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夏归宁》黄蝉蝉

3、第2首：盛夏的种子 是谁在我心

　　他站在光里向我伸出手的时候，我脑子里闪过的，是另一个夏天。
　　那是很久以前的夏天了，久到那些记忆在我脑子里像被水浸过的旧照片，颜色都褪了，边角也起了毛。久到我已经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发生过的，哪些是我自己后来编造出来的。但我一直记得那个开头——他从光里向我跑过来，穿着一件洗得发黄的校服，袖子挽到手肘，头发被汗黏在额角，手里捏着一截断掉的铅笔。
　　“喂，你怎么蹲这儿？”

　　破碎的协议书

　　吵。
　　无休止的吵。碗碟碰撞的声音、椅子拖过地面的声音、妈妈拔高的嗓音、爸爸沉默的背影。这些声音像潮水一样，从门缝里渗出来，漫过客厅，漫过我房间的地板，一直漫到我的床脚。我已经习惯了。习惯到可以在吵架声里安然地写作业，习惯到可以在摔门声里平静地翻页，习惯到可以把那些尖锐的词语当成白噪音，像蝉鸣一样，响着响着就听不见了。
　　但这一天，等来的是终结。
　　“你看看你，这么多年，还住在这栋破烂的屋子里！”
　　妈妈的声音从客厅一路炸过来，像一道闷雷滚过天花板。我坐在自己房间里，面前摊着语文作业本，正在抄写第三课的词语。铅笔在“寂静”的“寂”字最后一捺上停住了。
　　“我一个大学生，别忘了当初是为了什么嫁给你的！”
　　“咣——”什么东西摔在地上了。大概是那只印着双喜字的搪瓷杯。我听见瓷片在地上弹跳的声音，碎得清脆。爸爸一如既往地没有回应。我知道他在哪里。他一定蹲在阳台上，后背靠着那面斑驳的墙，手里夹着一根烟，烟灰积了很长一截也不弹。他看着楼下的巷子，看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看谁家的孩子在追一只猫，看卖糖水的推车从巷头挪到巷尾，然后烟灰终于断了，落在水泥地上，像一小撮灰色的雪。
　　“我搬走，马上搬走，我要去做生意，赚大钱！”
　　妈妈的声音又高了一度，像是要盖过什么。盖过这个破旧的房子，盖过这段婚姻，盖过她心里那个不甘心的自己。爷爷总跟我说当年的故事。说他是花城少有的大学生知青，被光荣地分配到农村里“三下乡”。说那个年代的大学生金贵，像一群被风吹散的种子，落到哪里，哪里就长出不一样的东西。爷爷总说，别学你爸爸，考不上大学，还不是因为你爷爷退休换回来花城的房子和户口，你妈妈才不会委屈地跟过来呢。
　　爷爷说这话的时候总是笑着的，但那个笑像被揉皱的旧报纸，展不平。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委屈”，只知道妈妈每次听到爷爷提“当年”，脸色就会变。变得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浑身的毛都炸起来。
　　“都别吵啦！”
　　爷爷的声音忽然从里屋劈出来，干瘦，沙哑，但用了全力。像一把钝刀，使了劲也能砍断东西。
　　“婚是我要你们结的，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你们离婚吧！”
　　爷爷在说气话。我知道爷爷在说气话。爷爷每次被吵得受不了了就会说这句话，像一颗被反复按下的按钮，大家都习惯了。爸爸继续抽烟。妈妈安静了两秒钟。然后她说：
　　“好。”
　　就一个字。干脆利落，像一把剪刀，咔嚓一声，把什么东西从根上剪断了。
　　第二天他们从民政局回来，带回来一张纸。那张纸后来在我记忆里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皱，像一块被反复搓洗的旧手帕。但上面的字我还记得。蓝黑色圆珠笔写的，妈妈的手笔。她的字向来潦草，赶时间的时候更潦草，有些笔画连成一团，像被揉皱的线。
　　“夏夏。”
　　妈妈叫我。她站在客厅那张酸枝木八仙桌旁边，桌上摊着那张纸。她的眼睛还红着，但下巴抬得很高。她把一支圆珠笔递过来，又放下，从抽屉里翻出一支铅笔——我考试用剩的那支，笔杆上印着“中华牌”三个金字，已经磨得只剩一个“中”字，笔尖削过很多次，短得快要捏不住了。
　　“帮妈抄一遍。”她说。
　　我站在桌边，没动。
