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姊》》山林有鹿

3、菜窖 2012年

　　2012年冬天，白山村，林满仓又一次推开了她的门。
　　门闩是早就坏了的。她来林家的第三年还是第四年，那道木头闩子让他一脚踹折过，后来再没人修。她在门后顶过桌子，顶过粮袋子，都没用。他进她的门，跟进仓房拿一捆柴一样。
　　那晚他喝得比平时多。隔着外屋，林栖听见他踢翻了水舀子，听见老娘在里屋咳嗽，听见哑婶的针线笸箩磕在炕沿上，磕了一下，再没动静。然后是他趿拉着鞋过来的声音，一步，一步，带着酒气的步子她一听就明白。
　　她后来跟很多人说过那一晚——在心里说，对墙说，对着夜市上嗡嗡的灯泡说。每一次说到推门那一下，她都停下来。因为他推门进来的时候，说了那么一句话，声音不高，挺平常，好像说的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他说的是：闺女，爹冷。
　　她十九岁之前没还过手。不是不想，是不知道怎么还。四岁到林家，烧火、喂猪、起粪、扒苞米，挨打挨骂都是日子的一部分，跟刮风下雪一样，人不跟天对着干。老娘活着的时候还会骂儿子两句，老娘一死，这屋里就没有人出声了。哑婶不出声，她也不出声。这个家安静得很，安静得外面下多大雪都听得见。
　　他起先不是这样的。起先他喝多了只是骂人，砸东西，骂她白吃饭。她十五六那年，他看她的眼神变了，手也变了，搭在她肩膀上的手会往下滑。她学会了贴着墙根走，学会了穿着棉袄睡觉，学会了枕头底下压一把剪子。哑婶什么都看在眼里。有一回哑婶趁他出门，往她手里塞了五块钱，说闺女，走吧。她攥着那五块钱在村口站了一下午，又回来了。她没地方去。天下这么大，她想起来自己连个能报出来的名字都没有。
　　可那一晚不一样。那一晚他扑过来的时候，她手里正攥着纳了一半的鞋底，锥子就在笸箩里。她没拿锥子。后来很多年她都庆幸自己没拿。她只是推了他一把。用尽了从头到脚所有的力气，推了一把。
　　他往后倒，后脑勺磕在外屋的石磨上。
　　就那么一下。石磨是用来磨苞米面的，磨了十几年，边角都圆了。人磕上去，声音不大，闷闷的，跟麻袋落地一样。
　　她站着没动。屋里黑，只有灶膛里剩的一点火，红一下，暗一下。她听着自己的喘，听了很久，才蹲下去，把手伸到他鼻子底下。没气。她又不信，摸他的手腕子，摸他的胸口，把耳朵贴上去听。都没有。灶膛里最后一点红也灭了。
　　她在黑暗里蹲在他旁边，忽然想起来一件不相干的事：她四岁那年刚到林家，夜里哭着要妈，是他把她从被窝里拎出来扔进外屋的。他说，再哭，再哭把你塞菜窖里去。
　　结果是他先进了菜窖。
　　二
　　他躺在那儿，她还站着。酒气从地上飘起来，一屋子的酒气。
　　哑婶站在里屋门口。她不知道哑婶站了多久，也许从推门那会儿就站着了。两个人隔着一摊血看对方，谁都没说话。后来哑婶转身回屋，林栖听见针线笸箩又磕了一下炕沿，然后是笸箩盖子合上的声音。
　　她一个人把他弄下了菜窖。
　　弄之前，哑婶出来了。老太太——其实也不算老，五十来岁，被熬得像七十——摸黑点了根蜡，从她男人的棉袄后襟上铰下来一块布，巴掌大，带着血。铰完她把蜡吹了，攥着那块布回了里屋，从头到尾一个字没说。林栖也没问。多少年以后她才明白，那一剪刀是哑婶这辈子做过的最勇敢的事。
