着他，看了好几秒钟，然后看了看沙发上那条毯子，看了看扶手上那只枕头，又低下头，看了看门口并排放着的两双鞋。

　　“水管在水池底下。” 燕伯说。

　　房东嗯了一声，进了厨房，蹲下去，打开水池底下那扇小门，拿手电筒往里面照。燕伯站在厨房门口，听着他在里面敲敲打打，敲了一阵，骂了一句什么，说是接头锈了，得换。他从工具箱里拿出扳手，躺在地上，半个身子钻进了水池底下。

　　华龄儿在客厅里把毯子叠好了，叠成四方块，放在扶手上，又去门口把自己的鞋穿上了，蹲在那里系鞋带，系得很慢。

　　房东修了快半个钟头，修完了，从水池底下钻出来，坐在地上，拿一块破布擦手。他擦着手，眼睛又往客厅那边看过去。

　　“租约上，” 他说，“写的是一个人住。”

　　燕伯没有出声。

　　“你父亲知道吗？”

　　“他是我同学。” 燕伯说，“昨天晚上来补习，太晚了，就没回去。”

　　房东看着他，又看了看客厅里的华龄儿。华龄儿已经系好了鞋带，站起来，靠在门边上，外套也穿上了，扣子一颗一颗地往上扣。

　　“补习。” 房东说，把那块破布扔进工具箱里，扶着灶台站起来，膝盖咯吱响了一声，“补习要带枕头。”

　　燕伯的脸一下子热了。他站在厨房门口，手垂在身体两边，攥紧了，又松开。

　　房东也没有再说什么，把扳手放回工具箱，合上盖子，拎起来往门口走。走到门口，华龄儿往旁边让了让，房东从他身边过去，过去的时候又看了他一眼，然后回过头来，对燕伯说：“下个月房租要涨，一个月涨五十。我会写信给你父亲。”

　　“写给我就行。” 燕伯说。

　　房东停下来，看着他。

　　“房租的事，你跟我说。” 燕伯说，“我跟他讲。”

　　“租约上签字的是他。” 房东说，“不是你。”

　　他说完了，拎着工具箱下楼了，楼梯上咚咚地响，响到三楼，听见他在跟三楼那家人说话，说修好了，以后不会漏了。

　　燕伯把门关上。他站在门里，一只手还放在门把上，那只手在抖，抖得很轻，他自己低头看了一眼，才把手从门把上拿开，背到身后去了。

　　华龄儿还靠在门边上，外套已经扣到了领口。

　　“我以后少来。” 他说。

　　“不用。”

　　“他会跟你爸讲。”

　　“那就讲。” 燕伯说。这句话说出来，比他想的要快，也比他想的要硬。他说完了，自己也愣了一下，可是没有收回来，就站在那里，看着华龄儿。

　　华龄儿也看着他，看了一会儿，把外套最上面那颗扣子解开了，又解开了下面一颗，走回沙发边上坐下来，弯腰去解刚刚系好的鞋带。

　　记账是燕伯想出来的。房东走了以后，他坐在餐桌边想了很久，才开口说，房租要是真的涨了，父亲要是真的问起来，他得拿得出一样东西来，告诉父亲每个月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花得清清楚楚，谁也挑不出毛病。华龄儿听了，从外套里面摸出一卷钱，放在桌上，说那房租我出一半。燕伯把那卷钱推了回去，华龄儿又推了过来，推了两回，燕伯说那就记账，你买的东西也记上，都记在一本上。

　　华龄儿想了想，把钱收回去了。

　　那天下午，两个人去德兰西街的九毛九店里买了一本账簿。

　　店里很挤，货架一排挨着一排，堆着塑料盆、拖鞋、电池、圣诞节的彩灯，过道窄得只能侧着身子走。文具在最里面，账簿有三种，红皮的，黑皮的，绿皮的，燕伯拿起红皮的看了看，华龄儿说红的不好，像欠债的，燕伯就放下了，拿了绿的。结账的时候，华龄儿抢先把一块钱拍在柜台上，收银的女人说一块零七，还有税，他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硬币，一个一个地数了七分钱出来，放在柜台上，数完了，看了燕伯一眼。

　　“这个记不记？”燕伯问。

　　“记。”华龄儿说，“一块零七。”

　　账簿是绿色的硬皮，纸很薄，印着一格一格的红线。回到家，燕伯把账簿摊在餐桌上，拿尺子比着，在第一页上画了几道竖线，分成四栏，第一栏写日期，第二栏写东西，第三栏写钱。第四栏画好了，他拿着笔，在上头停了很久，最后什么也没有写，就那样空着。

　　华龄儿坐在对面看着他画，看到那一栏空着，问他：“谁出的钱，不写？”

　　“不写。”

　　“那怎么知道谁欠谁？”

　　燕伯把尺子放下来。“不用知道。” 他说。

　　华龄儿没有说话，低头看着那一页，看了一会儿，伸手把笔拿过去，在第一行里写上了日期，十一月二十一号，写的是阿拉伯数字，写得歪歪扭扭的。然后他把笔还给燕伯，燕伯在后面写上：水管，零元。房东修的。

