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问题在你身上 汉斯换第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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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换第二位律师，是在第一次收到正式账单后的第三个星期。
他没有把这件事称为更换律师。
在他看来，这只是一次必要的调整。第一位律师过于谨慎，工作效率也不符合他的预期。他付钱是为了获得专业帮助，而不是反复听人解释事情有多复杂。如果一个专业人士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给出明确的建议，那么他就有理由寻找更合适的人。
这个结论使他重新获得了信心。
他在网上比较了几家律师事务所，查看律师的从业经历、专业方向和客户评价。他尤其留意那些强调沟通效率、客户利益和务实解决方案的介绍。
他认为自己已经吸取了教训。
这一次，他会在一开始就把要求说清楚。
第二位律师姓施耐德，办公室比上一家宽敞，接待他的女助理也显得十分干练。汉斯提前十分钟到达，带着整理好的文件，衣着整洁，态度礼貌。
初次会面进行得很顺利。
施耐德律师认真听完他的叙述，对他准备的材料表示认可。她没有急着评价安娜，也没有轻易承诺能够争取到什么，只是将问题分成了几个部分：孩子的日常照顾、双方的实际生活条件、未来的安排，以及需要进一步澄清的安全问题。
汉斯觉得，这一次终于遇到了一个懂得抓重点的人。
“我希望我们能够直接一些。”他说，“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我也希望如此。”施耐德律师回答。
“如果某些事情对结果没有帮助，我希望你能直接告诉我。”
“当然。”
汉斯满意地点头。
他没有注意到，对方说的直接，是指专业判断；而他所期待的直接，是尽快确认自己的判断正确。
最初的几次沟通依然顺利。
施耐德律师帮助他梳理材料，指出哪些内容需要补充，哪些内容与孩子的实际照顾安排有关。她也提醒他，关于埃贡的事情，不能把所有争议都转化成双方谁付出更多、谁承担费用更多的问题。
汉斯接受了这项建议。
至少在最初，他愿意接受。
他把新的要求写进工作清单，又制作了一张表格，将待补充的资料逐项列出。每天早晨，他都会检查一次进度，完成一项，就在后面打上勾。
他甚至觉得，这一次的合作比前一次更有效率。
直到第一份需要修改的文件送到他面前。
文件里有一段关于他照顾埃贡的陈述。律师没有否认他曾经承担过哪些工作，但要求他进一步说明具体的照顾方式，以及某些事情发生时的实际情况。
汉斯看完后，立即发现了自己不满意的地方。
在他看来，文件过分强调了需要进一步核实的部分，却没有充分突出自己已经做出的努力。
他给律师发去一封邮件。
邮件很长，逐段解释自己的意见，并附上新的材料。他要求修改几个措辞，补充若干事实，还特别强调，不能因为安娜提出疑虑，就把尚未得到确认的指控当成既定事实。
这最后一点并没有错。
施耐德律师也没有把安娜的陈述当成已经得到证明的事实。
她只是认为，汉斯需要正面回答相关问题，而不能仅仅用自己的解释取代对事实的核实。
第二天上午，她打电话给汉斯。
“我看过你的邮件。关于事实不准确的地方，我们可以逐项核对。但是有些内容，我不建议按照你提出的方式修改。”
“为什么？”
“因为你希望加入的部分，有些与我们需要处理的具体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另一些则需要进一步核实。我不能仅仅因为你希望突出它们，就把它们写成已经能够支持某个结论的材料。”
“我提供的都是真实情况。”
“我没有说你提供了虚假信息。”
“但你不愿意采用。”
“我不愿意在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把某件事写成能够证明某个结论的证据。”
汉斯站了起来。
他拿着手机走到窗边，又走回来。
“我认为你没有充分理解我的意思。”
“那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汉斯先生，”施耐德律师的声音依然平静，“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你有没有解释，而是这些解释是否能够回答需要解决的问题。”
汉斯停住脚步。
他感到了一种熟悉的不快。
这句话，他最近已经听过不止一次。
先是马丁，后来是安娜，现在又是律师。
他们似乎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告诉他，他说得再多，也不意味着别人必须接受他的结论。
他不明白为什么。
他已经付出了这么多时间，准备了这么多材料。他不是一个拒绝合作的人。相反，他认为自己比大多数客户更认真，也更愿意参与整个过程。
为什么认真准备反而成了问题？
“我聘请你，是希望你替我争取我的权利。”他说。
“是的。”
“那么，你应该站在我的立场上。”
“我会依法维护你的合法权益。但这不意味着我必须赞同你对每一件事的判断。”
汉斯没有回答。
电话结束后，他把这段谈话记在了自己的工作记录中。
他没有写下“律师不同意我的判断”。
他写的是：
**律师未能充分理解客户的核心诉求。**
这让他觉得事情重新变得清晰了。
问题不在于自己。
问题在于沟通。
只要找到更合适的沟通方式，事情就会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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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会面时，汉斯带去了更多材料。
