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夏归宁》黄蝉蝉

16、第15首：所有爱情都有第三者 傲姐说：“

　　花城的初夏，暑气来得又急又猛。爱情的变故亦如是。

　　迟来的追求

　　高以宁是月初走的。新专辑的宣传工作排得很满，几个城市连轴转，综艺录制、电台采访、签售会，经纪人小周给他排了十几天的行程。他走的那天早上，站在玄关换鞋，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像要说什么。最后只是伸手揉了一下我的头发，说：“我走了。”
　　我说：“嗯。到了给我发消息。”
　　他走了之后，我才发现，他每天早上煮粥的位置空了。灶台上干干净净的，没有锅，没有勺，没有皮蛋壳，没有切得大小不一的肉丝。厨房安静得像个摆设。阳台上那棵白兰的叶子蔫蔫地垂着，我给它浇了水，水珠沿着叶脉滚下去，滴在泥土上，洇开一个小小的深色圆印。
　　然后周霄就来了。
　　第一天是个周一。下午六点，公司下班的时间。初夏的傍晚，天还大亮着，太阳挂在西边的楼顶上，把整条街染成一片暖融融的橘色。我抱着一摞物料从仓库出来，纸箱的棱角硌着小臂，在皮肤上压出红痕。走到公司门口，才发现天变脸了。花城五月的雨，来得急，走得也急，一根一根的，像有人在天上筛细米。我抱着物料站在门口的雨棚底下，腾不出手来叫车，也腾不出手来撑伞。
　　然后一辆深灰色的车停在路边。车窗摇下来。是周霄。他穿着深蓝色的飞行员制服，肩上四条杠，领口扣得整整齐齐。他探过身来，从副驾驶的位置推开车门。他说：“上车。我送你。”
　　我抱着物料站在雨棚底下，看着他。雨丝从雨棚边缘滴下来，啪嗒啪嗒地落在地砖上。他坐在驾驶座上，逆着光，脸看不太清，但轮廓还是那个轮廓。右眉尾那道浅浅的疤。下巴上那颗小小的痣。他笑了，右边脸颊的酒窝露出来。
　　“发什么呆，快上来，淋湿了。”
　　我上了车。物料放在后座。纸箱的边角把座椅皮面蹭出一道浅浅的印子。我说对不起。他说没事。他把空调打开，吹了一会儿冷风。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左右摆动，把雨丝一片一片地刮掉，又一片一片地铺上来。花城的街景在车窗外面一点点往后退，湿漉漉的，亮晶晶的。
　　“你怎么在这儿？”我问。声音比我想象的平静。
　　“刚下飞机。”他说。眼睛看着前面的路。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的拇指轻轻敲着挡位杆。跟很多年前骑单车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姿势，只是那双手比以前大了，手指比以前长了，指节上有一道淡淡的白色痕迹，大概是长期戴飞行手套磨出来的。
　　他说“刚下飞机”。从机场到公司，要穿过大半个花城，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他制服都没来得及换，肩章上四条杠还闪着金色的光。
　　我没有揭穿他。我看着车窗外面。街边的榕树被雨打得垂下了气根，湿漉漉地挂在半空，像一排灰色的帘子。他把车里的收音机打开了。电台在放一首老歌。旋律很缓，像水一样从喇叭里淌出来。
　　车开了二十分钟，到了我家楼下。我抱着物料下车，他帮我把后座的东西递出来。雨还在下。他站在车门旁边，雨丝落在他肩上，把那件深蓝色的制服洇出几小块深色。他说：“明天还下雨。我再来。”
　　我说：“不用。”
　　他说：“没事。我正好飞完这趟，后天再飞。”
　　第二天又是六点。我下楼的时候，那辆深灰色的车已经停在路边了。这一次他没有穿制服，换了一件深蓝色的薄外套，里面是白色的T恤。他靠在车门上，手里拿着一杯热奶茶。看见我出来，站直了身子，把奶茶递过来。他说：“热的。下雨天冷。”
　　我接过奶茶。杯壁温温的，暖着手心。我没有喝。我看着他。路灯刚亮起来，黄黄的光落在他身上。他的脸比高三那年瘦了一些，颧骨的轮廓更明显了，下巴收得很利落。但他的眼睛还是那双眼睛。弯弯的。笑起来的时候，右边脸颊的酒窝还是那个位置。
　　“周霄。”我喊他名字。
　　“嗯。”
　　“你不用每天来接我。”
　　“我没每天。”他说，“我明天要飞，后天回。”
