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夏归宁》黄蝉蝉

8、第7首：疫情的天 疫情来袭！

　　有些陪伴，是隔着玻璃的。你看得见对方，却碰不到。你听见他说话，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带着电流的杂音，像隔了一层雨。但就是那样的声音，那样的距离，让你第一次觉得——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跟我困在同一场雨里。他递不过来伞，但他站在雨里，没有走。

　　隔离的回应

　　2020年，冬天。
　　花城今年没有冬天。一月的风吹过来还是温吞吞的，像一杯放凉了的开水。街上的紫荆花开得正盛，大片大片落在柏油路面上，被车轮碾成薄薄的泥。没有人停下来看。所有人都走得很快，低着头，攥着手机，像是要从什么东西里逃出去。电视里在播新闻。手机里在刷消息。一种叫“新型冠状病毒”的东西，从汉城开始，一点一点地漫开。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只知道它在蔓延。一天比一天多。一天比一天近。
　　那天我值班。
　　公司里没什么人了。大部分同事已经回老家过年，排练室里空荡荡的。走廊的灯只开了一半，剩下的一半黑着，像一排闭着的眼睛。我坐在工位上，整理年前最后一批通告单。手机放在桌角，屏幕亮着，不停地弹消息。群里在发各种截图。有的是官方通报，有的是小道消息，有的只是某个城市某个小区被封了，配一张模糊的照片。我一条一条地划过去，心跳得很快，但又不知道该做什么。
　　然后统筹给我发了消息。很短：“高以宁刚从汉城参加比赛回来。搭的那趟高铁有确诊病例。他现在在排练室。你过去，别让人进出。等通知。”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好几秒。汉城。高铁。确诊。排练室。就在这栋楼里。就在走廊尽头。我站起来，椅子腿蹭了一下地面，发出很轻的一声。走廊上安安静静的。灯管偶尔闪一下，发出嗡嗡的声响。我走到排练室门口，手放在门把上，停了一下。然后推开门。
　　他在里面。
　　他坐在靠墙的地板上，背靠着墙，膝盖微微屈起来。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卫衣，帽子放下来，露出短而干净的头发。他的脸色不太好，比平时白了一点，眼下有一圈淡淡的青。他的手机放在膝盖上，屏幕黑着。他听到门响，抬起头来看我。他的眼睛还是那双眼睛。不大，细长细长的，眼尾微微往下收。但此刻那两条弧线里有一种东西，很沉。像水底下的石头，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但你知道它在。
　　“你来了。”他说。声音比平时哑一点，像是很久没喝水。
　　我站在门口，手还握着门把。我说：“嗯。统筹让我过来。说……先别出去。”
　　他点了点头。没有惊讶，没有慌张。他只是点了点头，好像这件事他早就知道了。然后他把旁边的地板拍了拍，说：“坐吧。”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来。背靠着同一面墙。墙是凉的，凉意从背脊一路爬上来。排练室很大，空荡荡的。音箱、麦克风架、折叠椅，散落在各处。角落里堆着几箱矿泉水，箱子上的塑料膜还没拆。窗户关着，窗帘拉了一半。外面是花城的傍晚，天还亮着，但那种亮已经开始发灰了，像一张被反复洗过的旧照片。没有人说话。我们并排坐着，背靠着同一面墙，听着走廊上偶尔传来的脚步声。那是消杀人员。穿着白色的防护服，背着喷雾器，走过的时候，喷头发出嗤嗤的声响。那声音从走廊那头慢慢过来，经过排练室门口，又慢慢远了。像一场雨，落在很近的地方，但你淋不到。
　　“你怕吗？”他问。
　　我想了一下。怕。当然怕。但此刻最清晰的，是另一种感觉。是这间排练室太安静了。安静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安静到我能听见他呼吸的声音。他呼吸的时候，胸口微微起伏，很轻，很平稳。那种平稳让我觉得，好像这件事也没有那么可怕。
　　“有一点。”我说。
