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无灯》迟燃

102、第 102 章 拗九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号，礼拜一，上午九点四十分，铺子里的学徒把电话打到了事务所。

　　燕伯正在会议室核对材料。前台女孩推门进来，说家里有急事，他起初还拿着笔，走到门口才放下。

　　听筒里的声音又急又乱。

　　学徒说，阿叔接着电话，忽然喘不上气，已经坐到地上，嘴唇发紫。救护车来了，要送法拉盛医院。

　　“谁跟车？”燕伯问。

　　“我。我跟着。”

　　“好。你跟着，我马上到。”

　　他回到会议室，先向客人道歉，把桌上的纸一张张收齐，夹好，交给助理。助理说这里有她，他点点头，拿起外套便走。下楼时，他还记得按电梯，记得对挡路的人说借过。到了出租车上，报完医院的名字，才发觉手里仍攥着客人的一枚回形针。车在皇后区大桥上堵住了。司机往前望了望，解释说前面在施工。燕伯说好，把那枚回形针放进口袋，两只手摆在膝上。

　　河上有条拖船，拖着长长的白痕，走得很慢。后来这一路怎样过去的，他都记不清。只记得那条船，车不动，它也像不动，怎么望都还在那里。

　　急诊室的窗口，仍在十一年前那个位置。玻璃换过，人也换过，递进去的材料从纸张变成了卡。燕伯站定，听见里面问：

　　“你是病人的什么人？”

　　“我是他丈夫。”

　　女人在电脑上查了一阵，抬头核对名字。

　　“郑连生？”

　　“是。”

　　“以前还用过另一个名字？WAH LING。”

　　燕伯望着屏幕的背面。一九九九年四月，警察局笔录上写的就是这个。

　　那时华龄儿十九岁，梁叔照广东话替他拼出来。后来他找回真名，有了证件，有了护照，原来那个名字却没有消失，还留在某个他看不见的地方。

　　“以前用过。现在叫郑连生。”

　　女人问有没有结婚证，他说在家，又把医保卡拿出来。主保人是燕伯，配偶那一栏，印着郑连生。她核对过，把卡递还。

　　“你可以进去了。”

　　燕伯接住，没有立刻转身。

　　十一年前，他拿着另一张卡，在这里等了四个钟头。如今没有人再让他等。他该松口气，可那张医保卡夹在指间，他仍站了片刻，才找到往里走的路。

　　华龄儿躺在最里面的床上，戴着氧气面罩。燕伯走近，他就睁了眼，眼角微微弯了一下。被上的手动了动，没能抬起来，燕伯赶紧握住。

　　手是凉的。

　　“我来了。”

　　华龄儿看着他，慢慢眨了一下眼睛。燕伯把椅子拉近，坐好，将他手指拢在两只手中间，像在家里替他暖一暖。

　　下午，医生把燕伯叫到一旁看片子。

　　两侧大片白影。医生指着其中几处，问他以前是不是吸过很多烟，或者进过火场。

　　燕伯说，一九九九年一月，一场火。医生点了点头，说那就是了，旧伤上又来了这一回，来得急，情况不好。

　　他听着，问了用药，问了还要做什么检查，直到医生说出“要有准备”，才忽然停下来。走廊那头有人拉开帘子，金属环一路响过去。

　　“以前也住过院。” 燕伯说。

　　医生看着他。

　　“二〇〇九年，也是这里。他住了十一天。”

　　他把日期说得清楚，仿佛把上一次摆出来，这一次就还有章可循。医生没有接这个话，只问有没有医疗委托书。

　　“有。二〇一一年签的。”

　　“委托给谁？”

　　“我。”

　　医生点头，告诉他下一步要办什么。他听完，一项项记在手机里。记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在同一行里，把华龄儿的名字打了两遍。

　　病房电视挂在墙角，正播新闻。中国有一座城封了，镜头里的人穿着防护服，隔着面罩说话。护士进来换药，抬头看了一眼，又去核对床头的名字。燕伯拿遥控器关了电视。华龄儿动了动嘴，面罩里泛起一层雾。他俯下身，才听清那两个字。

　　“开着。”

　　燕伯以为他要看新闻，正要再按，华龄儿轻轻摇头。

　　“灯。”

　　床头的小灯本来亮着。

　　燕伯走过去，把灯罩转了转，让光落到被子和手边，再问：“这样行吗？” 华龄儿望着那一小块光，点头。

　　燕伯把遥控器放下，回到椅子上。这一次，他没有坐在灯影外面，连椅子也往亮处挪了一点。

　　最初两晚，护士到点便来劝家属回去。后来见燕伯总坐着，便替他找来一条毯子，教他把椅背放低。他仍每天回家一趟，取东西，洗换下的衣裳，再赶回来。出租车停在门前等，他开门时总下意识放轻，以为里面的人已经睡了。