　　他看着我。路灯的光从他身后涌过来，把他的脸笼在一片暗色里。他看了我几秒钟。然后他说：“王夏夏，我就想接你下班。”
　　我没有再说话。我上了车。
　　第三天是周五。傍晚的雨终于停了，天边露出一小片淡粉色的晚霞。周霄把车停在公司楼下。我出来的时候，他说：“今天不直接回去。带你去个地方。”
　　他开了半个多小时。车穿过花城的老城区，穿过那些密密麻麻的握手楼和弯弯曲曲的巷子。然后车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停在一栋老楼前面。我认出来了。是那个游戏厅。铁门紧闭着。门口堆着几个纸箱和一辆生锈的自行车。
　　周霄熄了火。他坐在驾驶座上，看着那扇铁门。然后他说：“现在变成电脑游戏了。楼上。我上次来看过。”
　　我坐在副驾驶上，没有动。游戏厅的霓虹灯管、噼里啪啦的按键声、老板叼着烟坐在小板凳上的样子——那些画面从我脑子里一闪而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不去了。”我说。
　　他转过头来看我。他的嘴唇动了动，像要说什么。然后他收住了。他说：“那去喝一碗糖水？”
　　我说：“不去了。”
　　车里的空气安静了几秒。他伸出手，把收音机关了。安静立刻涌上来，厚厚的。他看着我。我看着他。
　　“王夏夏，”他说，声音低低的，“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我没有生气。”我说。
　　“那你为什么——”
　　“周霄。”我打断他。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我不生气。我只是不想去。”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把手放回方向盘上，发动了车。车往回开的时候，他没有再说话。
　　第二天是周末。他发来一条消息：“今天去你学校看看。我在楼下。”
　　我下了楼。上了车。他发动了车，往大学城的方向开。路上他放了音乐，是一张老专辑，陈奕迅的。车开了四十多分钟。他把车停在我们学校门口的马路对面。熄了火。他没有下车。他坐在驾驶座上，透过车窗看着学校门口。学生进进出出。路边摊的推车一溜排开。再往里面看，体育馆的轮廓从树梢后面露出来。今晚有演唱会。体育馆外面亮着大屏幕，灯牌已经有人在举了，荧光棒的光在暮色里一晃一晃的。
　　“从前没有好好陪你。”他说。声音很轻。“我错了。我知道错了。”
　　我看着车窗外。那些学生。那些情侣。那些热闹的路边摊。那个亮着灯的体育馆。灯光和烟火气搅在一起，热腾腾地从车窗缝隙里涌进来。脑子里闪过一些画面。很旧的画面。一个男孩骑着一辆自行车，车铃叮叮当当地响。后座上坐着一个女孩，书包抱在怀里，踩着他的影子。一个男孩站在游戏厅的霓虹灯底下，往女孩手里塞游戏币。一个男孩蹲在滑梯底下，朝她伸出一只手。
　　那些画面像水一样从脑子里淌过去。淌得很快。然后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交叠着。指甲剪得圆圆的。心口那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像一面没有风的水面。什么感觉都没有。没有想要伸手握住的冲动。没有想要推开车门下车的冲动。没有眼泪。没有委屈。甚至连那声“为什么现在才来”的问句，都没有。空空的。干干净净的。
　　“周霄。”我说。
　　他转过头来看我。
　　“我原谅你了。”
　　他愣了一下。他的眼睛里有东西亮了一下，又暗下去。他张了张嘴。像要说什么。我没有给他机会。我说：
　　“但我已经不在原地了。”
　　他坐在驾驶座上，看着我。他的嘴唇还张着。他脸上的表情，先是空白。然后是一点点裂开的东西。他慢慢地把嘴合上了。他把手从方向盘上拿下来。放在膝盖上。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我送你回家。”
　　那天晚上，他送我到家楼下。我下车的时候，他说：“明天我不来了。”
　　我站在车门旁边，看着他。路灯的光从电线杆上洒下来，落在他脸上。他的耳朵被照得透红。跟很多年前一样。它红过很多次。但这一次，红得不一样。这一次的红，是凉的。
