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无灯》迟燃

100、第 100 章 登记

　　那张表，是二〇〇一年十一月最后一个礼拜一填的。出门前，燕伯把宪法课本从书架上抽下来，翻到中间。表还夹在那里，对折的地方已经压出一道白印。他在桌上摊平，用手掌压了压。华龄儿站在旁边，看见上头有几栏已经填好了，另一个人的姓名却空着。

　　“这里填我的？”

　　“嗯。”

　　华龄儿拉开椅子坐下。燕伯把笔递过去，他接了，低头写自己的名字。郑连生。写完，他把表往燕伯那边推了推。

　　那块空了两年多的地方，总算填上了。

　　市政府书记官办公室在钱伯斯街。一楼大厅里挤着人，一排窗口上方挂着牌子，办出生证明的，办结婚登记的。同居伴侣登记在最边上，前头排了七对。两个女人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孩子站不住，蹲下去摸地砖上的花纹，被其中一个轻轻拉起来。再前面是两个老头，一个拄着拐杖，另一个替他拿着表，隔一会儿就俯下身问他累不累。

　　华龄儿看了一会儿，把手里的表换到另一边。燕伯伸手来接，他却摇摇头，自己拿着。轮到他们，窗口里的女人接过表，从上往下看，看到第二栏，抬眼问：

　　“郑连生？”

　　“是。”

　　“出生日期，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是。”

　　她在格子里打了个勾，又向燕伯核对了一遍，随后把表转过来，推到窗口外。手指点在最底下的两条横线上。

　　“两个人都签。”

　　燕伯先签，签完把笔递给华龄儿。华龄儿把表拉近，弯下腰，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写。窗口的台面有些高，他写得不顺手，最后一笔收住，又仔细看了看。两个名字，一上一下。他拿手指在自己的名字底下按了一下，才把表交回去。女人收了三十五块钱，盖章，递出一张白色硬纸卡。上面印着他们的名字、登记日期，还有一个编号。

　　华龄儿接过去，翻到背面。

　　背面是空的。

　　“就这样？”

　　“就这样。下一位。”

　　走到大厅门口，华龄儿又停下来，看了一遍那张卡。

　　“有了这个，医院就让你进？”

　　燕伯说：“有些让。” 华龄儿没有再问。他打开皮夹，把卡片放进最里面那层，和那张叠成四折的画放在一起。放好以后，又隔着皮子按了按。

　　出了大楼，燕伯在坚尼街一家金铺门口停下来，进去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只素圈。

　　没有花纹，也没有盒子。华龄儿看着他，把左手伸了过去。

　　燕伯替他戴上，大了一点，在指根上转。

　　"你的呢？"

　　"以后再说。"

　　那张卡先跟着他们在七十一街住了两年。

　　二〇〇三年夏天，燕伯从亨特毕业，进了黄律师的事务所做文书。法学院的学费还没有着落，他打算先做几年，攒些钱。华龄儿的铺子在铁三角，每天来回要花不少工夫。

　　两个人商量着搬近些，找了一个多月，才在法拉盛找到一栋红砖楼。

　　五楼，没有电梯。两间房，厨房朝北，窗下是一家韩国人开的洗衣店。华龄儿把几扇窗都推开看过，又去试门锁。燕伯站在空屋中间，问他怎么样。

　　“行。”

　　“就是楼高了点。”

　　“我一天上去下来多少回，也没少块肉。”

　　他从门口走回来，又看了看厨房。

　　“这儿能放张桌子。你看书用。”

　　搬家那天，托雷斯开来铺子里的小货车。一张床垫，两把椅子，一个书架，十几箱书，再加一只电饭锅，便是他们全部的家当。托雷斯扛着床垫爬到三楼，靠墙喘气，问他们为什么不找一楼。

　　“一楼贵。” 华龄儿在上头接话。

　　托雷斯仰起脸，看了看还没爬完的楼梯，骂了一句。华龄儿下去搭手，两个人抬着床垫，又往上挪。电饭锅倒是新的。日本牌子，十人份，华龄儿特意去买的。燕伯看见纸箱上的字，说：“就我们两个人，用不了这么大。”

　　“用得了。”

