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夏归宁》黄蝉蝉

4、第3首：隐形人 我是不是什

　　后来有人问我，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给他写词的？
　　我想了很久，答不上来。好像没有一个确切的开始。最开始只是他发来半句，我接了下半句。他发来一段，我补了一段。像两个人拼图，他手里拿着几块，我手里拿着几块，拼着拼着，就拼成了一整首歌。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发来的每一句，都在等我。
　　我也不知道，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写给自己的。那些年我写了很多东西——日记、故事、投稿、退稿——它们都沉在抽屉底部，像一潭死水。我以为那些字永远不会被人看见。直到有一天，有个人把它们捞起来，谱上曲，唱了出来。
　　那是我的词第一次变成歌。

　　我的词成了你的歌

　　大学的最后一个夏天，我穿着租来的学士服，在图书馆门口拍了几张照，就算毕了业。小棠没来，她在国外。我发了条朋友圈，配图是宿舍楼前那棵开得正盛的凤凰木，文案只写了两个字：“毕业了。”
　　他点了个赞。没有评论。
　　晚上他发来微信：“毕业快乐。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我说：“还在等。”
　　他说：“慢慢来，你写的东西好，会有好结果的。”
　　我说：“谢谢。”
　　对话就停在这里。像两条不太熟的平行线，偶尔靠近一下，又各自延展开去。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他为了知道我的名字，曾经一个个兼职挨个打听；也不知道他把我写的那半句词一直夹在笔记本里。我只当他是个礼貌的、偶尔需要我帮忙写词的歌手朋友。而他也始终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不远不近，不冷不热，像花城秋天的风，温温吞吞地吹过来，你不会为它停下脚步，但过后想起来，好像确实有那么一阵风。
　　毕业前三个月，我就开始投简历。只投出版社。花城大大小小的出版社，我全投了一遍。有几家回了信，约我面试。有一家文艺类出版社，我在面试里聊了一个小时，从塞林格聊到朱天文，面试官说“你阅读量可以，但文笔太嫩了”。还有一家教辅出版社，笔试过了，面试也过了，HR说“你下周一来报到吧，编辑岗，有转正机会”。
　　我说：“我考虑一下。”
　　考虑了一周，我给HR回电话，说不去了。HR在电话那头愣了两秒，问“你确定？”我说确定。挂完电话，我在宿舍里坐了一下午。风扇吱呀吱呀地转，窗外的蝉叫得像在吵架。我知道那是个好机会。我知道我拒绝了它。我知道我在等那家出版社。那家出版社给我回过一封邮件，说“实习岗位尚未开放，请关注后续通知”。就这一句话，没有期限，没有承诺。但我把它当成了希望。
　　我就这么等着。从四月等到六月，从六月等到九月。同宿舍的人一个个搬走了，有人考上研，有人回了老家，有人去做了跟专业毫不相干的工作。只有我还在。宿管阿姨催了我三次，我求她再宽限几天。后来她心软了，说“最迟到月底”。
　　那半年，我没有工作。准确地说，我拒绝了很多工作。每一封面试通过的通知，我都礼貌地回绝了。我不敢跟爸爸说，也不敢跟妈妈说。我妈在电话里问“工作找得怎么样”，我说“在等一家出版社”。她说“什么出版社要等这么久？你不会先随便找一个做着？”我说“不行，我就要进那家”。她沉默了几秒，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我说“像你”。她挂了电话。
　　是的，我拧巴。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拧巴。作文比赛找不到满意的角度，宁愿交白卷也不愿意随便写一篇。考试做不出来的题，宁愿空着也不猜一个答案。就连喜欢一个人，也是喜欢到骨子里，却宁愿等着，也不愿意先说出口。好像将就一下，那些东西就会变质。好像随便找个工作，我离出版社就更远了。
　　那半年，我在便利店做过收银，在奶茶店做过店员，在街头发过传单，在展会上做过礼仪。都是短工，日结，做完就散。我存了一点钱，勉强够交房租和吃饭。我不敢买新衣服，不敢在外面吃饭，不敢生一场病。瘦了很多，颧骨都突出来了。
　　那半年，我跟他见得不多。
　　他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已经在便利店上夜班了。凌晨三点，货架上的灯白得晃眼，我蹲在收银台后面，戴着耳机听他发来的歌。他的声音从劣质耳机里传出来，干净，温柔，像有人在我耳边轻轻唱我写的话。歌不火，评论只有几十条。但他唱到那句时，我蹲在收银台底下，眼泪砸在鞋面上。
　　我说：“你唱得挺好。”
　　他回：“词是你的。”
　　我盯着那行字，不知道该回什么。最后只打了“谢谢”。
　　他说：“谢什么，是我该谢你。”
　　后来他偶尔会在微信上跟我说他的歌手路。他说拿着我们的词参加了比赛，拿了第四名，签约的时候以为一切会好起来，结果发了一首歌，水花都没溅起。他说他去三四线城市商演，舞台搭在露天广场上，底下的人吃着烧烤喝啤酒，没人抬头看他。他说有一次唱到一半，音响坏了，他就清唱完了整首歌，唱完发现台下只剩三个人。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但我听着，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喉咙里堵着。