　　“好。”我说。
　　他发动了车。尾灯在夜色里亮了一会儿。然后拐过街角，不见了。
　　又过了一天。周二。我带着组员执行完傲姐的演出活动。那天的活动在城东的体育馆，舞台搭得很大。傲姐唱了三首歌，状态很好。庆功的时候，她站在后台的台阶上，对着所有人说：“今晚我请宵夜。谁都不许先走。”组员们欢呼起来。
　　我们回到公司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我正跟傲姐和组员在电梯口商量去哪吃，身后忽然有人喊我的名字。
　　“王夏夏。”
　　我转过头。周霄站在公司大堂的旋转门旁边。他手里拎着一个纸袋。他看着我，又看了看我身后的傲姐和组员。他走过来。然后他转向傲姐。他说：“可以带上我吗？”
　　傲姐看了他一眼。又看了我一眼。她的嘴角弯起来，眼睛里闪着那种看好戏的光。她把手里的包往肩上一甩，说：“可以。当然可以。又高又帅，欢迎欢迎。”
　　“傲姐——”我开口了。
　　傲姐已经转过身去，朝组员们挥了一下手。她说：“走走走，人多热闹。”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坏笑了一下。组员们跟着起哄。我被拽着往外走。周霄跟在我们后面。
　　夜宵店在公司附近的一条巷子里。砂锅粥。店面不大，摆了七八张圆桌。我们到的时候，傲姐要了最大那张桌子，招呼所有人坐下。我被安排在傲姐旁边。周霄坐在我对面。
　　粥还没上来。傲姐叫了几瓶啤酒。组员们在聊今天演出的事。周霄安安静静地坐在对面，剥花生。他的手指很长，捏开花生壳的动作很利落。他把剥好的花生米放在碟子边上，没有吃。
　　然后他开始说话了。他讲他的飞行员见闻。讲他飞过的航线。讲他在三万英尺高空看到的日出。讲他遇到的乘客。组员们听得很认真。有人问他“飞国际航线累不累”，有人说“机长好酷”。他笑了一下，右边脸颊的酒窝露出来。他喝了一口啤酒。然后他的话锋转了。
　　他讲他学生时代。讲他成绩有多差。讲他爸怎么逼他考飞行员。讲他高三那年瞒着一个人去体检，每次请假都编理由。组员们在笑。他在笑。但我看见他的目光从碗沿上掠过来，在我脸上停了一瞬，又移开了。
　　然后他讲得更深了。他讲他刚入行的时候，被教员训，被同学笑，成绩垫底。他每天凌晨四点起来背操作手册。讲他第一次实飞，坐在驾驶舱里，手放在操纵杆上，抖得厉害。讲他第一次单飞，飞机脱离跑道的那一刻，他心里空了一下。他讲他这些年的努力。攒钱。考航线。当上机长。一步一步的。他说：“我用了很多年，终于准备好了。可以给她一个家了。”
　　组员们安静了一拍。然后有人起哄。有人在喊“哇”。有人在拍桌子。傲姐坐在我旁边，没有起哄。她端起啤酒杯喝了一口，放下来，杯底磕在桌面上。她站起来。她看着周霄。她喝多了，脸红红的，眼神有点散。但她说的话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的。
　　“周霄是吧。”她说。“我让你来呢，就是告诉你——王夏夏已经有高以宁了。”
　　她顿了一下。组员们安静下来。她继续说。
　　“我知道你还惦记人家王夏夏。你今晚讲的这些是挺深情的。可是——”她停了一下。她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她把杯子放下来，杯底磕在桌面上，这一次更响。“可是已经迟啦。”
　　她看着周霄。周霄抬起头。他的脸色有点白。傲姐说：“迟来的深情屁都不是啊。”
　　这句话落下来的时候，整个桌子安静了。周霄坐在对面，看着我。他的眼睛很亮。那种亮不是高兴，也不是难过。是某种东西在碎裂的时候发出的光。他张了张嘴。像要说什么。傲姐又开口了。她笑了。她说：“要不你考虑考虑我呢？”
　　组员们愣了一下。然后集体笑了。傲姐坐回来，端起酒杯，朝周霄晃了晃。她说：“开玩笑的。喝酒。”
　　周霄端起酒杯。他喝了一口。然后他放下杯子。他没有笑。他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组员们又开始聊天。碗筷碰撞的声音，说笑声，啤酒瓶盖拧开的咔嗒声，混在一起。周霄坐在对面。他剥花生。剥了很多。剥完放在碟子边上。一颗都没吃。然后他开始喝酒。一杯。两杯。三杯。组员们起哄敬他，他来者不拒。他的脸越来越红。他的眼睛越来越亮。那种亮不正常。