　　华龄儿看着这一行，鼻子里出了一点声音，好像是笑了。

　　燕伯又去卧室，从抽屉里把租约找出来，照着上面的数目，在第二行写上了房租。钱那一栏他写得很工整，写完了，看着那个数，想着下个月再往上加五十，加上去是多少，心里算了一遍，又算了一遍。华龄儿在对面也看着那个数，看了一会儿，没有说话。

　　从那天起，这本账簿就放在餐桌上，挨着那两只杯子。一个礼拜下来，上面记了十几行。牛奶，一块八毛九。面包，一块二。洗衣店，三块五，是两个人的衣服一起洗的。录像带一盘，五块，是华龄儿记的，东西那一栏写的是中文，燕伯看不懂，问了才知道。礼拜二那一行写的是浴室的灯，一晚上没关，后面钱那一栏空着，谁忘的，也没有写。燕伯看着那一行，想了半天，想不起来是自己还是华龄儿。

　　礼拜三下午最后一节是历史课，报告发回来了。凯茜拿到的是B+，老师在最后写了一行红字，说要是能有一点亲历者的口述，就会更好。她把那一页翻过来给燕伯看，耸了耸肩，说她到底也没找着人。燕伯看着那行红字，没有出声。

　　礼拜四是感恩节，学校放假。父亲前一个礼拜打过电话来，问他要不要上城去吃火鸡，燕伯说他有约了，父亲在那边停了一下，说那好，没有问他约了谁。那天上午燕伯一个人去超市，街上很静，店铺大半都关着门，超市里倒是挤满了人，排队的人推着车，车里都是火鸡、南瓜、一罐一罐的蔓越莓酱。燕伯在火鸡的冰柜前面站了一会儿，最小的一只也有十二磅，他们两个人吃不完，也没有那么大的烤盘。他就去旁边拿了一只鸡。

　　那天傍晚燕伯把那只鸡烤了，鸡皮烤得焦了一块，华龄儿把那块焦的撕下来吃了，说这个最香。燕伯吃完了，在账簿上记了一行：鸡，三块四毛七。

　　记完了，他把账簿翻过来，翻到封面背后那一页，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你写几个字吧。” 他说。

　　“写什么？”

　　“中文。随便什么。”

　　华龄儿看着他，看了一会儿，把笔接过去，低下头，在那一页上写了三个字。他写得很慢，一笔一笔地往下压，压得纸都有一点凹下去了。写完了，他把账簿推回来。

　　三个字一个比一个大，排得不太齐，往右边歪过去，像是小学生的作业。华龄儿说过，他念到四年级就没再念了。他拿笔尖点着第一个字，说这个是你，又点第二个，说这个是我。点到第三个，他停了一下，拿笔尖在上面轻轻敲了两下，说：“灯。”

　　燕伯这才对上了，原来那个他念了那么多回都念不准的字，写出来是这个样子。他跟着念了一声，还是平的。华龄儿也没有说什么。

　　“就写这三个？” 燕伯问。

　　“写多了你又不认得。” 华龄儿说，把笔帽套上了，“这三个够用了。”

　　那天夜里华龄儿去了牌局，燕伯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开着台灯，把那本账簿摊开，拿一张白纸垫在旁边，一个字一个字地照着描。你，我，灯。灯字描得最慢，左边几笔像一簇小火苗，右边一横底下拖着一个钩，他一笔一笔地跟着走，生怕走错了。描完一遍，再描一遍，描到后来，那三个字在白纸上已经叠成了黑黑的一团，他就换一张，接着描。描到你字那一竖的时候，他的笔尖停了停，想起华龄儿写的时候，那一竖拖得很长，一直拖到了格子外面。

　　窗外的天快亮的时候，他把账簿翻到了最后一页。

　　他想写一句话。就用这三个字，再加上他从华龄儿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里认得的那几个字，拼成一句。他拿着笔，在那一页上写了一个你，写得歪歪扭扭的，比华龄儿写的还要歪，然后写下一个字，写了一半，不对，划掉了。又写，又划掉。他一直写到那一行都满了，看着满纸的字和满纸的划线，看了很久，最后拿起笔，从头到尾一道一道地涂，涂成了黑黑的一片。

　　他合上账簿，放回餐桌上，挨着那两只杯子，然后回到床上，睡了两个钟头。

　　燕伯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华龄儿已经从牌局回来了，站在厨房的灯底下，手里拿着那本账簿，翻到了最后一页。

　　他把那一页举起来，对着灯，眯着眼睛看。灯光从纸背后透过来，那一片涂黑了的地方底下，隐隐约约地还能看出一些笔画来，横一道，竖一道，都叠在一起。他看了很久，嘴唇动了动，念出了一个字。

　　“你。”

　　燕伯站在卧室门口，没有动。

　　华龄儿又看了一会儿，把那一页放下来，没有问他写的是什么，也没有回头。

　　他把账簿合上，放回餐桌上，放在那两只杯子旁边，摆正了，然后转过身，去烧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