　　我安慰他，说会好的，你的曲真的很好听。他说谢谢你，也只有你这么说了。
　　我一边安慰他，一边好像也安慰着自己。
　　有一天他问我：“你最近在干嘛？好久没听你说你的事了。”
　　我说：“在等出版社。”
　　他说：“等多久了？”
　　我说：“快半年了。”
　　他那边沉默了几秒。我以为他会说“别等了”或者“先找个工作吧”。但他没说。他只说：“那你平时有空吗？我这边有时候需要人帮忙，综艺节目、商演什么的，助理忙不过来。你来帮我吧，有报酬的。”
　　我犹豫了。我说：“我没做过。”
　　他说：“不需要经验。你只要帮我对接一下流程、确认一下时间就行。之前比赛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做事细心，东西交给你我放心。”
　　我说：“那我试试。”
　　就这样，那半年里，我断断续续去帮了几次忙。有时候是综艺录制，他在台上唱歌，我在后台帮他看时间、递水、提醒流程。有时候是商演，舞台搭在露天广场上，我站在音响旁边，看着他在台上唱。底下的人吃着烧烤喝啤酒，没人抬头看他。但他唱得很认真，每首歌都唱完整。唱完下台，他冲我笑了一下，说“走吧，收工了”。
　　有一次录完节目已经凌晨一点了。他送我回家，走到楼下的时候，他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信封很薄，但捏得出里面有东西。
　　“什么？”我问。
　　“上次那首歌的钱。”
　　“什么钱？”
　　“我拿你的词去投稿，中了一个小奖。这是奖金，分你的。”
　　我说：“词是我随便写的，不用。”
　　他把信封塞进我手里，说：“你拿着。你写的东西值钱。”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小奖”根本不存在。他拿我的词去投的，那些歌词根本没有拿去评过什么奖。他只是在找一个理由给我钱。那半年里，他以“歌词费”“编曲分账”“版权结算”各种名目，给我转过好几次钱。每一笔都不多，但刚好够我撑过那段时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我只知道，每次他转钱过来，都会附一句“这是你应得的”。语气笃定，不容拒绝。
　　那半年，他也没有特殊照顾我。每次我去帮忙，他都公事公办。他会跟其他工作人员介绍我：“王夏夏，来帮忙的。”不多说一个字。但他的助理——那个跟他最久的女助理——有次私下跟我说：“你知道吗，他从来不让别人碰他的词。你是第一个。”
　　我说：“我们是在比赛上认识的，不太熟。”
　　她笑了一下，没说话。那个笑让我琢磨了很久。
　　那半年，他偶尔会出现在我便利店下夜班的时候。凌晨三点，我推开便利店的玻璃门，看见他站在路灯底下，穿着灰色卫衣，戴着帽子，像一截被遗忘在路边的影子。
　　“你怎么在这儿？”我问。
　　“路过。”他说。
　　便利店在城西，他住城东。他怎么路过的，我没问。他手里通常拎着一杯热可可，递给我，说“给你”。杯子是烫的，他的手指是凉的。我接过来喝一口，他看着我喝。路灯很暗，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喝完之后我把空杯子递给他，他接过去扔进旁边的垃圾桶。然后说“走了”，转身就走，没回头，只抬手挥了一下。
　　有一次我问他：“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他说：“因为你写的词好。”
　　我说：“就因为这个？”
　　他想了一下，说：“还因为你是王夏夏。”
　　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把那张热可可的杯套留了下来，夹在日记本里。本子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都是那半年里没地方说、也没人听的话。其中有一行，我用圆珠笔描了好几遍：“他说因为我是王夏夏。”
　　我不知道这算什么。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在凌晨三点“路过”一个离他家十公里远的便利店。不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用各种奇怪的名义给一个没有工作的人转钱。不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记住你喝热可可要加一份糖。
　　但我知道，每次他站在路灯底下，我都会加快脚步。每次他递来热可可，我都会多握一会儿。每次他说“走了”，我都会站在原地看他走远，直到那个灰色的影子消失在巷口。
　　后来我才知道，那一次比赛，他为了知道我的名字，一个个兼职挨个打听。后台几十个人，有选手有工作人员有志愿者，他问了很久，问到比赛前才问出来。他说这事花了他不少时间，但他觉得比准备比赛还重要。
　　我盯着那行字，不知道该回什么。最后只打了“谢谢”。
　　他说：“谢什么，是我该谢你。”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写的东西没有石沉大海。它们变成了歌，被他唱了出来。哪怕只有几十个人听见，哪怕歌不火，可我的词成了他的歌。我的字从抽屉里飞出来，落进了他的声音里。