　　后来他站起来了。他站起来的时候，椅子往后一推，哐当一声撞在后面的桌子上。他扶着桌沿。他看着满桌子的人。他的眼睛红了。然后他大喊了一声。
　　“王夏夏——”
　　整间店都听见了。隔壁桌的人转过头来看。组员们安静了。傲姐放下筷子。所有人看着周霄。他喊：
　　“王夏夏我爱你——”
　　他又喊：
　　“王夏夏你为什么不等我——”
　　他喊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劈了。最后一个字没喊完，破了。他低下头，两只手撑在桌面上，肩膀一耸一耸的。他哭了。没有声音。只是肩膀在抖。
　　然后他又抬起头来。他喊：“王夏夏——王夏夏——王夏夏——”
　　他喊了很多遍。一遍比一遍轻。一遍比一遍哑。组员们不知道该看哪里。傲姐坐在那里，端起酒杯，一个人喝完了。她放下杯子，看了我一眼。她什么都没说。
　　我站起来。我走到周霄旁边。他还在喊。声音已经哑了。我伸手，按住了他的肩膀。他的肩膀很烫。我说：“周霄，你醉了。”
　　他抬起头来。他的眼睛红红的。全是水光。他看着我。他的嘴唇动了动。他说：“夏夏。”
　　我说：“你醉了。我叫人送你回去。”
　　我转过头，看了一眼组员里那个平时跟他关系还不错的小伙子。我说：“麻烦你送他一下。打个车。车费我出。”
　　那个小伙子站起来，扶着周霄的胳膊。周霄被他半搀半扶着往外走。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周霄忽然伸手抓住了我的手腕。他抓得很紧。手指扣在我的手腕上，骨节泛白。他看着我。他的嘴唇动了动。他说：“王夏夏。你为什么不等我。”
　　我低头看着他的手。他抓着我的手腕。跟很多年前，在非典的教室里，他抓住我手腕的那个姿势一模一样。他的手还是热的。他的掌心还是烫的。但我的手已经不是那个小女孩的手了。我看着他。我说：“周霄。我已经不等人了。”
　　他看着我。他的眼睛里有东西碎了。很轻的碎裂。像一片薄冰裂了一道缝。然后他的手松开了。他低下头。他被那个小伙子扶着，走出了夜宵店的门。门上的铃铛叮当响了一声。
　　我站在店门口。看着那个方向。看了一会儿。然后我转过身来。傲姐站在我后面。她靠着门框，手里拎着包。她看着我。她笑了。那个笑很轻。她说：“走吧。我送你。”
　　我摇头。我说：“不用。我自己回去。”
　　她说：“你哭不哭？”
　　我说：“不哭。”
　　她看了我一眼。她说：“你在哭。”
　　我抬手摸了一下脸。手指是湿的。我说：“那我走了。”
　　傲姐没有拦我。她拍了拍我的肩膀。她的手掌很厚。拍在肩膀上，沉甸甸的。她说：“明天见。”
　　我说：“明天见。”
　　我走到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坐进去。车门关上的那一刻，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他没问我去哪。我把地址报给他。车开了。
　　我坐在后座上。车窗外的花城夜色从眼前一格一格地滑过去。路灯。榕树。糖水铺。卷帘门。行人。我把头靠在车窗上。玻璃凉凉的，压在颧骨上。然后眼泪就下来了。
　　没有声音。只是流。一滴。一滴。砸在我的手背上。砸在出租车的黑色皮座椅上。砸在手里攥着的那张纸巾上。那张纸巾是夜宵店桌上拿的，薄薄的，擦了一下就破了。我攥着它。攥得很紧。
　　我哭什么？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因为他说了“我爱你”。这三个字，我等了很多年。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等。等到高三，等到大学，等到那场演唱会，等到旅馆的那个晚上。等到我离开原地。等到我终于不疼了。然后他来了。他穿着制服来了。他捧着花来了。他每天接我下班。他带我去游戏厅。他带我去大学门口。他喝醉了喊我的名字。他说他准备好了。他说他用了很多年。他说可以给我一个家了。可是这些。这些。像一颗糖。含在嘴里很多年。一直含到化了。化了之后，你只能尝到一点黏腻的余味。你分不清那是甜还是酸。然后有一天，那颗糖被重新包起来，送到你面前。包装得很漂亮。但你嘴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你连余味都尝不出来了。你只是看着那颗糖，知道它很甜。但你已经不想含了。