　　他嗯了一声。然后他站起来，走到角落那堆矿泉水箱子旁边，拆开塑料膜，拿了一瓶水，走回来，递给我。他的手很稳。没有抖。我接过来，瓶身凉凉的。我拧开盖，喝了一口。水没有任何味道。但那一口水下去，我的喉咙润了。
　　“你饿不饿？”他问。
　　我说饿。
　　他走到排练室角落那张折叠桌旁边。桌子上堆着一些杂物。他翻了翻，翻出两盒方便面，三瓶水，还有一袋不知道谁落下的饼干。他把方便面拿起来，看了看保质期，说：“没过期。”然后他把饼干也拿起来，撕开，递给我。“先垫一下。”
　　我接过饼干，抽了一块。饼干很干，咬一口，碎屑掉了一地。他蹲下来，把掉在地上的碎屑捡起来，扔进垃圾桶。然后他站起来，说：“我去烧水。”
　　他拿着方便面出去了。走廊尽头有茶水间，里面有电热水壶。我坐在排练室里，听着他走远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他端着两碗泡好的面回来了。面碗放在桌上，热气从盖子缝隙里冒出来，在安静的空气里慢慢升腾。他递给我一碗。我接过来。热气扑在我脸上，温温的，潮潮的。
　　我们坐回墙边，并排坐着，一人一碗面。他吃得很安静，不发出声音，偶尔吹一吹热气。我吃了一口，面太软了，泡过头了。我皱了皱眉。他看见了，问：“怎么了？”我说：“太软了。”他说：“泡太久了。下次少泡一分钟。”我说：“你泡的，你负责。”他看了我一眼，嘴角弯了一下。被我看到了那颗不太整齐的犬齿。他说：“行。下次我泡，泡到你满意为止。”我低下头继续吃面。面还是软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没那么难吃了。
　　吃完面，他把碗收走，扔进垃圾桶。然后他走回来，坐回我旁边。这次他没有靠墙，而是盘腿坐在地上，面对着我。他说：“我们来玩个游戏。”
　　我说：“什么游戏？”
　　他说：“你问我一个问题，我问你一个问题。必须回答。不能撒谎。”
　　我想了一下，说：“行。”
　　他先问。他想了一下，问：“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我说：“作家。”
　　他点了点头，没有笑，也没有说“这个梦想很远大”之类的话。他只是点了点头。然后他说：“轮到你了。”
　　我问他：“你呢？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他说：“歌手。”他停了一下，然后补了一句，“但不是现在这种。是那种——站在很大的舞台上，台下全是人，灯一亮，音乐一响，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听你唱。唱完之后，全场鼓掌。然后你鞠躬，下台。干干净净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前面的墙。那面墙是空白的，但他好像能看见什么东西。我看着他。他的侧脸在灯光里显得很安静。颧骨的弧线从耳根滑到下巴，收得很干净。他的睫毛垂下来，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我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转过头来，说：“轮到我问了。”
　　他问：“你最怕什么？”
　　我说：“等。”
　　他说：“等什么？”
　　我说：“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人。”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那我不问了。你问吧。”
　　我想了想，问：“你做过最叛逆的事是什么？”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浅，但眼睛弯弯的。他说：“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跟我爸吵架。他让我弹琴，我不想弹。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把琴谱全撕了。撕完之后，我又一张一张捡起来，用胶带粘好。然后坐在钢琴前面，弹了一整晚。第二天我爸推门进来，看见我趴在琴键上睡着了。琴谱粘得乱七八糟的，但整整齐齐摊在谱架上。他什么都没说。但那天晚上他做了我最喜欢吃的红烧肉。”