　　输给了另一个迟到的人

　　但在编辑部，我的字没有变成歌。它们变成红笔划掉的错字，变成校对符号，变成老编辑嘴里的“再校一遍”。
　　毕业后的第二年夏天，那家出版社的实习岗终于开了。
　　我进去的时候，距离我毕业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编辑部在旧写字楼的七层，电梯慢得像老人爬楼，走廊里堆着过刊，纸页泛黄，空气里一股油墨和灰尘混合的味道。我的工位在复印机旁边，机器一开，碳粉味就漫过来，像一层看不见的灰，落在头发上、袖口上、睫毛上。
　　我每天最早到，最晚走。工牌上印着“王夏夏”，但没人这么叫我。他们叫我“那个实习生”，或者“哎”，或者干脆不叫，把稿子往我桌角一放，说“这个校一下”。我像一枚回形针，被夹在一堆稿纸和票据之间，谁需要就抽出来用一下，用完就丢回角落。
　　编辑部的隐形人，大概就是我这样。
　　实习没有工资，只有一天三十块饭补。我每天六点半起床，赶最早一班地铁，换乘两次，到编辑部时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中午我躲在消防楼梯啃面包，面包是前一天晚上在便利店买的，有时是打折的饭团。手机是玻璃屏幕的，小米，千元机，屏幕上有一道细细的划痕，是挤地铁时被人撞的。我划开屏幕，微信弹出来。是他。
　　“卡住了。救救我。”
　　我笑了。指尖悬在屏幕上，半天没落下去。我能想象他发这条消息时的样子——坐在电脑前，眉头皱起来，手指在屏幕上敲了又删，最后只发来这四个字。
　　他发来半句：“你转身的那个下午，蝉声突然停了。”
　　我盯着屏幕，窗外刚好有蝉在叫，一声高过一声。我回：“后面接——‘我以为夏天会替我留住你，可风先学会了告别。’”
　　他秒回：“你真是我的救星。”
　　我本来想签约出版社，当作者。主任看了我的稿子，说：“文笔还欠火候，经验也没有，先从编辑实习做起吧。”
　　我点头。我想，只要努力，就能转正。
　　我从小就想当作家。父母吵架的那些夜晚，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听着外面的碗碟声、摔门声、妈妈的哭喊声，强迫自己睡着。睡着了就会做梦。梦里有另一个世界，奇怪的、安静的、只属于我的世界。后来学会写字，我就把梦记下来，把故事写下来。文字像一堵墙，把那些嘈杂的声音隔在外面。再后来有了MP3，我就一边听歌一边写，旋律像海浪，把所有的声音都盖过去。
　　我越写越拧巴。参加比赛要追求极致，找不到好的角度就不愿意下笔，宁愿空着。作文比赛年年投稿，年年没回音。唯一一次进了复赛，空手而归。学校里，我是千年老二。从来没有拿过第一。
　　可我还是想写。即使在工作量这么大的编辑实习岗。中午别人在休息我借着手机屏幕的微光写；下班了反正我最后一个走，写几句再走；睡觉前笔记本就垫在枕头下面，突然想到什么好词好句了立马又写几句……后来，这些词这些句都被我用在了他的歌词上，这算不算另外一种方式出版了我的文字？
　　在编辑部，带我的老编辑把最苦最累的活给我。催稿、改稿、跟作家沟通，我拿不下来。我太怕得罪人，说话绕来绕去，最后只能做校对。老编辑把功劳全部揽在自己身上，我坐在角落里，看着她在会议上侃侃而谈，像那一切都是她做的。
　　有一次，老编辑让我去跟一位拖稿半年的作者沟通。我在电话里说了二十分钟，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对方说“你让你们老师来找我”，就挂了。老编辑接过电话，三分钟就搞定了，挂完电话看了我一眼，没说话。那个眼神比任何话都让我难受。
　　后来又来了一个新编辑。据说是某个作者的亲戚。她比我晚来三个月，座位在我旁边，她的区域很干净，我的区域堆满了稿子和杂物。她读过很多次那份稿子，说已经熟了，把最后的校对工作留给我。
　　我熬了几个大夜。眼睛干得发疼，滴眼药水的时候手在抖。最后提交印刷，还是发现了错别字。出版社蒙受了损失。责任被怪到我头上。
　　没有人问过那个新编辑，为什么她读了很多次却没发现。没有人问过老编辑，为什么最后的校对交给一个实习生。他们只是把目光落在我身上，然后摇了摇头。
　　实习已经超过半年了。又一年春天，木棉花开的时候，转正名额只有一个。我准备了三个月的转正材料，老编辑说“再等等”。然后新人转正了。
　　老编辑跟我说：“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编辑，需要人脉、情商、眼力见。你太透明了，不适合这行。”
　　我躲在公司厕所隔间里哭。手机屏幕上是老编辑的否定消息，白底黑字，冷冰冰的。我想起三年级时帮父母抄离婚协议，铅笔断了一次，我把“抚养权归父亲”写得特别工整。我想起那些投稿多年石沉大海的夜晚。我想起千年老二。我想起我写下的每一个字，它们从来没有真正抵达过谁。我想起那半年，我拒绝所有工作，只为等一个实习岗。我想起我蹲在便利店收银台底下听他的歌，以为只要我努力，我的文字终将能变成歌。
　　结果我输给了另一个迟到的人。她来得比我晚，却先到了终点。而我，始终是那个隐形人。