　　爸爸在阳台上。他的烟灰缸里积了七八个烟头，满满当当的，像一座小小的坟。他没有回头，声音从背后闷闷地传过来：“我字写得不好，你妈写得潦草，你……你字工整。”他说完这句就不说了。我攥着那支铅笔，站在桌边，看着那张纸。圆珠笔的字迹潦草得有些地方看不清楚，妈妈大概是写的时候手在抖，有几个字连笔画都连错了，在旁边用更小的字补了一下。
　　“夏夏，你就帮妈把这份协议抄一遍。”妈妈的声音从头顶压下来，带着疲惫，带着一种不想再解释的决绝，“你爸文化不高，不懂怎么写。妈已经拟好了，不想再重头到尾抄一遍，累。”她顿了顿，别过脸去，声音低了一点，低到我差点没听见：“……你抄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知道什么？我那时候不知道。我只知道，那张纸的右上角写着五个字，黑压压的，像五块石头垒在一起——“离婚协议书”。我坐下来，把那支快捏不住的铅笔握在手里。协议的内容是用圆珠笔写的，一条一条列得很清楚。第一条，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第二条，花城寺贝街某号某栋某房归男方所有。第三条，男方一次性支付女方人民币——我看到那个数字时愣了一下，那个数字后面跟着好几个零，像一串没有温度的星星，挂在那张薄薄的纸上。那是他们这么多年攒下来的全部家当，不，还要多。妈妈要走这笔钱，应该是要拿去做更大的生意。
　　最后一行写着：“女儿王夏夏抚养权归父亲。”
　　那个“归”字，笔划很多，是协议上最复杂的字。我盯着它看了很久。然后我低下头，用那支快捏不住的铅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铅笔芯断了一次。我把断掉的那截捡起来，放在手心看了一眼，细细的铅芯嵌进掌纹里，留下一道浅浅的黑痕。我没去换笔，把笔杆里剩下的那截往前推了推，继续写。
　　“抚养权归父亲”——这五个字我写得特别工整。每一笔都像刻进纸里，横平竖直，没有一划潦草。写“归”字的时候，我拆得很慢，左边的竖、横折、横、横，右边的横折、横、横、竖，一笔一笔地码上去。好像在码一堵墙。一堵用铅笔和纸砌起来的、告诉一个三年级女孩她今后属于谁的墙。
　　妈妈站在旁边看我写。她的目光落在我握着铅笔的手指上，落在笔尖划过纸面的轨迹上。她没有说话。但我知道她在看什么。她在看那五个字。她在看一个妈妈想告诉女儿却不敢亲口说出来的话。
　　她本来可以自己抄的。她写得潦草，但再潦草也能抄完。可她不想。她说她累。但我知道她不只是累。她想让我知道。用这种最直接、最残酷、又最间接的方式，让我知道——从今以后，你的抚养权归父亲。她不敢亲口告诉我。不敢面对面看着我的眼睛说，夏夏，以后你跟爸爸过。所以她让一张纸替她说。让一支铅笔替她说。让那五个工工整整的字替她说。
　　我把协议书抄完，放在桌上。妈妈看了一眼，点点头，什么也没说，把纸收走了。那天下午，小棠突然出水痘了。她妈妈在电话里说她发烧到快四十度，迷迷糊糊的，一直在说胡话。我不能去打扰她。我无处可去。可是我不想回家。不想待在这个到处是烟味和瓷片碎屑的屋子里，不想路过客厅的时候看见那张协议书还摊在桌上，上面有我用铅笔抄的字，有那个我亲手写了五遍的“归”字。
　　我从家里出来，沿着寺贝街一直走。夏天的傍晚，天还是亮的，但太阳已经软下来了，像一枚快要融化的咸蛋黄，挂在西边的楼顶上，把整条巷子染成暖融融的橘色。我走到小红院，里面有几个小孩在追跑，笑声尖尖的，像一把把撒出去的碎玻璃。我绕过他们，走到小红院最里面的角落。那里有一个废弃的滑梯。铁皮的，早就没人滑了，下面的沙地长满了野草，有的都蹿到滑梯的梯子一半高了。滑梯底下正好空出一小块地方，像一个小小的洞，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可以藏进去的洞。
　　我蹲下来，把自己缩在那几根野草后面。下巴搁在膝盖上。一只蚂蚁从脚边爬过去，触角晃了晃，又爬回来。我盯着那只蚂蚁，看它从东爬到西，又从西爬到东，不知道在忙什么。
　　不知道蹲了多久。天从橘色变成了灰蓝，巷子里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小孩们的笑声散了，被大人们喊回去吃饭了。小红院里安静下来，只剩下蝉在叫。就在这时，有脚步声从外面跑进来。跑得很快，球鞋踩在水泥地上，啪嗒啪嗒的，像一串被甩出去的珠子。