　　我听笑了。他也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像月牙。那颗犬齿露出来，带着一种少年才有的、有点傻气的坦白。我忽然觉得，他也不是一直那么沉稳的。他也有过叛逆的时候。也有过把琴谱撕了又粘回去的时候。也有过趴在琴键上睡着的时候。
　　他说：“轮到我了。你做过最叛逆的事？”
　　我说：“大学的时候，我拒绝了一个出版社的offer。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但我就是想等。等那家我想去的出版社。”
　　他说：“等到了吗？”
　　我说：“没有。”
　　他说：“后悔吗？”
　　我说：“不知道。”
　　他点了点头。然后又问：“你小时候有没有跟人打过架？”
　　我说：“没有。我被人打过。”
　　他说：“谁？”
　　我说：“不记得了。小学的时候。有个男生扯我辫子，我推了他一把，他打了我一拳。”
　　他说：“然后呢？”
　　我说：“然后周霄把他打了一顿。”
　　他看了我一眼。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他说：“周霄是谁？”
　　我说：“小时候的邻居。”
　　他没有再问。他站起来，走到角落里那堆矿泉水箱子旁边，又拿了两瓶水，走回来，递给我一瓶。他拧开自己的那瓶，喝了一口。然后他坐下来，换了个姿势，侧着身，一只腿伸直，一只腿屈起来。他看着我，说：“我也有一个小时候的邻居。是个女孩。她住在我家楼下。我们天天一起上学。后来她搬家了。搬走的那天，她站在楼下，仰着头喊我的名字。我从窗户探出头去，她朝我挥了挥手。然后就走了。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她。”
　　他停了一下。然后他说：“我有时候会想，她现在在哪儿。过得怎么样。还记不记得我。”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件很小的事。但我看见他的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划着圈。我看着他。我想说点什么。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我说：“她应该记得你。”
　　他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睛在灯光里亮亮的。他没有说话。但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浅，嘴角弯了一点点。然后他说：“轮到你了。”
　　我想了想，问：“你最喜欢哪首歌？”
　　他说：“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那首歌里有一句，‘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我觉得那是一种很温柔的东西。你去一个地方，不只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走一走那个人走过的路。哪怕你不知道那个人现在在哪儿。”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排练室的灯管闪了一下，发出嗡嗡的声响。外面的走廊上又有人走过了。脚步声很轻，从门口经过，又远了。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他说：“轮到我了。”他想了想，问：“你呢？你最喜欢哪首歌？”
　　我说：“也是陈奕迅。”
　　他说：“哪首？”
　　我说：“《单车》。”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那首歌里有一句，‘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我觉得那是一种很孤单的东西。但你又在想一个人。想一个曾经用单车载过你的人。”
