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蜻蜓留在了夏天》一只猫条

3、月亮 城里的房子

　　城里的房子在六楼，没有电梯。

　　妈妈提着一个袋子走在前面，我提着一个，继父周建国扛着那个樟木箱子跟在最后面。楼道很窄，墙上贴满了小广告，什么“疏通下水道”“开锁换锁”“老中医治百病”。声控灯是坏的，走到三楼的时候全黑了，妈妈跺了两下脚，灯没亮，只有继父在后面说：“这破楼，物业费白交了。”

　　他的声音在楼道里嗡嗡地响。我攥紧了手里的袋子，指关节发白。

　　到了六楼，妈妈掏钥匙开门。门锁拧了两圈，咔嗒一声，然后是一股闷闷的味道扑面而来——油烟味、烟味、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酸。我站在门口没动。妈妈进去开了灯，回头冲我招手：“进来呀，这就是咱家了。”

　　我迈过门槛。

　　客厅不大，一张沙发，一个茶几，一台电视机。沙发上堆着衣服，茶几上有三个没洗的碗，碗里还剩着面条。电视机开着，正在放广告，声音很大。继父从我身边走过去，一屁股坐进沙发里，拿起遥控器换台。

　　“老周，把声音关小点。”妈妈把袋子放在地上。

　　他没理。换到体育频道，开始看球。

　　我站在客厅中间，手里还攥着那个布袋。妈妈过来接过去，摸了摸我的头：“这是你的房间，来看看。”

　　所谓的“房间”是阳台改的。推拉门隔出来一小块地方，放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折叠桌，桌上摆着一个新书包——粉色的，亮亮的，塑料味还没散。窗帘是碎花的，拉得严严实实。

　　“你看，”妈妈把窗帘拉开，“外面能看到河。”

　　我看了一眼。河是有的，但很窄，水是灰色的，两边砌着水泥。河对岸是楼，更高的楼，挡住了大半天。月亮挂在楼顶上，白惨惨的，像医院走廊里的灯。

　　“好不好？”妈妈问。

　　“好。”

　　“那妈妈去做饭。你收拾收拾。”

　　她出去了。我坐在床上，床板硬邦邦的，一坐就吱呀。我低头看脖子上的银锁片，它贴在锁骨下面，被体温捂得微微发烫。

　　我忽然想起来，今天是八月十五。姥姥说过，八月十五的月亮最圆。在姥姥家，这天晚上要在院子里吃饭，桌上摆着月饼、石榴、煮花生，姥姥会指着月亮说“看，里头的桂花树”。姥爷会补充说那是《淮南子》里讲的，吴刚伐桂，伐了千年也伐不倒。

　　我站起来，拉开窗帘。城里的月亮被楼角切掉了一块，剩下的也不亮，像被人擦过又擦不干净的玻璃。

　　“出来吃饭——”

　　妈妈在客厅喊。我走出去。折叠桌上摆了三碗米饭，一个炒青菜，一碟咸菜，还有一盘红烧肉，肉切得很整齐，肥瘦相间，亮晶晶的。

　　“多吃点。”妈妈往我碗里夹了一块肉，“你瘦。”

　　继父端起碗，扒了一口饭，没看我。他大约四十来岁，头发稀，露出粉色的头皮，胡子拉碴的，衣服上沾着油点子。他吃饭很快，扒饭的时候嘴张得很大，声音很响。我低下头，小口小口地吃。

　　“潮生，”妈妈开口，“在新学校要好好念书。你成绩好，老师说你能进重点班。”

　　我点头。

　　“你爸——老周给你办了转学。费了不少劲。”

　　继父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算是应了。

　　“谢谢。”我小声说。

　　继父放下碗，看了我一眼。就一眼，很快，但那个眼神像什么呢——像姥姥家灶台上的火钳，铁做的，凉的时候是黑的，烧红了也是黑的，但烫。

　　“吃饭吧。”他说。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阳台改的房间里有一股洗衣粉的味道，还有城市特有的那种说不清的浊气——汽车尾气、饭馆油烟、垃圾桶发酵的东西混在一起，从窗缝里渗进来。我翻来覆去，床板吱呀吱呀响。

　　隔壁传来电视机的声音。球赛结束了，在放新闻。然后是妈妈和继父的说话声，隔着推拉门听不真切，但偶尔有几个词蹦出来。

　　“……钱够不够……”

　　“……她姥姥那边……”

　　“……少提她姥姥……”

　　我不动了，屏住呼吸。

　　“你跟你前头那个怎么离的，我不管。但孩子既然来了，你就别一天到晚苦着脸。”继父的声音，低低的，黏黏的，像嚼过的口香糖。

　　“我知道。”妈妈的声音，“我就是……不太习惯。”

　　“有什么不习惯的？又不是你生的第一个。”

　　沉默。很长的沉默。

　　然后是推拉门的声音。我赶紧闭眼。脚步声走到床边，停了一下。有人给我掖了掖被角，手背贴在我脸上，很快就拿走了。门又推上了。

　　我等了很久，等隔壁彻底没了声音，才重新睁开眼。

　　我伸手摸枕头底下。那个槐木雕的小人还在。我攥着它，木头已经被我攥得温热了。槐木的香味在城市的夜晚里像一条细细的线，牵着什么东西，从我的胸腔一直牵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第二天妈妈带我去新学校。是一所重点初中，在城里最好的地段。校门很大，铁栅栏的，上面挂着红条幅，写着“欢迎新同学”。门口有保安，穿制服，比村小整个学校的人都多。操场上铺着塑胶跑道，红红绿绿的，好看得不太真实。