　　头一顿饭便煮多了。两个人坐在纸箱中间吃完，还剩下大半锅。燕伯掀开锅盖，看了华龄儿一眼。

　　“明早煮粥。” 华龄儿说。

　　燕伯笑了，盖好锅，没有再说。

　　吃过饭，燕伯在门后钉了一排铜挂钩，一共三个。

　　华龄儿替他扶着木条。最后一颗钉子敲进去，燕伯把自己的外套挂上去，往后退了退，看歪没歪。华龄儿伸手，把旧夹克挂在旁边。两件衣裳挨着，袖子碰到一起。第三个钩子暂时空着。

　　在新家住的第一晚，燕伯半夜醒过一回。门口有一点轻响。华龄儿站在那里，伸手摸门链。摸到链子好好挂在槽里，才停下来。他回到床上，仍睡靠墙的那一边，躺下时很轻，怕把燕伯弄醒。燕伯闭着眼，没有出声。过了一会儿，他翻过身，手臂搭过去。

　　华龄儿的背起初有些绷着，渐渐也松了。

　　日子就在这间屋里安顿下来。

　　到了冬天，楼下烘干机的热气从通风口冒上来，厨房玻璃总蒙着一层雾。燕伯坐在窗下看书，看累了，便拿手抹出一小块，望一眼街上的灯。第三个挂钩也没空多久。先挂雨伞，后来多了一顶毛线帽，再后来，托雷斯的妻子送来一条围巾，华龄儿也挂了上去。

　　书架渐渐放不下了，法律书摞到厨房的小桌上。燕伯白天做文书，晚上准备申请法学院，常常看到半夜。

　　华龄儿十点收工，进门先往厨房看。灯还亮着，他便放轻脚步，洗澡，煮面，把碗搁到燕伯手边。有一回，燕伯头也没抬，说了声谢谢。等想起面来，汤上已经结了一层薄皮。

　　他端着碗进卧室，想跟华龄儿说句话。人已经睡着了。

　　床外侧空得整整齐齐，枕头放平了，被角掀开，留着他躺下的位置。燕伯站了一会儿，端着碗回厨房，把面吃完。那以后，华龄儿再把面放下来，他总要先合上书。

　　二〇〇四年冬天，铺子里送来一辆一九七二年的老奔驰。

　　车主是个德国老太太，住在森林小丘。她想修好发动机，开去丈夫的墓地，让他再看看这辆车。华龄儿修了三个礼拜，回家时身上总带着一股洗不掉的机油味。取车那天，老太太在驾驶座上坐了许久。发动机响起来，她扶着方向盘，忽然用德语对他说了一句话。

　　华龄儿没听懂，回家学给燕伯听。学到一半，自己先皱起眉，重来一遍，还是不大像。燕伯听了好几回，才猜着。

　　“大概是说，它又能跑了。”

　　华龄儿低头吃了两口饭。

　　“她走的时候，开得特别慢。”

　　燕伯看向他。

　　“我在外头看着，她开到街口，还停了一会儿。”

　　说完，他又把那句德语轻轻念了一遍。这一回，有两个音总算对了。

　　又过了一年多，到了二〇〇六年三月，华龄儿去布鲁克林宣誓入籍。

　　那天有雨。

　　礼堂里坐着几百个人，燕伯留在外面的走廊等。四周都是等家人的，有人抱着花，有人抱着孩子。一个老太太捧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男人还很年轻。燕伯在窗边站了很久，听见里面隐隐传出说话声，随后是掌声。门开了。

　　人一个个出来，手里拿着牛皮纸信封，有人一出门便被家人抱住。华龄儿走在后头，出来先找燕伯，找到以后，把信封递给他。证书上有照片，有名字，郑连生，有出生日期，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七日。燕伯从头看到尾，才放回去。

　　“收好了，别折。”

　　华龄儿却没接，低头从口袋里摸出一面小旗。纸做的，插在细木棍上，旗角压皱了一点。

　　“里头的人都在挥。”他说，“我也拿出来了。”

　　燕伯等着。

　　“拿了半天，不知道挥给谁看。”

　　燕伯把信封夹到胳膊底下，接过那面旗。走廊里人来人往，他站在华龄儿面前，朝他挥了两下。

　　“我在这儿。”