　　他没有说话。他看着我。他的眼睛很亮。那种亮不是光打上去的，是从里面渗出来的。我看着他的眼睛，忽然想起一件事。很多年前，也有一个人用单车载过我。从寺贝街巷口骑到学校。他的后背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灰白色的帆。我坐在后座上，踩着他的影子。那个人的名字叫周霄。但此刻坐在这里的人，是高以宁。
　　他低下头，从包里翻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他说：“想写点东西。”我靠着墙，看着他。他把本子摊在膝盖上，笔尖落在纸面上。他写得很慢，偶尔停下来，想一想，又继续写。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说：“你会唱歌吗？”
　　我说：“会一点。”
　　他说：“唱给我听。”
　　我说：“唱什么？”
　　他说：“什么都可以。”
　　我想了想。然后我轻轻哼了一段。很小声。是容祖儿的《我的骄傲》。我哼得很轻，几乎只有我自己能听见。但他听见了。他把本子合上，放在膝盖上，闭着眼睛听。他的头微微侧着，耳朵对着我。他的呼吸很轻，很平稳。我哼完了。他睁开眼，说：“好听。你自己改过词？”
　　我说：“嗯。我可是土生土长的花城人。”
　　他看着我。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说不清是什么。像是他在我心里看到了什么他一直在找的东西。他说：“你改的词，比原词好。”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刚才那段，我从来没听过。但我觉得它比原词更——怎么说呢——更疼。”
　　我看着他。排练室的灯管又闪了一下。外面的天已经暗透了。窗帘缝隙里透进来一点路灯的光，黄黄的，细细的。落在地板上，像一根拉长的线。他看着那根线，说：“我来写一首吧。你写词，我作曲。”我说：“现在？”他说：“现在。”他从本子上撕下一页纸，递给我。又从笔袋里翻出另一支笔。他拿着笔，在本子上写。我拿着笔，在纸上写。我们并排坐着，一人一支笔。他写一段，我看一眼。我写一段，他看一眼。我们就这样，在隔离的排练室里，在没有钢琴、没有吉他、没有任何乐器的深夜，用两支笔，一张纸，一首一首地写着歌词。他哼一段旋律，我写一句词。我写一句词，他哼一段旋律。我们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写了一首歌。很短。只有几句话。但那些话，是从两个人的心里同时长出来的。它们自己找到了彼此。
　　后来天快亮了。我把写满字的那张纸递给他。他接过去，看了一遍。看得很仔细。然后他把那张纸折起来，夹进本子里。他说：“这首歌，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录。”我说：“好。”
　　第二天，我们聊了更多。
　　他问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我说寺贝街。青石板路，老木棉树，巷口卖糖水的推车。我说我小时候经常蹲在滑梯底下，等一个人。他问我等谁。我说不知道。等一个会来的人。他说他小时候住的地方有一条河。河不宽，但水很清。他放学之后会去河边坐着，看别人钓鱼。他说他那时候觉得，钓鱼的人很厉害。因为他们可以坐在那里一整天，什么都不做，就等一条鱼。我说那有什么厉害的。他说，能等，就是厉害。
　　他问我最喜欢的花是什么。我说了很多：我喜欢白兰，因为它不招摇，把清远的香藏在素净的花瓣里；我也喜欢茉莉，因为它总在夏夜里悄悄绽放，不声不响的，第二天香味就能穿透整条街；我还喜欢栀子花，浓绿的叶、雪白的花，像青春一样热烈。他说他也喜欢白兰。因为白兰的香气很浓，但花很小。藏在叶子中间，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但风一吹，整条街都是它的味道。他说他小时候外婆家院子里有一棵白兰树。每到夏天，外婆会摘几朵放在他的枕头旁边。他闻着那个味道睡觉，睡得很沉。后来外婆去世了，院子里的白兰树也被砍了。他再也没有闻过那个味道。我说，寺贝街也有人种白兰。夏天的时候，香气从墙头漫过来。很浓。他说，那下次带我去闻。我说好。
