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第 101 章 一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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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十一月十号，家里都吃线面。
这规矩究竟从哪一年开始，后来两个人竟说不到一处。燕伯记得是重逢后的第二年，华龄儿却说，是搬来法拉盛以后。说起这事，他们各有各的道理，说到最后，锅里的水开了，华龄儿转身去下面，燕伯便替他把碗摆好。
两只碗，一碗两个鸭蛋。四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线面一直买东百老汇那家的。二〇〇九年，老板娘回长乐，店留给侄女，面还是照旧做。每到十一月初，华龄儿便坐七号线进城，带回两把，一把留到这天吃，另一把用纸包好，收进柜子。吃完面，燕伯洗碗。这也是规矩。
煮面时，华龄儿常吹口哨。调子短，翻来覆去只有几句，燕伯听熟了，问是什么歌。
“不知道。我阿妈在船上哼的。”
“有词没有？”
“没有。她哼了好几天，我就记住了。”
后来燕伯也会了，只是第三句总往高处走。
他在水池边吹，华龄儿便在灶前听，等他吹完，再从头吹一遍。
燕伯偏头看他，他只管低头搅面，嘴角有一点笑。
十来年的日子，有时想起来，倒是这样的事记得清楚。
哪一年换了工作，哪一年修过屋顶，未必立刻答得上来；可厨房里那几句口哨，闭着眼也知道，下一声该从哪里接。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六号，上午十点，燕伯在事务所会议室里见一对客人。
一个从爱尔兰来，签证再过四个月就到期；另一个在布朗克斯长大，开公交车。
他们在一起十一年，三年前去康涅狄格结了婚，可那张结婚证到了联邦的手续里，仍帮不上忙。
燕伯替他们备了两套材料。一套眼下能交，另一套等着。等多久，谁也不能给个准话。开公交车的那位已经来过好几次，进门总问：“有消息吗？”这一天却没有问。他把一叠补来的账单放到桌上，抹平边角，等燕伯看。
会议室没关门，外面有人开着电视。十点刚过，外头忽然静下来，随即有人喊了一声。戈德堡出现在门口，手里还捏着眼镜。
“推翻了！”
燕伯抬头看他。老人点了点头。爱尔兰人没听明白，先看门口，又看燕伯。燕伯低头，把桌上第一套材料推开，将一直等着的那一套拉到面前。
“用这一套。”
他把纸张理正，才继续说：
“现在可以交了。”
对面两个人都没动。开公交车的那位盯着他，像还在等后半句，等一个“但是”。燕伯便又说了一遍。
“你可以替他申请了。”
那人忽然低下头，两只手捂住脸，哭出了声。
爱尔兰人搂着他的肩，嘴上说着什么，自己也一边笑，一边抹眼睛，越抹越多。燕伯没有递过去新的问题。他把纸巾盒推近，坐着等他们缓过来。第一页上的日期原先空着。他拿起笔，填上今天，最后一笔落下时，才觉出自己的手也不稳。
那天，他不到七点就回了家。厨房亮着灯，华龄儿在窗台前浇葱，听见开门，回头说：“新闻里说了。”
“嗯。”
“你的客人呢？”
“今天就交了两对的材料。还有一对，明早来签字。”
华龄儿点头，把壶嘴移到另一边。盆里有几根葱黄了尖，他伸手掐掉，放在掌心，半天没有扔。燕伯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等了十一年。”他说。