　　然后他站在我面前。

　　游戏厅的霓虹

　　他从光里跑过来。
　　他住寺贝街尾那栋带小院的楼里，跟我同班，就坐我后面一排。从小学一年级起，我们上学放学都走同一条路——我、小棠、他，三个人像被同一根绳子串着的珠子，从巷头串到巷尾，从一年级串到现在。他走路总是不老实，一会儿踢石子，一会儿跳起来够木棉树垂下来的枝桠，一会儿又折回去把路边人家门口晾着的拖鞋摆正。小棠嫌他烦，走快两步甩开他，他就追上去扯小棠的书包带子，两个人吵吵闹闹的，巷子里都是他们的声音。我走在最后面，踩着他的影子。他踢过的石子有时候会滚到我脚边，我捡起来握在手心里，温热的，有阳光和尘土的味道。
　　今天早上上学路上，他和小棠又在追跑打闹，书包带子甩来甩去。他的书包撞到了我的手臂，侧袋里一支铅笔掉出来，掉在青石板上，笔芯断了。他回头看了一眼，说了句“不好意思”，就继续往前跑了。那截断掉的铅笔芯，和我手里那支抄离婚协议的铅笔，断得一样干脆。
　　他站在我面前。身后是小红院门口那盏路灯，黄黄的光从他后背涌过来，把他整个人描了一圈毛茸茸的边。逆着光，我只能看清他耳朵的轮廓，被灯光照得透红透红的，像一颗薄薄的软糖。他的头发被汗黏在额角，一撮一撮的，像刚从水里捞出来。
　　“喂，你怎么蹲这儿？”
　　他弯下腰，两只手撑在膝盖上，歪着头看我。他的脸在逆光里模糊不清，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像一张被水泡过的邮票。
　　“该不会是早上我弄断的那支铅笔？！”
　　我抬起头。他没在笑，眉头微微蹙着，像真的在问这个问题。好像在他心里，一支铅笔断了和一个人蹲在滑梯底下，是可以画等号的两件事。
　　我没说话。
　　他蹲下来。跟我一样蹲着，两条腿岔开，手肘撑在膝盖上，下巴搁在手背上。他就这么看着我，看了好几秒钟。他的眼睛在路灯下亮亮的，像两颗被水洗过的玻璃珠子。我没有避开他的目光，也没有回看他。我就那么直直地看着前方，看着他身后那盏路灯下飞舞的几只小虫。
　　“走，带你去个地方。”他忽然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沙子，朝我伸出一只手。
　　那只手小小的，手指头短短粗粗的，指甲缝里还有没洗干净的泥。那只手我见过很多次。看见它扯小棠的辫子，看见它拍别的男生的肩膀，看见它举着红豆冰从巷口跑过来，化了一半滴在手指上。但我从来没有握过那只手。
　　我盯着那只手看了很久。久到他开始晃动手臂，像在逗一只不敢下来的猫。
　　“快点啊，磨磨蹭蹭的。”
　　我把手放进他掌心里。他的掌心很烫，热烘烘的，像夏天正午被太阳晒过的水泥地。他用力一攥，把我从草丛里拽了起来。膝盖上沾的沙子簌簌往下掉。他拉着我就往巷子外面跑。
　　他带我去的游戏厅离家不远，但藏得很深。在寺贝街拐出去，穿过一条更窄的巷子——窄到两个人并排走都会蹭到肩膀——再拐一个弯，钻进一栋居民楼的铁门，穿过一条堆满纸箱和旧自行车的过道，上了二楼，还要再拐一个弯，才到。
　　那地方要不是有人带着，根本找不到。门口连个正经招牌都没有，只在铁门旁边的墙上用粉笔歪歪扭扭写了“游戏”两个字，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哪个孩子闹着玩的。推开门，里面才别有洞天。老板是个中年男人，叼着烟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面前放着一个铁盒子，里面是一摞摞的游戏币。他抬头看了我们一眼，没说话，又低头看他的报纸。
　　后来这个地方被拆了。原址上盖了一栋卖手机配件的商厦，一楼是奶茶店，二楼是网吧，三楼是舞蹈培训班。每次路过那个亮得晃眼的玻璃幕墙，我都会想起那扇铁门。想起我们钻过的那条又窄又暗的巷子。想起二楼拐角处那盏永远在闪的日光灯，嗡嗡地响，像一只被困在玻璃管里的苍蝇。
　　游戏厅在一栋老楼的二楼。楼梯又窄又暗，墙上贴满了小广告和褪色的海报，有一张是某个洗发水的广告，女明星的头发黑得像墨汁，十几年后我再经过时，那张海报还在，女明星的头发已经褪成了灰白色，像一团被漂过的旧棉絮。台阶是水磨石的，每一级都被磨得中间凹下去一块，踩上去滑溜溜的。