　　他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我说蓝色。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蓝色很安静。他说他喜欢灰色。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灰色不争。什么颜色跟它放在一起，它都不抢。但它自己也在。安安静静地在那里。他说这话的时候，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我看着他的侧脸，忽然觉得他说的不是颜色。
　　然后他忽然说：“我们来玩另一个游戏。”
　　我说：“什么？”
　　他说：“不准笑挑战。谁先笑谁就输。”
　　我说：“这有什么难的。”
　　他看着我。一本正经地说：“从前有只青蛙，它很喜欢唱歌。但是它唱歌很难听。于是它去找声乐老师。声乐老师说，你先唱一首我听听。青蛙就唱了。它唱的是——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他唱的时候，表情一本正经，声音却故意捏得又尖又扁，像一只真正的青蛙在破音。我咬住嘴唇。腮帮子鼓起来。坚持了三秒。然后我破了功。噗的一声笑出来。笑得肩膀都在抖。他看着我笑，自己也绷不住了，跟着笑了起来。我们两个人坐在排练室的地板上，笑得前仰后合。他的笑声比平时大，带着一种少年人的敞亮。我的笑声碎碎的，像撒了一地的玻璃珠。那天下午，我们就坐在地板上，一个讲冷笑话，一个笑得停不下来。他讲第三个笑话的时候，自己先笑场了，讲到一半就开始笑，笑得话都说不清楚。我看着他笑，自己也笑了。明明他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但他笑起来的样子，太好笑了。
　　我笑累了，靠着墙喘气。眼泪都笑出来了，眼角湿湿的。我用手背去擦。他在旁边看着我，忽然安静下来。他看着我，看了一会儿。那种看，跟之前的看不一样。之前的看是平的，安的。现在的那种看里，有什么东西浮上来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只知道，他看我的时候，我的耳朵开始发烫。我低下头，假装整理自己的袖子。他也没说话。排练室里又安静下来。但这次的安静不重。轻飘飘的，像一层薄薄的雾。雾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发酵。
　　那天傍晚，我有点困，靠着墙打盹。半梦半醒之间，我听见他在旁边轻轻地哼歌。是那首我们昨晚写的歌。他哼得很轻，像是怕吵醒我。我闭着眼，听着他哼。他的声音很干净，像花城秋天傍晚的风。他哼着哼着，忽然停了。我听见他站起来的声音。然后是他的脚步声，轻轻的，往桌子那边去了。过了一会儿，脚步声又回来了。然后我感觉有什么东西轻轻盖在了我的肩膀上。是他的外套。还带着他的体温。我没有睁眼。但我的嘴角弯了一下。很小。他大概没看见。外套上有他身上的味道，淡淡的，像洗衣液和某种木质的香气混在一起。我把脸埋进去一点。不知不觉睡着了。
　　第三天下午，我们玩了一个更傻的游戏。他说要教我弹空气钢琴。我说什么是空气钢琴。他说，你把手放在我手上，我按的时候你就按。他把两只手摊开，掌心朝上。我看着他摊开的手。掌纹很浅，手指很长。我犹豫了一秒。然后把手放了上去。我的手放在他掌心里。他的掌心是干的，温的。他轻轻合了一下手指，虚虚地拢住我的手。然后他带着我的手，在空气中做了几个按键的动作。他的另一只手在旁边做弹琴状。嘴里哼着音阶。哼到高音的时候，他忽然说：“这里要用力。”然后按了一下我的指尖。他的指尖碰到我的指尖。那一小块皮肤忽然烧了一下。我抬头看他。他也看着我。我们的手还叠在一起。他看着我，微微笑了一下。他的耳朵红了。我的耳朵大概也红了。但谁也没有把手收回来。
　　第三天傍晚，我做了一件事。
　　我想起前两天他给我泡的面，泡得那么软，还嘴硬说“下次少泡一分钟”。我想起他每天比我起得早，每天把水递到我手边，每天把自己的外套让给我。我想起很多很多。然后我站起来，走到那张折叠桌旁边。
　　桌子上还剩一盒方便面。只有一盒了。我拿起来，翻来覆去地看了看。然后我想起以前在网上刷到过的一个视频。说泡面要用煮的，不能用泡的。煮的时候，面饼先过一遍热水，把表面的油焯掉。然后重新烧水，放调料，水开了下面，煮一分钟，关火。再打一个鸡蛋进去，用余温把蛋焖熟。最后加一点醋，一点香油。如果有葱花就更好了。没有葱花，也没关系。