他准备了一份新的时间表，将过去几个月里自己与埃贡相处的情况逐日列出。他还重新核对了家庭开支，把与孩子有关的支出单独汇总，附上收据和银行记录。
这一次，他没有像从前那样讲述大量背景。
他直接把文件递给施耐德律师。
“我想，我们现在应该有足够的材料了。”
施耐德律师翻看了一遍。
“这份时间表很有帮助。”
汉斯的神情松动了一些。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推进了？”
“可以。但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汉斯的表情再次收紧。
“又有什么问题？”
律师抬起头。
“我想知道，你是否能够接受，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安娜可能有与你不同的判断。即使你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合理的，我们仍然需要了解她提出疑虑的原因。”
“她当然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但她的判断不一定正确。”
“是的。”
“那么，为什么每次都需要花这么多时间讨论她的判断？”
施耐德律师没有马上回答。
她已经逐渐了解汉斯的工作方式。
他聪明，反应快，准备充分。只要涉及自己熟悉的事情，他很快就能发现材料中的细节，也能指出论证里的漏洞。他并非没有理解能力，更不是听不懂专业意见。
真正困难的是，他只愿意把专业意见当成一种工具。
如果意见能够帮助他证明自己正确，他就会认真接受；如果意见要求他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他就会开始质疑提出意见的人。
这种模式起初并不明显。
每一次，他都有具体理由。
某份文件的措辞不够准确，某项费用需要解释，某个问题与争议没有直接关系，某次沟通效率不高。
单独看，每一个理由都可以讨论。
可是，随着合作的深入，律师开始发现，这些争议总会回到同一个地方：汉斯可以接受对方帮助他实现目标，却很难接受对方独立判断什么才是合理的目标。
“因为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你认为发生了什么，”她说，“还需要考虑其他相关事实，以及这些事实可能意味着什么。”
“我没有要求你忽略事实。”
“我知道。”
“那为什么你总是在提醒我这一点？”
施耐德律师看着他。
她本来想说，有时候，问题不在于客户提供了多少材料，而在于客户能否接受材料所指向的、并不完全符合自己预期的结论。
但她没有这样说。
她是他的律师。
她可以向他解释法律风险，可以指出证据不足，可以建议他调整策略，也可以在必要时明确表示某项要求无法得到支持。她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把专业关系变成一场关于他人格的审判。
她最终只说：
“因为这件事需要的不只是更多材料，还需要你愿意考虑这些材料可能支持什么，也可能不能支持什么。”
汉斯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然后，他把那份时间表收回到自己面前。
“我会考虑。”
他的语气很冷静。
但施耐德律师知道，这场谈话并没有真正结束。
汉斯只是暂时停止了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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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双方的沟通越来越困难。
汉斯开始更加频繁地询问工作进度。
他会在上午发送一封邮件，下午再打电话确认是否收到；如果对方告诉他仍在处理，他就会要求知道具体还需要多少时间。如果得到的回答不够明确，他便会进一步询问：究竟是哪一项工作耗费了时间，是否可以提前完成，是否有必要继续投入费用。
他并不认为自己在骚扰律师。
在他的理解中，他是付费的客户，有权知道自己支付的钱换来了什么。
施耐德律师也没有否认这一点。
她让助理将工作进度和费用说明得更清楚，并提醒汉斯，重复询问同一事项可能产生额外费用。如果有新的重要情况，她会及时告知他。
汉斯接受了提醒。
然后，他开始把问题集中到电子邮件中。
每一封邮件都比以前更长。
他会把前一封邮件中的某个措辞重新引用出来，说明自己为什么认为它不准确；会把已经讨论过的问题重新整理成新的编号；会要求律师确认某句话是否意味着某个结论。
他甚至开始要求对方在修改文件时保留每一处改动的记录，以便他逐项检查。
他认为自己正在提高合作效率。
施耐德律师却发现，原本可以用于处理实质问题的时间，越来越多地消耗在解释为什么某个细节不能按照汉斯的要求修改上。
她没有立即终止委托。
她仍然认真处理工作，也尽可能把沟通边界说清楚。
可是，每当她以为双方已经就某个问题达成一致，汉斯总会在下一次沟通中重新打开它。
他不是忘记了之前的回答。
他只是不接受那个回答。
终于，在一次电话中，施耐德律师告诉他，双方目前的合作方式已经出现了明显困难。
“我建议我们把接下来的工作范围重新明确一下。”她说，“哪些问题需要继续处理，哪些已经有了答复，我们都应该有清楚的界限。”
“你认为我提出的问题太多了？”
“我认为，我们需要把时间用在真正影响案件的问题上。”
“这正是我一直要求的。”
“那么，我们就应该按照这个原则工作。”