　　华龄儿看着他，嘴角动了一下，没能笑出来。他转过脸去看窗外。雨顺着玻璃往下淌，燕伯没有叫他，只把那只空着的手握住了。

　　那晚回家，华龄儿踩着椅子，从柜顶取下铁盒。入籍证书放在绿卡上头，下面压着那张白卡片。他把纸角一一理齐，才合上盖子。小旗没有收进去。厨房窗台上种着一盆葱，他把旗插在土里，往后退了半步，又扶正。燕伯第二天早上去烧水，一眼便看见了。

　　那年秋天，燕伯终于进了法学院。

　　学校就在法拉盛缅街一带，离家近，省下的路程都用来读书。家里少了一份进账，华龄儿接的活却多了。有时周日也去铺子，说有辆车等着用，得赶一赶。

　　燕伯知道他在赶什么。两个人对着账本算过学费、房租和水电。算到最后，华龄儿拿笔把自己那一栏的工钱往上改了一点。燕伯按住他的笔。

　　“别把自己累坏了。”

　　“知道。”

　　“你每回都这么说。”

　　华龄儿把笔抽出来，盖好。

　　“你先把书念完。”

　　到了二〇〇九年一月，离毕业只剩下一个学期。

　　那年冬天格外冷。华龄儿咳了好几天，嫌去看病费工夫，买了药，照旧上班。燕伯问起来，他总说快好了。

　　那天夜里，两碗面刚端上桌，他忽然放下筷子，弯着腰，半天没直起来。燕伯伸手一摸，掌下烫得吓人。三十九度八。他去拿电话，华龄儿还想拦，手伸到半道，已经喘得说不出话。

　　救护车来时，燕伯只记得拿上两个人的皮夹，跟着担架下楼。五层楼梯，他一路盯着华龄儿垂在毯子外面的手，到了街上，才发觉自己连外套都没穿好。

　　急诊室的门在他眼前关上。

　　窗口里的人问：“你是病人的什么人？”燕伯打开皮夹，抽出那张白卡片。用了七年多，卡的边已经起毛。他沿着窗口推过去，手指还压在上面。

　　“他的同居伴侣。登记过的。”

　　对方拿起来看，翻到背面，又翻回来。

　　“你等一下。”

　　她打了个电话。燕伯站着听，听见她说病人的名字，说登记，说亲属关系。电话放下了。

　　“病人在重症那边。那边只让直系亲属进去。你先在这里等。”

　　“他没有别的家属在这里。”

　　“我们再问一下。”

　　“他喘不上气。送来以前一直在发烧——”

　　“里面有医生。”

　　燕伯停住。窗口里的人把卡递还给他。

　　“先坐吧。”

　　候诊室的塑料椅子连成一排，钉在地上。

　　燕伯坐下，又站起来，找了个能看见那扇门的位置。

　　墙上的电视在报天气。有人抱着发烧的孩子来，孩子哭累了，睡在母亲怀里；又有人被叫进去，过了一阵，家属也跟着进去了。燕伯看一眼门，再看一眼钟。第一回去问，对方说还在问。第二回，值班主管没空。第三回，窗口换了人。

　　“你是病人的什么人？”

　　燕伯站在那里，把皮夹重新打开。卡片夹得有些紧，他抽了两次才抽出来。

　　“他的同居伴侣。”

　　他把卡放下，这一回没有松手。

　　“我们住在一起。送来以前他吃了什么药，烧了多久，有没有过敏，我都知道。你们要问什么，可以问我。”

　　对方听完，还是说：“你等一下。”

　　燕伯低下头，看见自己的名字紧挨着郑连生，印在同一张卡上。

　　他已经快念完法学院了。他知道州里五年前就有了立法，登记过的伴侣，医院得当家属看。

　　他告诉对方，窗口里的人点点头，说她会转告。他也知道，一条法律文字从纸上走到一扇门前，要走多久。

　　可那扇门里，华龄儿正喘不上气。

　　他连华龄儿这会儿是不是醒着，都不知道。

　　“麻烦你。” 他说，“再替我问一次。”

　　回到椅子上，他想起多年前中心走廊里的那个男人。衬衫熨得很平，坐在那里，问他那封信到底有没有用。

　　当时他年轻，听见那句话，只想着总会有办法。如今他把卡片握在手里，椅子冰凉，门始终没有开。

　　第四个钟头，一个护士从里面出来，叫郑连生的名字。名字念得不准，燕伯还是立刻站起来。

　　“他怎么样？”

　　“他一直在找你。”

　　护士看了他一眼。

　　“好几回要起来，差点把管子扯掉。你进来，别让他再乱动。”