　　他走在前面，一步两级，到了拐角才回头看我一眼。“快点，跟紧点。”
　　楼梯尽头是一扇铁门。推开的时候，吱呀一声，一股混合着烟味、汗味和电子设备热烘烘的气味扑面而来。那味道呛得我咳了一声。里面很吵。各种机器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噼里啪啦的按键声、偶尔还有一两声激动的大喊，被压缩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搅成一团，像一锅烧开了的粥。霓虹灯管在天花板上盘来盘去，红光绿光蓝光交替着闪，把每个人的脸都照成奇怪的颜色。墙上贴着一张《拳皇2003》的海报，上面印着草薙京和八神庵面对面站着的画面，两个人中间是一道闪电。海报的边角已经卷起来了，被人用透明胶带重新粘过。旁边还贴着一张《合金弹头5》的海报，画面上是一个戴着红帽子的小人扛着火箭筒，背后是漫天的炮火。那两张海报并排贴着，旧的那张颜色发白，新的那张油墨还亮着。
　　我站在门口不敢往里走。那些闪烁的灯光和嘈杂的声音像一层透明的膜，把我挡在外面。
　　他大概是发现我没跟上来，又折回来。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直接拽住我的手腕，把我整个人拖了进去。
　　“怕什么，又不吃了你。”
　　他把我按在一台机器前面的椅子上。那椅子是塑料的，坐上去硬邦邦的，靠背上有几道裂缝，露出里面黄色的海绵。屏幕上是一个格斗游戏的画面，两个小人面对面站着，一个穿白道服，一个穿红裤子，血条在顶上排着，背景是昏黄的路灯和石阶。屏幕右上角写着：KOF 2003。拳皇。我认得那个画面，班上的男生课间总是在聊这个，什么八神庵、草薙京、不知火舞，名字像咒语一样在他们嘴里滚来滚去。他们还争论哪个版本最好玩——有人说97最经典，有人说98最平衡，有人说2003是新出的，加了换人系统，最厉害。这台机器上的画面我从来没在别的游戏厅见过，海报也是新的，边角还没卷起来，颜色也比旁边那些机器鲜亮。应该是刚进的新机器。
　　“这是2003，最新版的，”他凑过来，手指在屏幕上点了点，“你看，这个草薙京的隐藏超必杀，帅吧？我练了好久了。还有这个，可以中途换人，三个人轮着打，比以前的都好玩。”
　　他把几枚游戏币塞进我手里，硬币带着他掌心的温度，热乎乎的。铜色的，上面的图案已经磨得看不清了，但边缘有一圈新铸的毛刺，有点扎手。老板说是刚从港城进的货，旧的那批币用完了。
　　“打吧。”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游戏币。铜色的，上面的图案已经磨得看不清了。我从来没握过游戏币。我爸妈不让我来这种地方。我妈说这里是坏孩子来的地方。
　　“打吧，”他又说了一遍，把我的手往摇杆上按，“打完了就不难过了。”
　　我按下开始键。屏幕上的小人动了起来。他让我先选，我选了那个穿白道服的——草薙京，他说的。他选了穿红裤子的八神庵，然后故意选了跟我不一样的队伍。他说：“新手打八神庵比较有成就感，他动作慢。”我不知道怎么出招，只会乱摇摇杆、乱按按钮。屏幕上的小人跟着我的指令笨拙地踢腿、出拳，更多的时候是打空，或者在原地跳。他就坐在旁边那台机器上，跟我对战，但他不认真打，故意放水，让我的小人偶尔能打中他一下，然后他就夸张地“啊”一声，倒在椅背上。
　　“看到没，你刚才那一下重拳，厉害。”
　　我知道他在骗我。我根本没有按出什么重拳，只是慌乱中拍了一下按钮。但他每次被我打中都要演一下，慢慢地，我居然开始笑了。嘴角自己就翘起来了，我都没注意到。
　　那天下午，我在游戏厅里待了四个小时。打了很多局，输了大多数。但奇怪的是，输了也没有很难过。可能是那个空间太吵了，吵到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声音都被盖住了。可能是霓虹灯太亮了，亮到眼睛只顾着追那些闪光的颜色。可能是坐在旁边的他一直在往我手里塞硬币，塞的时候嘴里念叨着“输有什么要紧”“再来一局”“这次往左躲”之类的话。那些话没什么实质内容，但填满了原本会用来想别的事情的空间。
