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露为霜》木朽于林

5、霜降 第五章

　　第五章霜降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陷落。

　　那天沈清如站在医院楼顶，看见苏州河对岸升起青天白日旗，又看见它被扯下来，换成太阳旗。她想起八月十四日空战那天，楼下有人喊“打中了”。那时候她觉得胜利很近。现在她看着那面旗，觉得胜利很远。

　　裴伯衡还在南京。他最近一封信是半个月前写的，字迹潦草，墨迹被水洇开过——大概是雨天写的，或者汗浸的。信上只有两行：“伤愈归队。南京外围吃紧。你随医院走，勿留沪。”

　　勿留沪。三个字，像三颗钉子。他替她做了决定。她站在医院楼顶，风把护士服吹得鼓起来，她想，他连问我一句都没有。可她马上又想，问了又怎样？她自己的决定，未必比他这个对。

　　撤退的火车挤满了人。沈清如带着医院的几个护士挤上最后一节车厢。车厢里全是伤兵、逃难的市民，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她坐在一只药箱上，怀里抱着那本琴谱。她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把它带上的。也许根本没想过要不要带，就顺手拿上了。人在逃命的时候，会抓最顺手的东西。她抓的是琴谱。

　　火车走走停停，过了两天两夜才到武汉。沿途车站全是人，有的挤不上车，追着火车跑。沈清如不敢看窗外。她低头看琴谱，翻到夹东西的那一页——裴伯衡的纸条，八岁时的旧谱子，那枚徽章。她把琴谱合上，闭着眼睛。铁轨的声音在耳朵里响了整整两天。

　　到了武汉，医院被安置在武昌一所中学里。教室改成病房，黑板还挂着，上面写着“礼义廉耻”，下面躺着伤兵。沈清如换上护士服，开始新一轮忙碌。

　　武汉的日子和上海不一样。上海是前线，武汉是后方。伤兵从各处运来，有的从南京来，有的从上海来，有的从更远的地方来。沈清如每天换药、登记、写报告，手比在上海时更粗了。但她心里踏实。忙起来就不会想别的。

　　可夜里闲下来的时候，她还是会翻开琴谱。

　　十一月中，裴伯衡从南京来了一封信。信更短了：“南京外围战况激烈。若南京不守，我随部队撤往武汉。到时再见。伯衡。”

　　她把信折好，夹进琴谱。她看着“到时再见”四个字，忽然觉得这四个字比“勿留沪”要近。近了，但也就近了那么一点。她还是摸不到他。

　　没有信的日子里，她从报纸上找空军消息。

　　“我空军轰炸安庆日军运输舰”“击落日机两架”“武汉空战告捷”——这些标题她已经看熟了。她不认得那些被击落的飞行员的名字，但她每次看到“空军”两个字，都会想起那管箫，想起《梅花三弄》，想起那枚别针已经有些旧的银色徽章。

　　十二月初，南京陷落的消息传到武汉。

　　那天医院里所有人都停下了手。有人哭，有人沉默。沈清如站在走廊里，手里端着药盘，药瓶在盘上晃了一下，被她稳住了。她想起裴伯衡信里说的“南京外围战况激烈”。她不知道他在哪里。她只知道，如果他还活着，应该会撤出来。可如果撤不出来呢？

　　她没有往下想。她端着药盘走进病房，继续换药。换到第三个床位的时候，手才开始抖。

　　一九三八年一月，武汉下了一场小雪。

　　裴伯衡还是没有消息。沈清如去问过军方联络处，对方查了查，说裴副师长在南京突围时失散，目前下落不明。她说“下落不明”是什么意思。对方说，就是还没找到，但也没有阵亡通知。她回到宿舍，把那本琴谱从枕头底下拿出来，翻开，看着裴伯衡的纸条。她看了很久，然后把琴谱合上，放回枕头底下。

　　她又开始翻报纸，比从前更仔细了。她找“南京突围”“失散军官”“收容站”这些词。有一天，她看见一则小消息：“某部突围部队抵达武汉，部分官兵已归队。”没有名单。她把报纸折好，夹进琴谱。