　　她转身推门，用肩膀抵住，示意他进去。

　　没有再问他是什么人。

　　华龄儿躺在最里面那张床上，戴着氧气面罩。

　　看见燕伯，他的眼睛一下睁大，手从被子里伸出来。伸到一半，没了力气，落在床沿。

　　燕伯快走几步，握住了。那只手烫得厉害，手指却在发抖。

　　他想问华龄儿难不难受，想告诉他自己一直在外头，话堵在喉咙里，一句也没说出来。华龄儿往下扯面罩。燕伯赶紧俯身。

　　“你别动，我听得见。”

　　“门……”

　　他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清。

　　“家里的门。链子挂了没有？”

　　燕伯看着他。出门太急，他连锁都没顾上。那两碗面还在桌上，厨房的灯也没关。华龄儿望着他，等一个回答。

　　“挂了。”

　　燕伯握紧他的手。

　　“挂好了。你睡吧，我在这儿。”

　　华龄儿这才点了一下头。眼睛闭上，手指却仍勾着燕伯。燕伯坐到床边，另一只手把那张卡收回皮夹，收了两回，也没能放进原来的夹层。后来，他索性把皮夹搁下了。

　　华龄儿住了十一天。

　　出院那天，燕伯趁办手续的空当，先回去收拾屋子。

　　门果然留着一条缝。屋里冷透了，厨房的灯还亮着。两碗面摆在桌上，已经干结成团。他站在桌边，忽然记起华龄儿那晚放下筷子时，还说了一句，别打电话，歇歇就好。他把面倒掉，洗净碗，关上灯。屋里暗下来，他又把灯打开。

　　走到门口，挂好门链。拉一拉，取下，再挂上。

　　金属碰在一起，轻轻响了一声。燕伯扶着门，低下头，直到呼吸平稳了，才出门去接华龄儿。

　　这一场病过去，家里的药箱挪到了最顺手的地方。

　　华龄儿起先嫌他紧张，后来再咳嗽，便自己先说，今天没有发烧，体温量过了。燕伯不跟他争，只把水杯放到他手边。那年春天，他念完最后一个学期，夏天备考。

　　到了二〇一〇年一月，终于拿到律师执照，进了曼哈顿一家做移民案子的事务所。

　　办公室在百老汇大道一栋旧楼的十一层。六个律师，三个助理，一台总爱卡纸的复印机。第一天上班，他清早出门，华龄儿还追到门边，替他把翻进去的衣领抻出来。

　　“行了。”

　　华龄儿看了看，手放下，又补了一句。

　　“燕律师。”

　　燕伯笑了，走下半层楼，又回头看。华龄儿还站在门口。

　　上班第一个礼拜，事务所请新人吃饭。

　　管事的合伙人姓戈德堡，六十多岁。吃到一半，他随口问燕伯结婚了没有，太太做什么工作。桌上的人都望过来。燕伯把杯子放下。

　　“我没有太太。”

　　他停了一下，接着说：

　　“我跟他住在一起，快十年了。他叫郑连生，是修车的。”

　　戈德堡放下叉子，看着他。

　　“修什么车？”

　　“什么都修。这几年出租车多些。”

　　“沃尔沃修不修？”

　　燕伯怔了怔，才说：“修。” 戈德堡点头，说自己那辆老车的变速箱响了半年，问礼拜六能不能开去看看。

　　礼拜六，他真来了。

　　华龄儿钻到车底下看了半个钟头，出来说是轴承，换一个就好。戈德堡看看他，又看看坐在旧轮胎上等着的燕伯，问多少钱。华龄儿报了个数。对方多给二十块，他数出来，塞回戈德堡西装上衣的口袋，还在外头拍了两下。

　　“用不了。”

　　燕伯坐在旁边，低下头笑。回去路上还在笑。华龄儿被他笑得莫名其妙，问了两遍，燕伯才说：“下礼拜一，我还得去他手底下上班。”

　　“那怎么了？”

　　“没怎么。”

　　燕伯伸手，替他把袖口上一点线头摘掉。

　　“往后他的车，你照常收钱。”

　　又一年过去，燕伯渐渐忙起来。

　　厨房桌上的判例集搬去事务所，家里却还是常有他带回来的案卷。

　　华龄儿收工晚，他下班也晚，有时两个人在楼梯口碰见，一个上楼，一个拎着垃圾下来。站着说两句话，便又一道上去。他们照旧过日子，那张白卡片也照旧收在铁盒里。只在燕伯替两个人整理证件时，才拿出来看看。