　　出租车开过寺贝街巷口。那棵老木棉树的枝桠从车窗外面晃过去。我看了一眼。只看了一眼。然后车拐过街角。巷口被甩在后面。
　　我擦了擦脸。深吸了一口气。司机的收音机开着。在放一首歌。旋律很慢。我听着。听了很久。然后我到了。我付了钱。下了车。上楼。开门。换鞋。站在玄关。屋里很黑。我把灯打开。客厅里安安静静的。灶台空着。琴凳上还摊着高以宁走之前写的谱子。阳台上那棵白兰的叶子在夜风里晃了晃。我走过去。伸出手。摸了一下白兰的叶子。凉的。带着一点湿意。是今晚的露水。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路灯。那盏灯还亮着。但下面没有人了。没有人站在那里等。也没有人从那盏灯底下跑过来。
　　我转身回了屋。把阳台的门关上。然后在琴凳上坐下来。拿起笔。翻开高以宁写了一半的谱子。在空白的地方写。写了一句词。很短。只有几个字。

　　经纪人的告白

　　高以宁回来的那天，我去机场接他。连轴转的他眼看着憔悴了好多。
　　“呼！我终于可以放假啦！”
　　我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走，回家好好休息。”
　　刚回到家，经纪人小周就来了电话：“以宁，你的电影主题曲搞定了没？”
　　我顿时五雷轰顶。完蛋，全忘了，全被我搞砸了。
　　那是高以宁巡演前接到的一个重要任务——给一部贺岁档电影写主题曲。导演是业内出了名的高标准，制片方给了半个月，词曲都要。高以宁把曲子写好了，词留给了我。他说：“你来写。这个故事你最懂。”他把电影梗概发给我，附了导演的参考音乐和几首他觉得气质相近的诗。
　　我答应了。我说：“等你回来，词就写好。”
　　但我没有写。
　　那十几天里，我每天下班之后坐在琴凳上，铺开稿纸，握着笔，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脑子里全是别的东西。周霄的车。周霄的花。周霄站在公司大堂里的样子。周霄喝醉了喊我名字的声音。那些画面和声音搅在一起，像一锅被反复煮沸的水，泡沫漫上来，溢出锅沿，把灶台浇得一片狼藉。
　　我把稿纸收进抽屉最底层。我想，明天写。明天一定写。然后第二天，我又去接了傲姐的演出。第三天，周霄来了。第四天，周霄又来了。每一天都有事情。每一天我都没有写。我对自己说，不急。还有时间。制片方说的是半个月，半个月还长。
　　直到高以宁回来的第五天。
　　那天下午，他坐在排练室里，给制片方打电话。我站在门外，听见他的声音从虚掩的门缝里传出来。他的语气还是那样，不紧不慢的，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知道。是我们的问题。再宽限几天，词已经在写了……对，我女朋友写的，她写词很有灵气……嗯，我明白。三天，三天之后一定交……”
　　他挂了电话。我在门外站了一会儿，然后推门进去。他坐在琴凳上，手机攥在手里。他抬头看我，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浅，嘴角只弯了一点点。
　　他说：“词写得怎么样了？”
　　我说：“快了。”
　　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说“不急”。他看着我，看了几秒。那几秒很长，长到我手里的笔都开始发滑。然后他垂下眼，说：“好。”
　　第二天早上，制片方打来电话。高以宁接的。他站在排练室窗边，背对着我。我听不见电话那头在说什么，但我看见他的肩膀一点一点地塌下去。他偶尔应一声，嗯，嗯，好。最后他说了一句“对不起”，声音很低。然后他挂了电话。
　　他站在窗边，没有回头。他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来。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眼睛是干的。嘴角甚至还有一个很浅的弧度。
　　他说：“没事。他们找了别人。时间太紧了。”
