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蜻蜓留在了夏天》一只猫条

2、裂缝 九月初，姥

　　九月初，姥姥送我去上学。

　　村小在隔壁大队，走土路过去要二十分钟。姥姥怕我晒，特意绕远走河堤，杨树遮天蔽日，阴凉得很。她一手牵我，一手拎着布袋子，里头装着铅笔盒和煮鸡蛋。铅盒是姥爷用铁皮焊的，边角磨得圆润，盖子上刻了一朵歪歪扭扭的花，他说是月季，我瞅着像菊花。

　　“到了学校听老师话。”

　　“嗯。”

　　“跟同学别打架。”

　　“嗯。”

　　“有人欺负你就告诉老师，老师不管，回来告诉姥姥。”

　　“嗯。”

　　她停下来。河堤下面有条沟，沟里的水绿汪汪的，浮着几片水葫芦。远处有只白鹭单脚站着，像一根插在泥里的竹筷子。

　　“潮生，”姥姥蹲下来，手搭在我胳膊上，“你爸昨天打电话来了。”

　　我不懂“爸”是什么。从我记事起，这个字就只存在于姥爷偶尔的叹息里。姥姥从不提，提了也只有两个字——“那个人”。

　　“他要接你回去。”

　　“回哪儿？”

　　“城里。”

　　沟里的白鹭忽然扑棱翅膀飞了，水面皱起来，荡出一圈一圈的纹。我盯着那个纹路，觉得心里有个地方也跟着皱了一下。

　　“我不去。”

　　“傻话。”姥姥给我抹了抹额头的汗，她的掌心粗粗的，刮着我的皮肤，“城里学校好，有楼房，有电灯，冬天有暖气。”

　　“这里有电灯。”

　　“那是你姥爷拉的线，不稳定，灯泡老炸。”

　　“我不怕。”

　　“你姥爷年纪大了。”姥姥声音低下去，“他腰疼，每个月光买膏药就要花不少钱。潮生，姥姥跟你说实话，你的学费、书本费、还有那个——铅笔盒——姥爷焊得手都起了泡。城里那边条件好，人家愿意供你念书。”

　　我不说话了。姥姥从来不说“人家”这种词，她一说，就说明她已经在心里把自己往外摘了。

　　“那蜻蜓呢？”我忽然问，“我走了，蜻蜓还来吗？”

　　姥姥愣了愣，然后笑了，眼角湿漉漉的：“来。它认得咱家院子。你放假了就回来。”

　　“它要是找不到我呢？”

　　“墙耳记着呢。”姥姥站起来，拉着我继续走，“它跟墙说了，墙会告诉蜻蜓你去哪儿了。”

　　我信了。那时候姥姥说的所有话我都信。

　　那是在河堤上，叶子沙沙响，太阳从杨树缝里洒下来，碎成满地的铜钱。姥姥走在前面，布袋子在她腿边晃，里面铅笔盒哗啦哗啦响。我看着她的背影，第一次发现姥姥的腰弯了。她从前不弯的。从前她能把我举起来，够槐树最矮的那个枝杈。

　　那天晚上姥爷回来得特别晚。姥姥把菜热了两遍，最后不耐烦了，嘟囔着“死老头子又去哪儿喝酒了”。我趴在门槛上等，看月亮从东边爬到头顶。蛐蛐叫得跟往常不一样，又尖又急，好像被什么东西追着。

　　姥爷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快睡着了。听见院门响了，我睁开眼，看见他扶着一棵树喘气。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又长又薄，跟平时不一样，平时他的影子是厚实的，像一堵矮墙。

　　“姥爷。”

　　他转头看见我。月光下面他的脸是灰白的，嘴唇动了两下，没出声。

　　“你爸——”

　　他忽然不说了。蹲下来把我抱住，下巴搁在我头顶，烟味酒味汗味混在一起，呛得我鼻子发酸。我听见他胸口有很沉很沉的喘气声，像风箱漏了气。

　　“潮生。”

　　“嗯。”

　　“你姥姥跟你说了？”

　　“说了。”

　　“你想去吗？”

　　我摇头。使劲摇头。他把我抱得更紧了，紧得我喘不过气。

　　“不去也不行啊……”他说，声音含糊在喉咙里，“你妈……她打电话来了。”

　　我这辈子第一次从姥爷嘴里听见“你妈”这两个字。他的舌头好像不情愿碰到它们，吐出来的时候是硬的，冷的。

　　“她说她对不起你姥姥，对不起我。她说她现在稳定了，想把你接过去好好养。她说——”

　　他停住了。

　　“说什么？”