华龄儿知道他说的是客人，却还是看了他一眼。过了一会儿，他把葱叶扔进垃圾桶，问：“吃过没有？”
“没有。”
“我也没有。”
他盖好水壶。
“等你呢。”
他们在五楼住满十年以后，楼梯渐渐成了一件难事。
起初华龄儿只在三楼歇一歇，掏钥匙，看看有没有信，好像手边恰好有事。
后来连话也顾不上说了，扶着栏杆喘，等那阵气过去，才继续上。二〇一四年三月，一个礼拜天，两个人从超市回来，一人提着两袋东西。到了三楼，华龄儿把袋子放在台阶上，站了一阵。燕伯接过一袋，没说什么。
上到四楼，他忽然坐下了。塑料袋碰到台阶，里面滚出一只洋葱。燕伯伸脚挡住，抬头看见华龄儿一只手按在胸前，嘴唇正一点一点发紫。
“阿华！”
没有回答。燕伯把东西放下，蹲在他面前。楼道窄，两个人的膝盖抵着，他听得见华龄儿每一口气吸进去有多费劲。
“先不走。咱们就在这里坐。”
华龄儿闭着眼，缓了很久，才伸手碰了碰他的胳膊。
“我歇一下。”
燕伯点头，手掌仍放在他膝上。他往上看了一眼。离家只剩一层楼，那盏他们每天开着的灯，就在头顶上。
从前从没觉得这么远。
那一周，燕伯请了两天假，去找房子。
华龄儿说不用急，住惯了，换地方麻烦。燕伯当时应着，第二天仍旧拿着地址出门。
十几处看下来，最后找到一栋小楼的一楼，有后院，院里长着一棵没人修剪的无花果树。
房东是个台湾老太太，问几个人住。
“两个。”
“另一个是你什么人？”
“我先生。”
老太太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翻钥匙。
“那好，两个男的，清静。”
看完房，燕伯走到院里，给华龄儿打电话。电话接通，他先说了一楼，又说有个院子，能种葱。华龄儿在那头没应声。
“你什么时候来看看？”
过了片刻，他才说：“礼拜天吧。”
搬家时，托雷斯的两个儿子来帮忙。
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得比父亲高，床垫抬起来便走，不用再在三楼停下喘气。华龄儿坐在新屋门槛上，看他们一趟趟往里搬。那只十人份的电饭锅，锅底磨花了，内胆换过一次；两把椅子，有一条腿用铁丝缠着；书架上除了判例集，还添了修车手册和三级英文课本。
东西比头一次搬家多了许多，没有哪样舍得丢。
燕伯把门后的铜挂钩拆下来，带到一楼。钉第一颗钉子时，华龄儿从门槛上起身，走过来扶着木条。
“高了点。”
燕伯往下挪了一寸。
“这里？”
“嗯。”
两个人的外套重新挂上，袖子又碰到一起。
丘园那张合影也搬来了。托雷斯拿一次性相机拍的，两个人站得笔直，谁也没笑，冲出来还有点糊。华龄儿擦净镜框，照旧摆好。
那盆葱搬到后院，入籍时的小纸旗褪成了粉色，仍插在土里。铁盒最后才放进衣柜，靠墙，最上面一层。
交还旧屋钥匙那天，燕伯在楼下等了许久。再上去，华龄儿还在厨房。
屋里空了，没了桌椅，脚步都有回声。他一只手搭在开关上，按一下，灯灭了，再按，又亮。燕伯没有立刻叫他。
这间厨房里，华龄儿煮过多少碗面，已经算不清了。
窗下那块地方原先摆着小桌，燕伯在那里读完了法学院；灶边墙上还有一点擦不掉的油迹，是十多年过日子留下来的。
“新屋那盏灯，”燕伯说，“我试过了，亮着呢。”
华龄儿转头看他，手慢慢放下来。
“走吧。”
下到三楼，他还是得停。燕伯陪着他站在栏杆边，他回头往上望，五楼门已经关好，门缝里不再透光。等喘匀了，他便转过身，跟燕伯一道下去。
到了一楼，华龄儿出门前不必再先想一想，回来还爬不爬得动楼。天暖时，早饭摆在院里。礼拜六燕伯不上班，醒得早也不起来，躺着听水声，听锅铲沿着锅边一下下刮。华龄儿做锅边糊，米浆前一晚就磨好，浇下去，烫成薄片，再铲进汤里。