汉斯听出了她话中的限制。
他觉得自己被当成了一个不懂事的客户。
“我支付费用，是为了让你处理我的事情，而不是为了听你告诉我，我应该问什么问题。”
施耐德律师沉默了片刻。
“汉斯先生，我一直在处理你的事情。但专业服务不意味着所有工作都必须按照客户提出的每一种方式进行。”
“那么，你认为我不合理？”
“我没有这样说。”
“可你一直在拒绝我的要求。”
“我拒绝的是我认为没有必要、或者目前没有充分依据的部分。我也会告诉你理由。”
汉斯握紧了手机。
他很想继续追问。
他可以指出对方前后措辞的差异，可以要求她说明哪些要求没有必要，也可以重新讨论收费问题。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找到一个可以继续争论的切入点。
但就在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无论自己提出什么问题，这位律师都不会因为他坚持得足够久，就改变自己的专业判断。
这不是安娜。
安娜曾经会在漫长的争论之后沉默，会为了让生活继续下去而暂时放下自己的意见。
施耐德律师不会。
她没有必要。
汉斯最终说：
“我会重新考虑是否继续合作。”
“这是你的权利。”律师回答。
她没有挽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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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决定终止委托，是在两天之后。
他花了一个晚上整理所有邮件，又把已经支付的费用与尚未结清的账单核对了一遍。他写了一封措辞严谨的邮件，感谢对方此前提供的服务，同时表示双方对工作方式存在分歧，因此决定结束合作。
他没有在邮件里指责她。
他甚至认为，自己处理得相当成熟。
他没有争吵，没有失态，也没有因为不满意就做出冲动的决定。他只是选择了一种更适合自己的服务方式。
至于已经支付的费用，他仍然感到不满。
他认为其中有些工作没有必要，有些时间本可以节省。他再次逐项核对账单，提出了几个具体问题。
律师事务所回复说，会根据委托约定核实相关项目，并说明哪些费用属于已经完成的工作。
汉斯没有发现自己想要的答案。
他把邮件存档，打开浏览器，开始寻找第三位律师。
这一次，他在咨询前就准备了一份新的说明。
他列出了自己对前两次合作的总结，强调自己重视效率、事实准确性和透明的收费方式，希望找到一位愿意直接讨论策略、不把每个问题都复杂化的专业人士。
他觉得这份说明很有必要。
如果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要求说清楚，后面就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
他没有意识到，前两位律师的工作方式并不相同，收费方式也并非完全一样，而他与他们之间的冲突却总是沿着相似的轨迹发展。
他只看见了不同的人没有满足自己的要求。
没有看见，自己对合作的要求中，藏着一个几乎无法满足的条件：
对方必须有专业能力，却不能真正独立地判断；必须指出风险，却不能让自己感到被质疑；必须替自己争取利益，却不能要求自己重新考虑任何已经认定的事情。
他想要的是一个专业人士。
但他同时也想要一个证人。
一个能够拿着专业资格、经过仔细审查之后，最终向他证明他一直是正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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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律师没有马上接受委托。
他听完汉斯的基本情况，查看了部分材料，又询问了几个有关前期沟通的问题。
汉斯回答得十分详细。
他讲述了第一位律师的谨慎，第二位律师对某些材料的处理方式，也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认为这些合作没有达到预期。
他没有说自己与任何人发生过严重争吵。
从他的叙述来看，事情始终是专业服务与客户需求之间的分歧。
律师听完后，没有立即评价前两位同行。
他只是问：
“汉斯先生，你希望我告诉你，怎样做才能更好地处理这件事；还是希望我确认，你过去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汉斯几乎没有犹豫。
“这两者有什么矛盾？”
律师看着他。
汉斯继续说道：
“如果我做的事情本来就是正确的，那么当然应该找到最有效的方法。如果我哪里做错了，我也愿意听取专业意见。但我不能接受的是，有人没有充分了解情况，就开始质疑我。”
这番话听起来完全合理。
甚至可以说，它体现了一个客户对公平程序的正当要求。
律师没有反驳。
“没有人应该在不了解情况时就下结论。”
“正是如此。”
“但有时候，我们需要先弄清楚的，就是哪些事情仍然没有得到充分了解。”
汉斯没有回答。
律师翻开面前的文件，语气仍然平静。
“我可以帮助你评估现有材料，分析可能的方案，也可以在必要时明确告诉你，哪些要求存在风险。但我不能在开始工作之前，就保证我的结论一定会符合你的预期。”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保证结果。”
“很好。”
律师停了一下。
“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原则工作。”
汉斯觉得这句话没有任何问题。
他甚至有些高兴。
至少这一次，对方没有一开始就反对他。