　　屋里却是黑的。

　　灯亮起来，饭桌、两把椅子、门后的铜挂钩，都在原处。

　　华龄儿的夹克挂在第二个钩子上，袖口磨得发白，口袋鼓着。燕伯经过，手碰到衣袖，扶正了，没有往里摸。他把剩粥倒掉，洗净电饭锅，又给葱浇了水。拿好衣服，才进卧室找证件。靠墙那只枕头还留着一个浅窝，里面有两根短头发。

　　另一只枕头却平平整整，被角也理好了，是华龄儿早上出门前替他弄的。

　　那时，他还想着晚上要回来。

　　燕伯俯下身，把那两根头发看清，最后只拉开柜门，拿走铁盒里的文件。临出门，他摸了一回门链。扣上，再取下来，才出去上锁。

　　二月二十二号，礼拜六，拗九。

　　燕伯清早回家，煮了一锅线面。

　　柜里还剩去年买的那一把，纸包打开，碎面掉了几根，他用手拢起来，也一同下锅。鸭蛋是这几天新买的。他挑了两个，煮熟，剥壳，放进汤里烫热，再装进保温饭盒。等水开的时候，天才蒙蒙亮。

　　无花果树光着枝，麻雀落在上面，叫了两声。拗九是孝敬父母的日子，陈姨从前说过。

　　二十一年前，也是这样的日子，华龄儿提着一个报纸包回来，里面一把线面，两个鸭蛋，给他补过一回生日。

　　那时候他们谁也不大会说话，有些心思隔了许多年才明白。如今明白了，反倒连一句平常话都说得难。燕伯拧紧饭盒，停了停，又松开检查一遍。

　　汤没有漏。

　　他拿干布擦净外面，装进袋子，去医院。

　　饭盒一打开，病房里便有了葱花和面汤的香气。

　　华龄儿睁开眼，看见面，目光停在上面。燕伯把筷子拆开，搁在盖子上，手没有再往前送。他知道华龄儿吃不了，连说一句话都得攒一阵气。可面已经煮好了，放在这里，像还有一件他们能照常做的事。华龄儿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腕。

　　“你吃。”

　　燕伯看着他。他又动了动手指，指向饭盒。

　　“吃。”

　　燕伯坐下，把饭盒放到膝上，挑起第一筷子。

　　面细，绕在筷头，得慢慢送进嘴。他平日不这样吃，华龄儿以前总嫌他急，怕他烫着。

　　如今他便吃得慢一些，让华龄儿看清自己吃了。华龄儿的眼睛跟着那双筷子。面挑起来，放下，鸭蛋分成两半，半个半个地吃。吃到第二个蛋，燕伯忽然有些咽不下去。他低着头，等那阵堵塞过去，又舀了一口汤。

　　最后，饭盒里空了。汤也喝干净，没有剩一粒葱花。华龄儿看了看，眼角微微弯起来。

　　燕伯把筷子放下，说：“好吃。” 华龄儿轻轻点头，像这一碗仍是他煮的，终于等到了燕伯这一句话。

　　下午，他睡了很久。燕伯没收饭盒，盖上放到一旁，仍握着他的手。

　　窗外一点点暗下去，走廊换过一班人，推车从门前经过，轮子碰到门槛，轻轻颠了一下。六点多，华龄儿醒了。他先看灯，再看燕伯，嘴唇动了动。

　　燕伯凑过去，听见他说家里的门。

　　“好好锁着。”燕伯说，“我检查过了。”

　　华龄儿还望着他。他只好顺着那句问话，补上一句。

　　“链子也好好的。”

　　其实人出了门，门链便挂不上。早上他扣过一次，临走还是得取下。可此刻，他没有解释这些。他把华龄儿指间那只松了的戒指轻轻扶正，让他安心。

　　华龄儿这才闭了闭眼。隔一会儿，又说：“你说一遍。”

　　“什么？”

　　“我回来了。我教你的那句。”

　　燕伯看着他，慢慢说了。二十年，他还是说不准。第一个字高了，第二个字吞进去，最后那个弯拐得也不对。

　　说完，他等着华龄儿纠正。华龄儿听了许久，嘴角轻轻动了一下。

　　“差不多。”