燕伯披件衣服，站到厨房门边。
“看什么？”华龄儿问。
“看你。”
锅铲顿了顿。
“有什么好看的。”
燕伯不答，伸手拿碗。
华龄儿把第一碗递过去，虾米和菜多盛了些。
无花果一年比一年结得多，吃不完，便一袋袋送去铺子。
铺子是二〇〇八年从托雷斯手里接过来的，后来搬到法拉盛河东边，三个工位，一个喷漆间。
喷漆间他不进，重活也逐渐交给徒弟，自己站在旁边看。两个福州来的小徒弟才十五六岁，拧螺丝图快，他便让人拆下来重做。做完拿抹布擦净，确认没有渗油，才准交车。
有一天，小徒弟捧着无花果问：“阿叔，你先生做什么的？”
“律师。”
“那你们家肯定他说了算。”
华龄儿看着工单，想了想。
“饭是我煮的。”
旁边几个人都笑。他也笑了笑，低头继续对账。
等到二〇一六年，轮到燕伯的腰出了毛病。
案子多，他常一坐半天，起来时得扶着桌沿等一会儿。
一次在法院走廊候庭，三个钟头过去，叫到他，他竟没能立刻站起来。书记员过来搭了把手，他道了谢，回家却没提。华龄儿还是看见了。那晚燕伯弯腰解鞋带，弯到一半，动作停住。华龄儿放下饭碗，走过来蹲下，替他把鞋带一根根松开，脱了鞋，并排摆好。
燕伯扶着门框，低头看他。
“明天去看医生。”
“忙完这两天——”
“明天。”
燕伯没再争。片子拍出来，说是椎间盘出了问题，得少坐，多活动。燕伯答应得好，案卷一摊开，仍常常忘了时间。
过些天，华龄儿给他拿来一个靠垫。旧车座的海绵，外面包一层布，自己缝的，针脚大，有一角歪着。燕伯翻过来看，他伸手来拿。
“嫌难看，我再拆了缝。”
燕伯抱住了。
“谁说难看。”
第二天就带去事务所，绑在椅子上。戈德堡看了半天，听说是他先生做的，便说下回也替自己缝一个。燕伯回家转述，华龄儿看他一眼。
“让他少坐。”
说完，把燕伯面前的书合上。
“你也起来，陪我去院里走走。”
第二年春天，事务所接了一个洪都拉斯女人的案子。
她去法院办罚单的事，在门外被带走。两个孩子还在学校，到了放学也没人接。
燕伯辗转找到她表姐，安顿好孩子，当晚便去了新泽西的拘留所，在停车场等到天亮。隔着玻璃，女人连自己的案子都顾不上问，只一遍遍说孩子。
“在你表姐家。吃了饭，也睡了。”
她这才哭出来。燕伯坐着等，等她能听进去话，才告诉她，送来要签的东西先看清，不明白就找他。
那段时间，他一周有三天往拘留所跑。管事的合伙人找他谈，先说别的客人在等，又说这样的案子挣不了钱。燕伯说知道。
“你再这么做，升不了合伙人。”
他沉默片刻，还是那一句。
“我知道。”
回到家，华龄儿在院里浇葱。
“又去那边了？”
“去了。”
华龄儿关上水，咳了两声。燕伯接过壶，等他缓过来，才把合伙人的话说了。说完，院里静了一阵。
“你想不想再去？”华龄儿问。
“她下周还有一次。”
华龄儿点头，往厨房走。
“那就去。出门前吃点东西，别总空着肚子。”
燕伯站在原地，看着他走进亮着灯的屋里。
夜里躺下，华龄儿翻身把手搭在他背上，他伸手往后摸到，便握住了。
家里那盏灯，原是轮着留的。
谁晚回来，另一个便替他开着。后来燕伯晚得多，华龄儿也不再等他打电话，天一暗就开，饭菜在锅里温着。搬到一楼以后，不用再仰头找五楼的窗。
燕伯走到街角，隔着铁栅栏就能看见那一块暖黄的光。他总要停一停，再走过去掏钥匙。华龄儿有时已经在沙发上睡着，膝上搭条毯子，遥控器还拿在手里。燕伯关掉电视，替他拉好毯子，先在旁边坐一会儿。
两个人都不年轻了。
坐得太久，燕伯起身时得扶一下椅背；华龄儿的呼吸声，也比从前重。
屋里静下来，每一口气末尾那一点轻响，就能听得清清楚楚。燕伯把手放在他手背上，等他睡匀，再叫他回房。
他常想，等手里这几件案子办完，要早些回来。