　　二月初，她终于收到裴伯衡的信。

　　信是从武汉近郊寄来的，信封上盖着军邮戳。她拆开，里面只有一句话：“我在武昌。伤已愈。明日来见你。伯衡。”

　　她拿着信，站在宿舍门口。雪已经停了，地上还有没化完的雪泥。她看着那几个字，字还是端端正正的，像刻出来的。但她觉得他的字变了。也许是瘦了，笔力比以前轻。

　　第二天，她请了半天假。

　　裴伯衡来的时候，她差点没认出来。他瘦了太多，颧骨高得像两把刀，额角有一道新疤，从眉梢一直延伸到发际。他穿的是士兵的棉军装，不是军官制服。他站在校门口，看了她很久。

　　“清如。”

　　“伯衡。”

　　她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两个人隔着一臂的距离，谁也没有动。风把地上的雪泥吹起来，溅在她的裤脚上。她低头看了一眼，他也低头看了一眼。然后他伸出手，替她把肩上的雪泥拂掉。他的手碰到她的肩膀，顿了一下，又收回去。

　　“你瘦了。”他说。

　　“你也瘦了。”

　　“我在突围的时候，左肩又伤了。”他指了指额角，“这里也是。不过都好了。”

　　“你一个人？”

　　“嗯。部队打散了。我走了十几天，才找到收容站。”

　　沈清如看着他。他的眼睛还是那么深，但从前像一口有石头的井，现在像一口真正的井。水是黑的，看不见底。她忽然觉得，她想哭。但她没有哭。她只是说：“你进来吧。外面冷。”

　　他们走进学校，在教室改的临时会客室里坐下。裴伯衡喝了一杯热水，吃了两个馒头。他吃得很慢，像是在数着米粒。沈清如坐在对面，看着他吃。

　　“医院忙吗？”他问。

　　“忙。伤兵多。”

　　“你做得来吗？”

　　“做得来。”

　　“好。”

　　沉默。窗外有学生在操场上跑步，喊口号的声音一阵一阵传进来。裴伯衡放下馒头，看着她。

　　“清如，南京突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她看着他。

　　“我在想，如果我死了，你会不会后悔。”

　　沈清如的手指捏紧了杯子。

　　“后悔什么？”

　　“后悔嫁给我。”

　　沈清如看着他。他的表情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可她看见他放在桌上的手在微微发抖。她想起婚礼那天，他替她戴戒指的时候，指尖是凉的。现在他的手比那时候更凉。

　　“不后悔。”她说。

　　裴伯衡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像被水冲过的墨迹。

　　“那就好。”

　　他又拿起馒头，继续吃。

　　那天下午，裴伯衡走了。他要去武汉卫戍司令部报到，重新归队。临走前，他站在校门口，回头看了她一眼。

　　“清如。”

　　“嗯。”

　　“我下次回来，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等你。”

　　他愣了一下。这三个字，她从前没有说过。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他走得很慢，左肩微微有些斜。沈清如站在校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风把地上的枯叶吹起来，打着旋儿。

　　她回到宿舍，翻开琴谱，把裴伯衡最近的几封信理了一遍。她把它们按日期排好，夹在琴谱的不同页里。裴伯衡的纸条在最前面，八岁时的旧谱子在中间，那枚徽章在后面。

　　琴谱已经很厚了。合上的时候，需要用力压一下。

　　她把琴谱放在枕头底下，躺下。

　　窗外又下起雨来。雨点打在瓦上，啪嗒，啪嗒。武汉的冬天比上海冷，雨也比上海重。她听着雨声，想起上海弄堂里的梧桐叶，想起南京城墙上她没见过的霜，想起所有她到不了的地方。

　　她闭上眼睛。琴谱压在枕头底下，硬邦邦的，硌着后脑勺。她挪了一下，但没有把它拿开。

　　有些东西，硌着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