　　“说你后爸——那人姓周——说你后爸是正经工人，有工资，有房子。城里有重点初中，你成绩好，将来能考高中，考大学。”

　　姥爷从来不说“考大学”这种词。他是村里为数不多念过私塾的人，会背《千字文》，会写毛笔字，但他觉得种地才是本分。他能说出“考大学”，说明他已经想了很久，想到实在没办法了。

　　“你妈说她每个月给你姥姥寄钱。”

　　我不说话。

　　“潮生。”姥爷松开我，扶着我的肩膀，蹲着和我平视。月光把他的眼睛照得很亮，亮得不像一个快七十的老头。“姥爷问你一句话。”

　　“嗯。”

　　“你想不想念书？”

　　我点头。当然想。村小的老师说我聪明，说我应该去镇上念。每次考试我都第一，奖状贴了半面墙。姥姥说你将来要考状元，姥爷说女孩子念书好，念了书就不会被人欺负。

　　“城里念书比这儿好。”姥爷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好像在背课文，“好很多。”

　　“那你和姥姥呢？”

　　“我们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他手指了指脚下的土地，“你放假了就回来。槐树又不挪窝，蜻蜓也认得路。”

　　“那你们会想我吗？”

　　姥爷忽然笑了。他牙掉了几颗，笑起来有个黑洞，但那时候我觉得那个洞都是暖的。

　　“傻丫头。”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想什么想，忙得很，要浇地，要收麦子，要给你姥姥修灶台——她那个灶台火老是倒烟，呛得她眼睛都红。”

　　他往屋里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没回头。

　　“潮生，把腰挺直了。到哪儿都把腰挺直。咱是清白人。”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蜻蜓停在晾衣绳上，我伸手想摸它，它飞走了，飞过墙头，飞过槐树梢，最后变成了一个黑点，融进月亮里。我低头看自己手心，掌心有一道缝，细细的，正在慢慢裂开。

　　第二天姥姥给我收拾东西。她翻出一个旧皮箱，是姥爷当年装书的，樟木的，打开来一股药味。里面铺了一层蓝布，布上放着我的东西——两身换洗衣服，一双新布鞋，铅笔盒，田字格本，还有一包晒干的槐花。

　　“这个带上。城里要是想家，泡水喝。”

　　她把槐花包好塞进箱角，然后从围裙兜里摸出一个小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枚银锁片。锁片上刻着“长命百岁”，黑黢黢的，被摸得锃亮。

　　“你满月的时候你姥姥给你打的。”她把锁片挂在我脖子上，银凉凉地贴着皮肤，“戴着，保平安。”

　　“姥姥，你去过城里吗？”

　　她摇头：“你姥爷去过。年轻时去送公粮，说城里楼高，看不见天。”

　　“那你不去看看？”

　　“等你长大了，接姥姥去。”她合上箱子盖，锁扣咔嗒一声，“到时候姥姥坐火车去，不坐汽车——晕。”

　　那天下午我没出门。我蹲在墙根底下看蚂蚁，它们还在搬家，来来往往，每一只都知道自己该去哪儿。我把手指伸进蚂蚁的队伍里，它们顺着我的指尖往上爬，爬到一半又掉头回去。有一只爬到了我手腕上，细小的脚挠得我痒痒的，我屏住呼吸，看着它一路爬到胳膊弯，然后往袖子里钻。

　　“潮生——”姥姥在屋里喊我。

　　我没动。那只蚂蚁钻进袖口里不见了。

　　“潮生！”

　　我站起来。两只脚蹲麻了，一走路像踩在棉花上。我走进屋里，看见姥姥站在堂屋中间，手里拿着电话筒。那是村里唯一一部电话，装在堂屋墙上，红色的，拨号盘被磨得发白。

　　姥姥把话筒递给我。

　　“你妈。”

　　我接过来。话筒里嗡嗡响，有很远的杂音，像隔了一条河。

　　“……潮生？”

　　那个声音很轻，轻得像从槐树顶上传下来的。

　　“嗯。”

　　“我是妈妈。”

　　我不说话。姥姥在旁边看着我，眼神说不上来是什么。她一只手攥着围裙角，攥得很紧。

　　“妈妈……妈妈明天去接你。给你买了新书包。粉色的。你喜不喜欢粉色？”

　　我不喜欢粉色。我喜欢蓝色，跟蜻蜓一样的蓝。但我没说。

　　“嗯。”

　　“那……明天见。妈妈坐早班车，中午就到了。”

　　她把电话挂了。话筒里变成嘟嘟嘟的忙音，一声长，一声短，像姥姥的高血压。

　　我放下电话。姥姥还站在那儿。

　　“姥姥。”