　　直到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四号，礼拜五。

　　那晚燕伯在事务所加班。州议会投票的消息传来时，他盯着屏幕，看了两遍，手还搁在键盘上。

　　戈德堡经过门口，敲了敲门框。

　　“回家吧。”

　　“还有一份申请——”

　　“明天再写。”

　　老人看着他，声音放缓了些。

　　“今天晚上，你回家。”

　　七号线车厢里有几个年轻人，脸上画着彩虹，一路唱歌。

　　唱得不齐，几个人各起各的调，唱乱了便笑。到了伍德赛德，他们挤着下车，隔着车窗朝里面挥手。

　　燕伯坐在角落，看着车门合上。隧道里的灯一道道掠过去。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家门钥匙，握住了。

　　到家已快一点。厨房亮着灯。

　　华龄儿坐在桌边，收音机开着，里面反复播报投票的消息。桌上两只碗，一只空了，另一只盖着盘子。燕伯站在门口。华龄儿关掉收音机，抬头看他。

　　“我听见了。”

　　燕伯点点头，脱下外套，挂到门后第一个钩子上。他走到桌边坐下，揭开盘子。面已经坨了，汤也吸干了，上面卧着两个鸭蛋。

　　“凉了，我再给你——”

　　“不用。”

　　燕伯拿起筷子，夹了一口。华龄儿坐在对面，看着他吃。过了一会儿，把那杯水往他手边推近些。

　　“你说过，那张白卡片，有些医院让进，有些不让。”

　　筷子停住了。

　　“是。”

　　“这回办了结婚，医院就得认了？”

　　燕伯把筷子放下，看着他。

　　“得认。”

　　华龄儿没有动。

　　“不能再叫你在外头等？”

　　“我是你的配偶。他们得按配偶的身份待我。”

　　华龄儿低下头，拿手抹了一下桌沿。

　　那里并没有水。燕伯伸手去握他，他却先站起来，说：“你吃。我把碗洗了。”水龙头开得很大。他背对着桌子，把自己的碗洗了一遍，又洗一遍。燕伯吃完，端着碗走过去，放进水池。华龄儿伸手来接，燕伯握住他的手腕，关了水。厨房一下静下来。

　　“那天我一直在外头。”燕伯说。

　　华龄儿的手停在水池里。

　　“我知道。”

　　“我没走。”

　　“我知道。”

　　第二声轻了许多。燕伯从后面抱住他，脸贴在他肩上。

　　华龄儿两只手都是湿的，抬起来，停了一会儿，才按在燕伯手背上。水顺着他们的手指往下滴。谁也没有去擦。

　　从那一晚到真正去登记，还隔了一个多月。法律生效，办公室开始受理，两个人又各自排好工作。燕伯查证件、查手续，在日历上圈定八月九号。

　　礼拜二。临出门，华龄儿把入籍证书放进文件袋，摸了摸，问：“都带齐了？”燕伯检查过一遍，递还给他。

　　“齐了。”

　　华龄儿拉好袋口，握在手里。十年前去钱伯斯街，他也是这样拿着那张表，不肯让燕伯替他拿。

　　丘园的书记官办公室门外，队伍已经排到人行道上。他们前头是两个白了头发的男人。一个穿着旧西装，领带打得很仔细，另一个不时替他理一理领口。排了两个钟头，穿西装的老人没说几句话，手却一直没有松。轮到他们，窗口里的人问在一起多少年了。

　　“四十一年。”

　　窗口里安静了一下。

　　“恭喜你们。”

　　老人点点头，低下脸找证件。手有些抖，身边的人便接过去，替他拿出来。

　　华龄儿看着他们走开。燕伯垂在身侧的手，被轻轻碰了一下。

　　他转过手掌，握住了。

　　轮到他们，核对的仍是姓名、生日、证件。窗口里的人敲了一阵键盘，打出表，推出来，指着最底下。

　　“两个人都签。”

　　燕伯低下头。纸是新打的，平平整整，两个签名的位置并排留着。他签好自己的，把笔递过去。华龄儿仍旧写得很慢。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十年里，他签过工单、支票，签过入籍文件，落笔早已不必这样小心。