　　打到后来，我的手指按摇杆按得发酸，屏幕上小人被打倒的动画我已经看了不知道多少遍。那个穿白道服的小人倒在石阶上，屏幕暗下来，跳出“K.O.”两个字母。我放下摇杆，转头看他。他正盯着屏幕，侧脸被蓝绿色的光映着，鼻梁上有一道细细的光斑在跳。他的下巴上有一颗小小的痣，我以前没注意到。
　　他察觉到我在看他，转过头来。霓虹灯把他的眼睛映成一种奇怪的琥珀色。
　　“怎么，不打了？”
　　我摇摇头。
　　“那走吧。”他从椅子上跳下来，伸手拉我，“天黑了。”
　　走出游戏厅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暗成了深蓝色。巷子里的路灯刚刚亮起来，黄黄的光一团一团的，像被谁随手挂在电线杆上的橘子。空气还是热的，但不像白天那种灼人的热了，变得温吞吞的，像一杯放凉了的开水。路边有人在收摊，卖糖水的阿姨把塑料凳子一张一张叠起来，摞得老高。糖水的甜味还没散尽，混在空气里，黏黏的。
　　我们沿着巷子往回走。路过一家亮着灯的肠粉店，门口的蒸笼冒着白汽，把半条巷子都笼得雾蒙蒙的。路过一棵老木棉树，枝干粗壮，叶子浓得发黑，在晚风里沙沙地响。路过一户人家门口，有个阿婆坐在竹凳上摇扇子，扇子拍在膝盖上，啪嗒啪嗒的。
　　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他时不时踢一下路边的小石子，踢得老远，然后跑过去再踢一脚。我跟在后面，踩着他踢过的石子，踩到了就往前踢一下。我们就这么一路踢着石子走，谁也没提游戏厅，谁也没提我为什么蹲在滑梯底下。
　　走到寺贝街巷口的时候，那棵老木棉树底下有个卖红豆冰的推车。木头箱子刷了白漆，上面用红漆歪歪扭扭地写着“红豆冰”三个字。箱子盖着棉被，掀开的时候一股冷气冒出来。他停下来，摸了摸口袋，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纸币，数了数，买了两根。
　　他把其中一根递给我。竹签上串着一柱红豆冰，暗红色的豆粒嵌在冰里，冰体是半透明的，像一块被冻住的晚霞。我接过来，咬了一口。冰得牙根发酸，甜味在舌头上慢慢化开，凉意顺着喉咙往下淌。
　　那是我那个夏天吃过最甜的东西。
　　他咬着自己的那根，含糊不清地说：“好吃吧？”
　　我点头。
　　“下次还来。”他说，语气笃定，像是在跟自己保证什么。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红豆冰，没说话。他的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横在路面上，头正好落在我的脚边。我踩在他的影子头上，往前走了两步。
　　到了我家楼下，他站住了。“到了。”
　　我抬头看了看那栋旧楼。三楼的窗户亮着灯，爸爸应该回来了。阳台上晾着几件衣服，在风里轻轻摆动，像几个模糊的人影。
　　“那我上去了。”我说。
　　他点点头，把吃完的竹签随手一扔，没扔进旁边的垃圾桶，又跑过去捡起来重新扔。第二次进了。他拍拍手，转身往反方向走。
　　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
　　“喂。”
　　我回头看他。
　　“明天还在这儿等你。”他说，“别蹲滑梯底下了，听见没？”
　　我看着他，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只好用力点了一下头。他笑了，右边嘴角先翘起来，脸颊上露出一个浅浅的酒窝。霓虹灯和路灯都照不到他脸上的细节，我只看见他白色的校服在黑暗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小的白点，拐过巷口，不见了。
　　第二天，他没有来。我也没有问。小棠的水痘还没好，我们两个就这样照常上学、上课、放学。先到我家楼下，他说了一句“拜拜”，就继续往前走了。
　　只是我实在不想回家，就又在红砖墙边等。等到天都暗了。路灯亮了，卖糖水的推车从巷头挪到巷尾，又挪回来。蝉叫得比昨天还响。我又蹲在小红院滑梯底下，看着那只蚂蚁在同一个地方爬来爬去，心里想，他可能只是忘了。明天会来的。第三天，他还是没有来。第四天，也没有。那个星期，他都没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