　　老师姓陈，四十多岁，戴眼镜，说话很快。她把妈妈拉到一边，声音压得很低：“……之前成绩是好，但农村学校跟咱这儿差距大……先跟班读，摸底考完了再说……”

　　妈妈一直在点头。她今天穿了一件平时不舍得穿的衬衫，袖口洗得发白，但熨得很平整。她点头的时候，后颈露出来一截，细细的，上面有一道浅红色的印子。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看了觉得不舒服。

　　摸底考在三天后。我考了全班第十五名。陈老师在讲台上念成绩的时候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妈妈来接我的时候问我怎么样，我说第十五。她愣了一下，然后说“挺好，挺好”。回家的路上她走得很快，我跟在后面，书包带子滑下来也没敢说。

　　那天晚上继父喝了酒。他坐在沙发上，面前摆着花生米和一瓶二锅头。电视开着，他没看。他盯着茶几上我的成绩单，那张纸被妈妈从书包里翻出来放在那里。

　　“第十五。”他念了一遍。

　　我没说话。

　　“农村来的，考第十五。”他又念了一遍，像是在跟谁辩论，“不错了，不错了。”

　　他仰头把杯里的酒喝完，站起来。他走路有点晃，走到我面前。我坐在小板凳上写作业，钢笔停在“人”字的最后一捺上。

　　他低头看着我。酒气从他嘴里喷出来，热烘烘的，带着花生味。

　　“我跟你说，”他伸出一根手指点着空气，“你妈不容易。你姥姥也不容易。你知道你妈为了让你进这个学校，送了多少礼？你知道你姥姥那点养老金都寄来干什么？”

　　“老周——”妈妈在厨房里喊。

　　“你别管！”他吼了一声，然后又低头看我，声音低了，“我跟你讲，做人要争气。你没爸，你妈又没本事，你要是不争气，将来就是扫大街的命。”

　　他打了个嗝，转身走了。脚步踉跄，撞在茶几角上，骂了一句脏话，进了卧室。

　　妈妈从厨房出来，手里还攥着锅铲。她看了看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厨房里飘出一股糊味，她“哎呀”一声跑回去，锅铲碰铁锅，叮叮当当。

　　我低头继续写“人”字。那一捺写歪了，像条瘸腿。我用橡皮擦掉，重新写。又歪。再擦。纸擦破了。

　　我盯着那个破洞，忽然想起姥姥。想起她说“里头那个东西不变”。我把手按在胸口，隔着衣服按着银锁片，按着那个还在跳的地方。

　　潮生，把腰挺直了。

　　我直起腰。阳台上传来隔壁楼的吵架声，摔东西的声音，孩子的哭声。城市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进来，把那个小小的阳台灌得满满的。

　　那天晚上我又梦见了蜻蜓。

　　它停在一面镜子上。镜子里的我比现在大很多，头发长长的，脸白白的，穿着一件白裙子——跟妈妈当年晾在姥姥家院子里的那条一模一样。那个“我”对我笑，笑得很好看，但我看了害怕。

　　“你是谁？”

　　镜子里的“我”摇摇头，伸出一根手指压在嘴唇上。

　　然后蜻蜓飞走了。镜子碎了。

　　我醒过来。枕头湿了一片。

　　阳台外面，城里的天亮了。灰色，混混沌沌的，看不见地平线。

　　妈妈在客厅喊：“潮生——起床了——”

　　我坐起来。槐木小人从枕头底下滑出来，掉在地上，没摔坏。我捡起来，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

　　槐木的味道还在。

　　我攥紧它，从床上下来。

　　推拉门外面，妈妈站在客厅中间，正在系围裙。继父坐在沙发上系鞋带，皮鞋擦得亮亮的，后跟磨歪了。电视里早间新闻的主持人在说话，声音平板板的，像念课本。

　　一切都正常。

　　可我的脚底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低头一看，地板上有一道裂缝，从阳台门口一直延伸到茶几底下。不宽，但很深。

　　妈妈天天拖地，昨天还没有这道缝。

　　我用脚尖碰了碰裂缝的边缘。楼板是凉的。裂缝里面是黑的，很深很深。

　　“磨蹭什么呢？”妈妈抬头看我，“再不走迟到了。”

　　“来了。”

　　我穿上鞋，把槐木小人塞进书包侧兜。那道裂缝在我身后，像一张没有合拢的嘴。

　　我走出门。楼道里还是黑的。妈妈跺了两下脚，灯没亮。她嘟囔着，打开手机手电筒，光打在前面的台阶上，惨白惨白的。

　　我跟在她身后，一级一级往下走。

　　走到楼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六楼那扇窗户里，灯亮着。阳台上挂着我昨天换下来的衣服，在风里晃了一下。

　　很像一只蜻蜓在晾衣绳上歇脚。

　　但风太大了。衣服翻了个面，又变成了一件普通的衣服。

　　我转回头。城市的早晨扑面而来，公交车在摁喇叭，卖早点的在吆喝，一切都嘈杂、鲜活、拥挤。

　　我吸了一口气。带着油烟和尾气的味道。

　　然后走进人流里。

　　从那天起，那个裂缝每天都会长一点。没人注意到。我也没告诉任何人。

　　我只是每天放学回来，蹲在阳台门口，看它又裂深了多少。

　　直到有一天，裂缝里长出了一根细芽。绿绿的，嫩嫩的。

　　我认出来了。

　　那是槐树的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