　　可这一次，他弯着腰，握笔的手指用着力，直到最后一个字母写完，才慢慢松开。他拿手指在名字底下按了一下。

　　这一回，燕伯看见了。他没有催，就站在旁边，等华龄儿自己把手收回来。

　　他们第二天下午回来举行仪式。

　　楼上的房间不大，托雷斯那天没有去打牌，穿一件熨过的衬衫，领口勒得脖子发红，站定了还在扯。华龄儿伸手替他松开一粒扣子。

　　“又不是你结婚。”

　　“你以为我想穿？”托雷斯瞪他，“我老婆说的。”

　　燕伯笑了。那一点绷着的劲，到这时才松下来。

　　穿黑袍的主持人拿起文件，示意他们站近些。问燕伯愿不愿意，他说愿意。

　　问到华龄儿，他先看了一眼燕伯，才回答。

　　“愿意。”

　　那句英文咬得很清楚。说完，他仍望着燕伯，像是在等他听见。燕伯轻轻点了点头。

　　“你们可以交换戒指了。”

　　华龄儿伸出左手。

　　无名指上的素圈已经戴了十年，磨得发亮，圈口有些松，手一动，就在指根转。

　　燕伯托住那只手。指关节比从前粗了，皮肤里留着洗不净的细黑印。那只圈卡在这只做了多年工的手上，安安稳稳。他原想替华龄儿理正，指尖碰到戒指，忽然停住了。

　　十年前，哪里有这样的房间，有人站在面前，郑重地问他们愿不愿意。

　　华龄儿把手往他掌心里送了一点。

　　“还戴这个。”他说。

　　燕伯低着头，过了一会儿，才应了一声。

　　“好。”

　　轮到华龄儿，他从口袋里拿出另一只素圈。足金，没有花纹，是前一个礼拜独自去坚尼街买的。燕伯从没见过。

　　“你什么时候——”

　　“手给我。”

　　燕伯伸过去。华龄儿握住他的手指，把戒指一点点套上去，推到指根。

　　大小正好。

　　量尺寸的那晚，燕伯已经睡熟。

　　他拿一根线绕过燕伯的手指，怕惊醒他，不敢收紧，试了三次，才在该打结的地方做了记号。如今总算戴上了，他却还不放心，轻轻转了一下。

　　“紧不紧？”

　　燕伯摇头。

　　“正好。”

　　说出这两个字，声音已经变了。

　　华龄儿抬起眼，燕伯便反手握住他。两只戴着戒指的手扣在一起，谁也没先放。

　　旁边忽然传来一声吸鼻子的响动。托雷斯拿袖子抹脸，抹完了，板着脸说：“这屋子灰真大。” 华龄儿看他一眼，想笑，嘴角却没抬起来。
　　燕伯伸手，用拇指在他眼下轻轻擦了一下。他这才低下头，笑了。

　　那天晚上回家，外套仍旧挂在门后那两个钩子上。托雷斯带来的花没有花瓶可插，华龄儿找出一只空玻璃罐，洗净，接半罐水，放到厨房窗台。饭后，他踩上椅子，把铁盒取下来。燕伯在旁边扶着椅背，看他打开盖子。绿卡，入籍证书，那张边角起毛的白卡片，都还在。

　　华龄儿把结婚证书放在最上头，理了理纸角，准备合上。

　　燕伯问：“白卡还留着？”华龄儿的手停了一下。

　　“留着。”

　　他说完，又把盖子打开一点，确认底下那张卡没有折到。燕伯便不再问，伸手替他接住铁盒，放回柜顶。

　　夜里，门口又有一点轻响。燕伯醒了，没有睁眼。华龄儿站在门边，伸手摸了摸门链。摸到它挂在槽里，停了一会儿，才转身回来。床铺往下一沉。他睡回靠墙那一边，动作仍旧很轻。燕伯在被子底下伸出手，找到他的手，握住了。

　　戒指有些凉。

　　华龄儿的手指动了动。

　　“弄醒你了？”

　　“没有。”

　　燕伯往他那边挪近些，把两个人的手一同拢进被子。过了一会儿，华龄儿问：“证书放好了吧？”

　　“放好了。”

　　“嗯。”

　　他把手留在燕伯掌心，慢慢睡熟了。

　　燕伯听着他的呼吸，一直握着那只手，直到戒指也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