　　我把面饼拆开，放进碗里。先用热水焯了一遍。面饼在水里散开，表面浮起一层薄薄的油花。我把水倒掉。然后烧了一壶新的水。水开了，我把调料包倒进碗里，注入热水。面在热水里慢慢软下去。我数着时间。一分钟。整好一分钟。然后我把火关了。打了一个鸡蛋进去。用筷子轻轻搅了一下。蛋花散开，变成一朵一朵淡黄色的云。最后我加了几滴醋，几滴香油。我翻了翻桌子，在角落里找到一小包不知道谁留下的榨菜。我撕开，倒进去。成了。
　　我端着那碗面，走到他面前。他正靠着墙，闭着眼睛，大概在听走廊上的动静。我蹲下来，把碗递到他面前。他睁开眼，愣了一下。他低头看了一眼那碗面，又抬起头来看我。碗里的面冒着热气，汤是金黄色的，蛋花浮在上面，榨菜粒撒在中间。一股浓郁的香气从碗里升起来，混着醋和香油的味道，在排练室安静的空气里慢慢散开。
　　他接过碗，用叉子挑起一撮面。面很劲道，没有坨，没有软。他吹了吹，送进嘴里。他嚼了两下。然后他停住了。他抬起头来看我。他的眼睛亮亮的。他说：“这……是你做的？”
　　我点了点头。
　　他又吃了一口。这次他吃得很慢。他嚼完了，咽下去。然后他说：“王夏夏，你还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
　　我说：“什么？”
　　他说：“你做泡面这么好吃。你词写得那么好。你唱歌那么好听。你写的东西那么好。你到底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
　　他看着我。他的眼睛很亮。那种亮不是光打上去的。是从里面渗出来的。他说：“你总说自己什么都做不好。你总说自己运气不好。你总说自己不够好。可是王夏夏——你做的泡面，比我吃过的任何一碗都好吃。你写的词，比我写过的任何一句都好。你唱的那段，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停了一下。他把碗放在地上，站起来。他走到我面前，站定。他低下头看我。他的下巴绷着，那条线从耳根拉到下巴尖，收成一条利落的弧。他的眼睛垂下来看着我，那两条细长的弧线松开来，眼尾微微弯了一下。他说：“你总是等着别人来告诉你，你有多好。可是别人不知道。他们看不到。他们没有吃过你做的泡面，没有听过你唱的歌，没有读过你改的词。”
　　他又停了一下。他低下头。他的额头几乎要碰到我的额头。他的声音很轻，轻到像从胸腔里直接震出来的。他说：“但现在我知道了。”
　　我的呼吸停了一拍。
　　他看着我的眼睛。他说：“我知道了你的好。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不用等别人来告诉你了。”
　　排练室里很安静。灯管又闪了一下。走廊上没有人经过。窗帘缝隙里漏进来的光，细细的，一条一条的，落在他肩膀上。他的肩膀很瘦。但那条光落上去的时候，他的肩膀忽然有了重量。他看着我，没有笑。但他眼里的那层光，很暖。暖到我忽然觉得，这个冬天没有那么冷。这个排练室没有那么空。这碗面，大概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拿得出手的东西。
　　我低下头。耳朵很烫。我说：“面要凉了。”他笑了。那种笑从喉咙里涌出来，低低的，像风从远处吹过来。他说：“那我先吃面。”他走回去，拿起碗，继续吃。他吃面的样子跟之前不一样了。之前他吃得很安静，不发出声音。这次他吃得很大口，腮帮子鼓鼓的，像个小孩子。他吃完最后一口，把碗放下来，说：“下次你做的时候，我洗碗。”我说：“好。”他说：“说到做到。”我说：“行。”他把一次性碗收走，扔进垃圾桶。然后他走回来，坐回我旁边，肩膀挨着我的肩膀。他没有再说话。但那种安静不一样了。之前的安静是空的。现在的安静，是满的。里面装着一碗吃完了的泡面，两个挨在一起的肩膀，和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
　　排练室里很暗。只有走廊的应急灯从门缝里漏进来一线光。绿莹莹的，照在地板上，像一条细细的河。我靠墙坐着，膝盖蜷起来，下巴搁在膝盖上。他躺在另一头，盖着他的外套。他呼吸很浅，大概是睡着了。我坐了很久。不知道几点。周围很安静。安静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那种安静压下来，压得很重。我想起一些事。那些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的事。