会面结束后，他认为第三位律师比前两位更有希望。他决定先委托对方处理一项具体工作，再根据结果决定是否继续合作。
这是一个谨慎的决定。
也是一个精明的决定。
汉斯离开办公室时，步伐很快。他已经在考虑接下来应该补充什么材料，如何进一步控制费用，以及怎样让这次合作尽可能顺利。
他仍然相信，只要自己准备充分、要求明确、监督到位，就可以避免过去的问题。
他没有想到，第三位律师迟早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
因为只要对方仍然坚持独立判断，就总有一天会给出一个汉斯不愿意接受的答案。
而到了那一天，汉斯又会站起来，整理文件，计算费用，寻找新的合作对象。
他不会觉得自己在重复。
他会认为自己正在纠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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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施耐德律师在一次同行交流中，偶然被问起汉斯。
对方只是提到，最近有一位客户正在寻找新的家庭法律顾问，之前已经更换过几位律师，似乎对专业服务有很高的要求。
施耐德律师听完，没有立即回答。
她不打算谈论客户的具体情况。那既不合适，也不是她的职责。
过了一会儿，她才说：
“有些客户的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提供了多少材料，也不在于他们愿意花多少钱。”
对方看着她。
“那在于什么？”
施耐德律师想起那些反复修改的文件，想起一封又一封要求解释的邮件，也想起汉斯每次听到不同意见时，迅速变得紧绷的神情。
她记得他并不愚蠢。
恰恰相反，他非常聪明，能够抓住细节，也能提出一些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他对自己的事情投入了大量精力，甚至比许多客户更勤奋。
她也记得，在最初的几次会面中，她曾经认真希望能够帮助他。
后来她逐渐发现，无论她如何解释，合作总会回到同一个地方。
汉斯可以接受帮助，却不能接受帮助中包含的限制。
他希望别人理解他，却很少愿意接受别人也有独立的判断。
他要求专业人士指出事实，却希望事实最终只指向他已经认定的结论。
如果对方同意他，他会认为那是专业；如果对方不同意，他就会怀疑对方是否真正理解了问题。
施耐德律师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
她知道自己不能把客户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也知道一句轻率的评价不能代替专业判断。
可是，她仍然感到一种难以消除的疲惫。
她端起咖啡，过了一会儿才低声说：
“有时候，你会发现，你能处理的其实是案件里的问题。但你无法替一个人解决，他为什么总要证明自己没有问题。”
对方没有追问。
施耐德律师也没有继续说下去。
她并不认为汉斯是一个毫无能力的人。
她只是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有效地与他合作。
而这件事，不需要她再做任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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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晚上，汉斯在家里打开了第三位律师发来的邮件。
邮件中有两处需要他补充材料，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他重新考虑。
汉斯读完后，靠在椅背上。
他没有马上回复。
他先把邮件打印出来，用笔在需要补充的地方做了标记。然后，他打开自己的文件夹，开始寻找可以支持原有陈述的材料。
他做得很认真。
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固执。
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个严肃的人对待重要事情的方式。
埃贡的未来不能马虎，自己的权利不能放弃，安娜的决定也不能成为他被动接受一切的理由。
他愿意付出时间。
他甚至愿意付出金钱。
他唯一不能接受的，是付出了这么多之后，仍然有人告诉他，事情未必如他所想。
凌晨一点，他终于完成了补充文件。
他将文件保存，检查了一遍格式，又把邮件草稿从头读到尾。
最后，他在桌边坐了一会儿。
房间很安静。
他忽然想起施耐德律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记录完整，并不能自动回答有关孩子安全的问题。
他当时觉得那是一种回避。
现在，他仍然这么认为。
他拿起手机，给自己设定了第二天早晨的工作提醒。
然后关掉电脑，准备睡觉。
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必须继续推进。
他不能让事情停在这里。
至于为什么每一段合作最终都会走到同一个地方，他没有时间考虑。
在汉斯的世界里，问题总有解决办法。
如果这一次没有解决，那就说明办法还不够好。
如果这个人不能帮助他，那就换一个人。
他从来没有想过，也许自己需要改变的，不是选择合作对象的标准。
而是那个始终要求别人证明他正确的自己。
作者有话说
第87章 问题在你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