几件办完，又有几件。
二〇一八年冬天，床头多了一个蓝色吸入器。
它放在燕伯那盏台灯旁边，夜里伸手就够得着。华龄儿咳嗽前，总先坐起来，背过去，用被子捂住嘴。
燕伯不出声，只在黑暗里数，一声，两声，三声；等那阵咳过去，再听他慢慢躺下。华龄儿以为没吵醒他。他也从不拆穿。有时躺下前，华龄儿还要去摸一回门链。快二十年了，换过房子，换过门，那只手仍要摸到链子扣稳，才肯回来睡。
那年有一晚，他在灶前煮面，又吹起那支调子。吹到第三句，气没接上，停住了。燕伯抬眼等着。他背对桌子站了一会儿，重新拿起筷子。
“以后你吹。”
“你吹得好。”
华龄儿搅着面，过了半天才说：
“你吹高了，我也听得出来是那一支。”
燕伯手里的书没有再翻。他想说，慢些吹也行，不吹也行，你站在这里就行。华龄儿已把面端过来，催他趁热吃。
有一夜，燕伯忽然听不见那一点响。他猛地坐起，手已经摸上华龄儿的胸口。掌下缓缓起伏，接着，那一点熟悉的气声又回来了。华龄儿被惊醒，迷迷糊糊地问怎么了。
“没什么。”
燕伯躺回去，手却没拿开。直到天亮，华龄儿翻身，才把他的手轻轻挪到被子里。
第二天，燕伯买回一个夹在手指上的血氧仪。华龄儿摆弄半天，先夹在燕伯指上，等数字跳到九十九，便摘下来。
他要放回盒里，燕伯拦住了。
“你的也量。”
华龄儿看了看那只小东西，又看燕伯。最后伸出手，让他夹上。两个人一起盯着数字，谁也没有说话。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号正逢礼拜天。
往年到了这时候，线面早该买回来了，柜子里却空着。
华龄儿说他去过，到了伍德赛德喘得厉害，坐了半个钟头，只好又回来；又说听人讲，那家侄女不做线面，改卖奶茶了。
燕伯听完，没问。他自己穿上外套，进了城。店还在那里。招牌没换，柜台后的侄女见了他便笑，说白头发的叔叔又来了，又问你家那位怎么好久没见。
“在家歇着。”
侄女包好两把线面，又塞进四个鸭蛋。
燕伯要付蛋钱，她摆手，说姑姑交代过，他们家的鸭蛋不收钱。回程过伍德赛德，他往站台上看。长椅上坐着人，一个低头看报，一个抱着购物袋。
他不知道华龄儿那天坐在哪个位置，怎么独自等着气喘过去，又怎么提着空袋子回家。
车继续往前，经过原先叫谢伊球场的那一站。球场换了，站名换了，天桥栏杆也刷过新漆。他望着那段楼梯，直到它从眼前退过去。
到家时，水已经烧上。华龄儿看见他提的东西，问：“买到了？”
“买到了。她问你好。”
华龄儿点头，接过面，低头拆纸包。燕伯没有问店不是改卖奶茶了吗，只把鸭蛋拿到灶边，一只只放好。
“她姑姑给的，说不要钱。”
华龄儿手里停了一下。
“她还记得。”
“记得。”
面下了锅，华龄儿拿长筷子拨开，背又瘦了一些。旧毛衣空荡荡的，肩胛骨顶出两块。燕伯站在后头，本想接过筷子，手伸出去，最后只替他把旁边的碗挪近了。
这一锅面，仍让他来煮。
一碗两个鸭蛋，蛋黄红得很。
华龄儿吃一口，歇一下。咳起来，便放下筷子，等缓过来，再重新拿起。燕伯陪着他慢慢吃，没催，也没有先收碗。后来两只碗都空了，连汤也喝得干净。华龄儿把碗往前推了推。
“明年，我自己去买。”
燕伯看着他，想说我陪你去，话到嘴边，却只答：
“好。”
他端起两只碗去洗。洗到第二只，忽然停住，手泡在温水里，没有往下动。背后响起椅脚挪动的声音。华龄儿起身去门口，摸过门链，又回来坐下。燕伯听见了，赶紧把水开大些。
“怎么洗这么久？”
“马上。”
他应了一声，低头把已经洗净的碗又擦了一遍。擦干，放好，转过身来时，华龄儿还坐在灯下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