　　然后我开口了。声音很轻。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睡着。也许我只是在跟自己说话。
　　“我爸，”我说，“是一个很懦弱的人。我小时候，我妈跟他吵架。我妈声音很大，整栋楼都听得见。他永远不还嘴。他就蹲在阳台上抽烟。一根接一根。烟灰积了很长一截也不弹。后来他们离婚了。我妈搬走了。我爸很快就再婚了。家里多了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孩子。我那时候觉得，我像那个家里多出来的一个人。”
　　我停了一下。排练室里还是很安静。我听见他翻了个身。很轻。他没有说话。但他翻了个身。我知道他在听。
　　“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被爸爸妈妈一起陪着过一次生日。一次都没有。每年生日，我自己煮一碗面，卧一个鸡蛋。吃完了，洗了碗。然后坐在房间里，等一天过去。后来我就不等了。因为我知道，不会有人来。”
　　我说完最后那句话，就闭上了嘴。排练室里又安静下来了。那种安静很厚。像一层棉被，把所有的声音都捂住了。我靠着墙，闭着眼。眼眶有点湿，但没哭出来。过了很久，我听见他那边传来很轻的声音。他说：“我听着呢。”
　　就三个字。我听着呢。我没有回。但我的眼泪下来了。无声的。砸在膝盖上。一点一点，洇湿了裤子的布料。我用手背擦了一下。然后我靠着墙，慢慢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光晃醒的。
　　窗帘缝隙里漏进来的光比前两天亮。白色的，薄薄的，落在地板上。我睁开眼，眨了眨。排练室里还是很安静。我转过头。他已经起床了。他坐在桌子旁边，背对着我，低着头。他的身体微微前倾，肩膀收着，像是在做什么很专注的事。他的手挡在前面，挡住了我看不清的东西。我眯着眼看他。他的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着。他把手机的手电筒打开了。那束微弱的光从他手机屏幕上照出来，落在桌面上，落在他的手上。他的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笔。铅笔。他正在一张纸巾上写字。纸巾太软了。笔尖一落上去就洇开。他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错了，就用拇指轻轻蹭一下，蹭掉一点灰，再写。他的背微微弓着。晨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落在他的肩膀上。他的肩膀很瘦。肩胛骨的轮廓从衣服底下透出来。我看着那个背影。看着他手里的铅笔。看着他借着手机手电筒的微光，在纸巾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我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但我知道，他是在为我写。为了我昨晚说的那些话写。
　　他写完了。他把笔放下来。拿起那张纸巾，对着光看了一眼。然后他站起来，转过身。他看见我醒了。他愣了一下。然后他说：“你醒了？”我说：“嗯。”他走过来，把那张纸巾递给我。他的动作很轻。像递一样很贵重的东西。我接过来。纸巾是白的。方方的。上面写满了字。很小，很挤。字迹因为纸巾太软，晕开了好几处。有些笔画糊成一团。但我认得。是他的字。铅笔写的，笔尖蹭在纸巾上，留下细细的、灰灰的痕迹。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那上面写着一首短诗。很短。就几行。我读完了一遍。然后又读了一遍。读第二遍的时候，我的喉咙里堵着一团东西。眼眶里有什么在发烫，烫得我不敢眨。最后一行写着：
　　“你不是谁迟到的夏天。你是你自己的光。而光，不需要等。”
　　我攥着那张纸巾。攥得很紧。纸巾太薄了，被我的手指捏得皱起来。我把它摊开，又折起来。又摊开。他的字还在。晕开的墨迹还在。那几行诗还在。我抬头看他。他站在那里，有点局促，像是不知道该把手放哪里。他的耳朵红红的，好像被朝霞烫了一下。他说：“写得不太好。纸巾太软了。字都花了。”我说：“没有。”他说：“嗯？”我说：“没有不好。”我把那张纸巾贴在胸口。纸巾很轻。轻到几乎没有重量。但我觉得，它比什么都重。他看着我。他的眼睛弯弯的。眼尾的弧线松开来。他说：“那就好。”