　　微信上的“我陪你”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我是不是什么都做不好？”
　　发完就关了手机，缩在床上。被子蒙住头，眼泪把枕头洇湿了一小块。宿舍很安静，只有风扇在头顶吱呀吱呀地转。
　　半夜我打开手机，看到他的私聊。
　　他：“还记得那次比赛吗？我的词是你救的。你不是什么都做不好，你只是还没找到对的地方。”
　　我：“我编辑实习岗不给转正。”
　　他：“刚好公司缺歌手助理，你来不来？”
　　我：“我会搞砸的。”
　　他：“你不会。你只是不相信自己。而且，这里有我在，来吧，我陪你试试看。”
　　我盯着“我陪你试试看”这几个字，眼泪又掉下来。
　　那是第一次有人告诉我——你不行只是你以为，你可以才是真的。
　　后来我见过很多人说“加油”，但只有他说“我陪你试试”。
　　我回了一个字：“好。”
　　发出去之后，我把手机扣在枕边。心跳得很快，像有人在我胸口敲一面很小的鼓。我不知道这个决定对不对，不知道助理要做什么，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好。我只知道，编辑部那张工位我已经坐了整整一年，那摞稿子我校了无数遍，那个转正名额给了别人。老编辑说我不适合这行。也许她说得对。也许我确实太透明了。
　　但他在微信那头说“我陪你试试看”。
　　就这一句话，像一只手，从屏幕里伸出来，把我从那个厕所隔间的眼泪里拉了出来。
　　第二天我去编辑部递了实习结束的申请。老编辑没多问，只在表格上签了字，说：“想好了就行。”我点点头，把工牌放在桌上。工牌上印着“王夏夏”三个字，照片是刚入职时拍的，刘海有点长，眼神怯怯的。我看了一眼，没拿，转身走了。
　　走出写字楼的时候，花城的太阳很大，晒得柏油路面发软。我站在路边等红绿灯，手里攥着手机。新公司在哪条街、几楼、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但我已经把工牌放下了，工位也清了，那摞稿子不会再回到我桌上。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混着汽车尾气和路边糖水铺的甜味，热烘烘地灌进肺里。
　　手机震了一下。是他发来的：“明天来报到，我带你去认路。”
　　我回：“好。”
　　就一个字。没有标点，没有表情，没有多余的话。但我攥着手机穿过斑马线的时候，脚步比想象中稳。
　　已经毕业近两年的春天，我正式入职，成为一名歌手助理。
　　他没有特殊照顾我。只是每次经过我工位时，会多放一瓶水。没有留言，没有标签。第一天我以为是别人忘的。第二天又有一瓶。第三天，我抬头看他，他已经走过去了，只留下一个背影。
　　我拧开那瓶水。水是常温的，像花城秋天傍晚的风。
　　我坐在新工位上，第一次觉得，也许我不用再当隐形人了。至少，有人知道我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