　　“嗯？”

　　“我能不去吗？”

　　姥姥走过来，把我搂住。她的胳膊很细，但很紧。她身上是肥皂和面粉的味道，和平时一样，但我闻到了另一样东西——咸的。是眼泪。我没抬头看，但我知道她在哭。

　　“潮生。”她的声音从头顶落下来，闷闷的，“你是个好孩子。”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墙上，照出一块白。那块白里有树的影子，风一吹，影子就晃。我想起姥爷说的“墙耳”，忽然觉得墙里有个声音在说话，说的是什么我听不清。

　　我悄悄爬起来，光着脚走到院子里。

　　槐树还在。晾衣绳还在。门槛还在。

　　蜻蜓不在。

　　我蹲在墙根底下，拿手摸那些砖缝。蕨类植物湿湿的，凉凉的。我用指甲在砖上刻了一道，很浅，但刻上了。刻的是个“回”字。

　　等我刻完第七个“回”字，天边已经白了。

　　鸡叫了。姥姥屋里的灯亮了。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细弱弱的，跟平时不一样，好像也在哭。

　　我回屋躺下，闭着眼听外面忙活的声音。姥姥在烧火，姥爷在压水井边上洗脸。两个人都不说话。灶膛里柴火噼啪，水井铁杆吱呀，蛐蛐不知什么时候停了。

　　然后是脚步声。姥姥推门进来，在我床边站了一会儿。

　　她大概以为我还睡着。她伸手把我额前的头发拨开，手背贴在我脸上，停了三秒。然后她轻轻把被角掖好，转身走了。

　　我睁开眼，看见枕头边上放着那碗绿豆汤。

　　还是凉的。碗沿上搁着瓷勺。

　　我端起来喝了一口。是昨晚就晾好的。

　　那天中午妈妈来了。坐着长途汽车，在村口下来，提着两个大袋子。她穿一件碎花衬衫，头发烫卷了，跟照片上的姥姥年轻时有点像。她走进院门的时候，我正在槐树下站着。

　　她看见我就哭了。

　　“潮生……长这么高了……”

　　她伸手想抱我，我没动。她的手悬在半空，然后慢慢收回去。

　　姥爷从屋里出来，没看她，径直走到我面前。他把手里的东西塞给我——是一个木头雕的小人，穿着裙子，头发扎两个辫子，刻得粗糙，但一眼就能看出是我。

　　“拿着。”他说，“槐木的，香。”

　　我攥着小木人。槐木确实香，香得我鼻子发酸。

　　妈妈在门口跟姥姥说话。姥姥声音很低，妈妈一直在点头。最后姥姥把手里的蓝布包递给妈妈，妈妈接过来，两个人的手碰了一下，又很快分开。

　　“走吧。”妈妈说，“赶下午的车。”

　　我回头看姥姥。她站在门槛里面，手扶着门框。姥爷站在槐树下面，一只手按着树干。

　　我忽然想起来，我从没问过姥姥——她叫什么名字。我一直叫她姥姥，从来没想过她也是一个人，有自己的名字，有自己的故事。我张了张嘴想喊她，但嗓子眼堵着一团东西。

　　“姥姥——”

　　我的声音是碎的。

　　姥姥笑了。和平时一模一样的笑，眼睛弯弯的，皱纹挤在一起。

　　“走吧。放假了就回来。”

　　我转身。妈妈拉着我的手往外走。院门在身后越来越远，青砖墙越来越远，槐树越来越远。

　　走到河堤上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姥姥和姥爷还站在那儿。两个人并排站着，像两棵树。姥姥的围裙在风里飘了一下。姥爷的手一直按在树干上。

　　我继续走。走出十几步，忽然听见身后有声音——

　　嗡嗡的。

　　我回头。

　　一只蜻蜓正跟着我。蓝绿色的身子，透明的翅膀，在阳光里亮闪闪的。

　　它飞得很慢，好像在等我。

　　“潮生？”妈妈回头叫我。

　　我盯着那只蜻蜓。它绕着我飞了一圈，然后转向，往村子的方向飞去，越飞越低，最后融进了那片杨树林里。

　　“……嗯。”

　　我转回头，跟着妈妈往前走。

　　那只蜻蜓，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直到很多年以后，在一个满是镜子的房间里，我又看见了它。它停在一面镜框上，翅膀上落满灰尘，但身子还是蓝绿色的。

　　那时候我已经不叫许潮生了。那时候我叫许念慈。

　　而镜子里那个满身是血的女孩抬起头，对我笑着说——

　　“蜻蜓认得路。可是路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