　　燕伯摇头，想说你再教一次。华龄儿已经合上眼。他便把那句话咽回去，手仍握着，等他歇够了再醒。

　　九点，护士量体温。

　　十点，医生过来，看了监护仪，又站到燕伯身旁，低声问了几句。燕伯回答得清楚。医生走后，他把椅子拉得更近，膝盖抵住床沿。

　　华龄儿手上那些细黑印，洗了多少年也没洗掉。指节有一道旧疤，素圈在指根松松地转。

　　燕伯轻轻推正，又怕弄疼他，不敢再用力。十一点，呼吸慢下来。一下，隔很久，再一下。每一口气末尾，仍有他熟悉的那一点响。他听了二十多年，从一间屋听到另一间屋，常常就是听见这一声，才能放心睡去。

　　如今，他只能靠它来等。燕伯低下额头，抵着华龄儿的手背。听见了，就在心里应一声，再等下一次。下一次来了。

　　他再等。

　　十一点四十分，那一点响没有再来。

　　燕伯没动。他把呼吸放得很轻，怕是自己的声音盖过去，听漏了。等了一会儿，又把脸偏近些，耳朵朝着床。门开了，有人进来。仪器的声音停下，医生在旁边说话，护士问他要不要叫个人来。他都听见了，却没能把这些话连起来。华龄儿的手还在掌心里。

　　还没有凉。

　　他抬头看了一眼，面罩里的雾已经散净，脸安安静静的。

　　燕伯等着那一层薄雾重新出现，等到眼睛发涩，也没有等到。

　　“阿华。”

　　声音很轻，和平时半夜叫他挪一挪没有分别。

　　没有人应。

　　燕伯的拇指停在戒指上。

　　他想再叫一声，嘴张开，才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了。

　　护士替他整理好面罩和管线，退到门外。燕伯坐了很久，才伸手拨一拨华龄儿额前的短发。拨过一遍，又用掌心轻轻抚平。那一点凉，从指尖慢慢传过来，他把手拢紧，像从前暖手那样，却怎么也暖不回去了。床头灯还亮着。

　　再过五天，二月二十七号，他就满四十岁。

　　燕伯记得红纸上写的生辰，也记得他小时候就没好好过过生日。原本想着等这回出院，再补一顿，买点他能吃的东西，不用多，两个人在家就行。

　　他把这些安排一件件想完，才发现没有哪一件还能做。

　　四十岁。

　　他看着那张脸，怎么也没能把这个数和眼前的人对上。

　　从前只顾着盼他长大，后来只顾着过日子，总以为还有许多年。

　　灯一直开着。他没有关。

　　后来的几天，燕伯又回到了一个个窗口前。死亡证明，火化手续，证件副本。递进去，拿回来，问姓名，问日期，问与死者的关系。
　　他答配偶，答丈夫，答得很熟。终于没有人再对这个称呼迟疑，他却常在答完后停住，得等对方再问，才知道往下办。殡仪馆在北方大道。年轻人摊开册子，让他选木的、石的，还是瓷的。燕伯指了一只白瓷小坛。

　　“这个。”

　　问要不要仪式，他摇头。

　　要签字了，才想起华龄儿也许另有想法，可从前谁也没有把这些话说全。他握着笔，在“与死者关系”下面写了丈夫。写完，盯着那两个字，又停了许久。

　　办理后续手续时，有人再次核对旧名字。

　　“WAH LING，也是他？”

　　“是。”

　　“那得把旧记录核对一下。你稍等。”

　　燕伯站在窗口前，听键盘一下一下响。

　　二十一年，两个名字各在一处，记录着他走过的不同年月；如今终于放在一起，屏幕上却多了一项死亡日期。

　　他忽然想起华龄儿在厨房里笑他：“你又吹高了。”窗口的人抬头问了一句话，他没听清，便请人再说一次。对方把收据递出来。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下面一行，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二日。燕伯沿着字的下方折了一道，把日期藏到里面，放进口袋。

　　三月五号，他去领骨灰。

　　交到手里时，他下意识托了一下底，怕重，接稳了才发觉，轻得出乎意料。他两只手都没敢松，站在柜台前，听人交代注意事项。

　　白瓷坛上覆着一块红布，是他从母亲留下的针线盒里找出来的。布不大，他前后比过，恰好能盖住。回家仍坐七号线。车厢里有人戴口罩，有人把围巾拉到脸上，彼此坐得很远。他把坛子放到膝上，抱着。

　　到了原来叫谢伊球场的那一站，天桥从车窗外掠过去。

　　有一年，他在这里等到过一个人。

　　那人从对面楼梯上来，走到中间停下，喘一口气，抬头看见他。

　　燕伯偏过脸，直到车开远，才慢慢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