　　我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支笔。笔尖对着稿纸。一个字都没有写。我想说对不起。但“对不起”三个字太轻了。轻到说出来就像什么都没说。我张了张嘴，最后什么都没说出来。
　　小周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我不知道。排练室的门没有关。她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沓文件，大概是送完通告之后顺路来的。她没有像平时那样把文件放下就走。她站在门口，看着我的脸，又看了看我面前那张空白的稿纸。看了很久。
　　然后她开口了。声音很平，像一杯放了很久的凉白开。
　　“以宁，你别替她瞒了。”
　　高以宁没说话。小周走进来，把文件放在桌上，没坐。她站在高以宁面前，两只手垂在身侧，肩膀绷得很紧。
　　“她这五天不是写不出来，是没写。”小周说，“周霄每天六点在公司楼下接她。前台有签收单，花是周霄送的。前天夜宵店，周霄喝醉了喊她名字，第二天全公司都知道了。以宁，你巡演这半个月，她接过周霄多少个电话，坐过多少次车，你问过吗？”
　　我脸一下子热了。“小周，你别乱说。我早就不喜欢周霄了。”
　　“那你为什么让他接？”小周转过头看我，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你为什么不拒绝？你在电话里听以宁跟制片方说‘词在写’的时候，你连一个字都没写。王夏夏，你告诉我，你这五天写了一个字吗？”
　　我喉咙一紧，说不出话。
　　高以宁看着我。他的眼神一点一点冷下去。不是发火的那种冷，是像水结了冰，表面还平着，底下已经硬了。
　　“王夏夏，我问你。”他说，“这五天，你写了一个字吗？”
　　“我写了……写不出来。”我说。
　　“你写不出来，可以告诉我。”他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硬，“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怕你失望。”
　　“你现在让我更失望。”他把那张空白稿纸拿起来，举到我面前，“制片方问我，我说我女朋友写的，很有灵气。你让我拿什么交？拿这张白纸？”
　　我张了张嘴，眼泪涌上来。
　　“我不是气你写不出来。”他说，“我气你让我像个傻子。你让我在电话里跟人道歉，结果你在等那个什么周霄。你让我回来之前还以为，你只是卡住了。”
　　“我没有在等他！”我喊了一声，声音发虚，“我早跟你在一起了。”
　　高以宁看着我，“那你为什么让他接？你为什么不在他第一天就告诉我？”
　　排练室里安静下来。蝉声不止。阳光照在地板上，慢慢地挪。
　　小周站在桌边。她的肩膀绷得很紧，像一根拉满了的弓弦。然后她往前走了一步，走到高以宁面前。很近。
　　“以宁，你听到了。”她说，“她连一句‘我拒绝了’都说不利索。你还要她？”
　　高以宁侧过脸：“小周，你越界了。”
　　“我越界？”小周笑了一下，那个笑很薄，“我喜欢你五年，以宁。从入行就喜欢。你第一次上台紧张到吐，是我给你递的水。你被退歌的时候，是我坐在你旁边，看着你改谱子改到凌晨。你拿不到通告的时候，是我一个个打电话去求人。你发烧三十九度还去录节目，是我在后台守着。她呢？她顾着跟周霄叙旧。她让你等，让你被制片方骂，让你半夜趴在琴键上睡着。你跟她在一起之后，粉丝骂你，公司压你，她连一首词都交不出来。你还要她？”
　　高以宁的声音硬了：“小周。”
　　小周没有退。她站在他面前，眼睛很亮，亮得发沉。
　　“你让我说完。”她说，“你让她走。我陪你。我不要名分，不要公开，不要你为我写歌。你低谷我陪你，你通告我求人，你结婚我退到幕后。她能给你的，我也能给。她给不了的，我也能给。你选她，你还要替她擦多少次屁股？”
　　她转过头来看我。她的眼睛红了一圈，但声音没有抖。
　　“王夏夏，你如果真爱他，你就该知道他现在值得更好的。你连他电影主题曲都写不出来，你凭什么占着他？你敢说你心里那本账没有周霄？你敢说你接到周霄电话的时候，心里一点都没动？”
　　“我没有。”我说。声音在抖。
　　“那你为什么不敢看以宁的眼睛？”