　　后来隔离解除了。我们被通知可以离开排练室。三天。整整三天。我做核酸，戴口罩，走出公司大楼。花城的冬天还是温吞吞的。街上的紫荆花还在开。没有人停下来看。但我在那栋楼门口站了一会儿。我回头看了一眼。排练室的窗户在五楼，从外面看，跟别的窗户没有什么区别。但我知道，那扇窗里面，有一张纸巾。上面写着一首诗。是有人趁着天亮之前，借着手机手电筒的微光，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他不吵醒我。他只是写。用他唯一擅长的方式，回应了我那些不敢说出口的东西。
　　那张纸巾，我到现在还留着。字迹晕开得更厉害了，有些字已经模糊了。但我认得每一个。因为那是第一次有人，用我伤害自己的方式——文字——来治愈我。

　　逃跑的牵手

　　很多年前，也是一个需要隔离的春天。
　　那时候我还小。小学一年级。非典。班上十几个人还没动身回家，就被通知要隔离。教室里一下子乱了。有人在哭，有人在喊，有人跑到门口去拍门。老师站在讲台上，声音都哑了，一遍一遍地说不要慌。我坐在座位上，两只手攥着书包带子，攥得指节发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坐在那里。然后一只手伸过来。抓住了我的手腕。
　　是周霄。他从后面那一排探过身来，越过课桌，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他的手很小，手指头短短粗粗的，掌心热烘烘的。他攥得很紧。他说：“跑。”我说：“啊？”他说：“快跑。”他拉着我，从教室后门溜出去。走廊上空荡荡的。我们的脚步声在水泥地上回响，啪嗒啪嗒的。他跑在前面，我被他拽着跑。他的手很烫。他的校服袖子卷到手肘，露出一截细细的手臂。我被他拉着，穿过走廊，穿过楼梯间，穿过那扇半掩的校门。我听见后面有人在喊。有人在追。他跑得更快了。他一边跑一边笑。那种笑是收不住的，从胸腔里涌出来，像气泡一样往外冒。他拉着我跑过巷子，跑过糖水铺，跑过那棵老木棉树。我跑得气喘吁吁，但我也笑了。明明知道不对。明明知道会被抓回去。但那种感觉太奇怪了。像一只一直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忽然被放了出来。哪怕只是一瞬间，你也要扑腾两下翅膀。
　　后来我们被抓回去了。老师把我们堵在巷口，脸都气红了。我们被拎回教室，关了一晚上。那天晚上，他睡在我旁边。头靠着头。他的头发蹭着我的耳朵，痒痒的。他睡不着，翻来覆去。后来他凑过来，小声说：“喂。”我没应。他说：“你喜欢看什么动画片？”我说：“美少女战士。”他说：“啊？那个不好看。圣斗士星矢才好看。”我说：“才不是。”他说：“就是。你看过圣斗士吗？紫龙可帅了。”我说：“没看过。”他沉默了一秒。然后他说：“那下次一起看。”我说：“嗯。”他又说：“你喜欢听谁的歌？”我说：“容祖儿。”他说：“啊？我喜欢陈奕迅。”我说：“陈奕迅是谁？”他说：“你连陈奕迅都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他又沉默了一秒。然后他说：“那下次一起听。”我说：“嗯。”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聊动画片，聊歌星，聊贴纸，聊漫画。在小学生的世界里，喜欢同一个动漫人物、拥有同一张动漫贴纸、听过同一个歌星的歌，就足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那时候我以为，喜欢同一个动漫人物同一个歌星，一定能一辈子也喜欢对方。
　　后来我们被放出来了。非典过去了。日子照常过。他还是在后面扯我的辫子，还是踢石子踢得老远，还是买红豆冰的时候多买一根塞给我。我踩着他的影子走，从一年级踩到六年级，从六年级踩到初三，从初三踩到高三。我以为那条巷子很长很长，走不完。但它是有尽头的。所有的巷子都有尽头。你走到头，拐个弯，就出去了。出去之后，你才发现，你是一个人。牵着你的那只手，早就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