　　我抬起头。高以宁看着我。他在等。等我给他一个能信的东西。可我张了张嘴，发现自己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能说“我早就不喜欢周霄了”，可我也确实没拒绝周霄的车。我能说“我想写词”，可那五天我确实一个字都没写。我站在那里，什么话都说不出，只能一味掉眼泪抹眼泪。
　　小周说：“以宁，她连自己都说服不了。你跟我走。今晚我陪你。”
　　高以宁猛地转头：“小周，你再说一遍？”
　　小周看着他：“我说，你让她走。我陪你。”
　　排练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琴弦的余音。高以宁盯着她，声音很硬：“出去。”
　　小周没动。
　　“我说出去。”高以宁说，“合同放下。明天开始，我的通告换人对接。”
　　小周的脸白了一下。她站了几秒，把文件放在桌上。走到门口，她回过头来看我。
　　“王夏夏，你如果不够爱他，你告诉我。我会让他走。然后我陪他。”
　　她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一会儿，越来越远。然后安静了。
　　高以宁没有看我。他拿起外套。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停了一下。
　　“我今天不想说话。”
　　门关上了。
　　那天之后，高以宁开始跟我冷战。
　　他照常去通告，照常回家，但不再跟我多说一句话。我发消息问他晚上回不回来吃饭，他只回一个“嗯”。我做了饭，他说吃过了。我坐在琴凳上写词，他推门进来拿东西，看见我，也只是把目光移开。他不再问我词写得怎么样，也不再坐在我旁边弹琴。
　　小周照常来送合同、对行程、安排通告。但高以宁让另一个同事对接，不跟她说多余的话。她给高以宁递水，高以宁接了，说“谢谢”。没有别的。她推门进来的时候，目光会在高以宁和我之间停一瞬。很短。短到几乎看不见。然后她就低头看文件了。
　　冷战第三天晚上，高以宁回家找U盘。他在客厅翻了一圈没找到，推开录音室的门，拉开我放稿纸的抽屉。我那时不在。他翻了两下，摸到一本硬壳的东西。
　　黑色软皮，边角磨得发白。
　　他把它抽出来。封面上没有字。他翻开第一页，日期是很多年前。再翻一页，再翻一页。里面密密麻麻全是字。某一页写着：“今天周霄扯我辫子，我假装生气，其实没有。”另一页写着：“周霄说考同一所大学。我信了。”还有一页只写了一行：“周霄，你什么时候才能不迟到？”
　　他翻到后面。一张演唱会票根夹在最后一页。票根已经皱了，边角卷起来。最后一页的日期是大三冬天，演唱会次日。上面写着：
　　“周霄在旅馆门口说‘你回学校吧’。我等到天亮。他没来。我把票根夹在这里。从今天起，不等了。”
　　高以宁站在抽屉前，手指停在“不等了”三个字上。停了很久。
　　然后他把日记本合上。放回抽屉。没有放回最里面，放在稿纸旁边。关抽屉的时候，他放得很轻。轻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回来的时候，客厅没有开灯。他坐在沙发上，手机屏幕亮着，照着他半张脸。
　　我说：“你回来了？”
　　他说：“嗯。”
　　我说：“U盘找到了吗？”
　　他说：“找到了。”
　　然后就没有话了。我走进录音室，拉开抽屉放谱子，忽然看见那本旧日记本的位置变了——它从抽屉最里面，被挪到了稿纸旁边。我心跳停了一拍。
　　我站在抽屉前，没有动。客厅里很安静。安静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然后高以宁在黑暗里开口了。
　　“王夏夏。”
　　我转过身。他没有看我。他看着前面那面空白的墙。
　　“你日记本里那个人，”他说，“等到了吗？”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湿棉花。
　　他等了几秒。然后他低下头，把手机屏幕按灭。
　　“算了。明天再说。”
　　他站起来，回了房间。门没有关严，留着一道缝。我站在原地，手还搭在抽屉把手上。旧日记本安安静静地躺在稿纸旁边，像一颗埋了很久的雷。
　　冷战还没有结束。而第二天下午，他把那本旧日记本放在了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