　　菜窖在西屋地下，半人深的台阶，底下码着白菜土豆。她用尽办法把他弄下去，用白菜盖好，盖了一层又一层。做完这些她在窖口坐到天亮，手背上让碎碗碴子划了道口子，碗是他碰翻的，她收拾的时候才发现手在流血，已经不疼了。
　　天亮她跟哑婶说：他喝多了，出去了，没回来。
　　哑婶看着她，点了点头。
　　村里人信这个。冬天，喝醉了，倒在哪个沟里，开春化冻就找着了，年年都有。林满仓他弟弟满库来问过两回，她和小婶说法一样：出门了，没说去哪儿。满库骂骂咧咧地走了，骂他哥死外头才好。
　　进了腊月，她跟哑婶说进城找活，揣上自己攒的四百多块钱，坐了头一班进县的拖拉机。走之前她把那张百日照贴身穿好。照片是她从家里带出来的，唯一带出来的东西。照片上四口人，她走以后自己拿火柴烧了半边，烧掉的那半边是大人，留下的半边是两个襁褓。
　　拖拉机开出村子的时候她没回头。她四岁那年回头看过了，没用。
　　三
　　临江市很大，又很小。
　　大是对她来说的。她没户口。户口本上她这个人从来就没有过，林家没给她上，周家大概早把她划掉了。没身份证，进不了厂，住不了店，她在饭店后厨刷过碗，老板看她肯干又不敢惹事，工资压得极低，她也不敢吭声。后来攒了点钱，进了些雪花膏蛤蜊油，到文化宫后身的夜市摆了个小摊。
　　小是对这件事来说的：她的家就在三站地以外。
　　临纺机家属院三号楼。她去过很多次，都在晚上，站在马路对面的树影子里。二楼那扇窗户亮着灯，灯光是黄的。她看见过爸。那个男人下楼倒炉灰，背驼了，头发白了大半，走的时候扶着腰。她看见过妈提着布兜子从市场回来，走得慢，走几步要歇一下。她看见过妹妹。
　　妹妹是挽着妈的手的。
　　妹妹有围脖，有人给织的，大红的。妹妹有人爱。一个穿警服的年轻人，个子高高的，替她拎包。妹妹笑起来整个楼道都听得见，楼下的声控灯一层一层亮上去。
　　有一年年三十，她去的。窗户里三口人围着桌子吃饺子，电视里闹哄哄的，妈起身给妹妹夹菜，爸给妹妹剥橘子，剥成一瓣一瓣的，码在碗沿上。她在马路对面站着，从天黑站到后半夜，脚冻没了知觉。兜里揣着一挂鞭，小摊子上买的，一百响。她想等十二点，他们家楼下的鞭响起来的时候，她就在马路对面也点一挂，两边一起响，就当一起过了个年。
　　十二点到了，她没点。她怕他们听见，怕有人推开窗户往外看。
　　她把那挂鞭又揣回去了，开春的时候埋进了铁路边的树坑里。
　　林栖站在树影子里看。她原以为自己会恨。来之前那些年，在白山村烧火的时候，扒苞米扒得满手血口子的时候，她把这份恨焐在心口焐了十几年，焐得滚烫。可真站在这儿了，她发现自己恨不动。那扇黄窗户里的人不是偷了她东西的贼，他们只是一家人，累、穷、互相疼着。她只是不在里头。
　　她只是不在里头。
　　她看一会儿就走，从来不过马路。那条马路不宽，十来米，车都不多。她一次都没过去过。
　　有一回她数了数，从对面的树影子走到那扇窗底下，一共是四十七步。四十七步，她走了十几年，还没走完。她有时候会想，等哪天攒够了胆，就走过去敲敲门。可她也知道，这一天不会来。
　　四
　　摆摊的日子有规律。下午四点出摊，晚上十点收，一天能挣二三十，刮风下雪减半。手套她一年四季戴着，劳动布的，指头那里补过。有人问她大夏天戴手套干啥，她说手上有毛病，怕吓着人。买货的就不再问了，这年头谁手上没点毛病。
　　炸大果子的跟她挨着摊，姓啥不知道，都叫他大果子。大果子话多，收摊的时候总跟她唠，说他闺女在深圳，一年回来一趟，说现在年轻人都走了，这城市剩的都是老人和他们这种走不动的。林栖听着，嗯一声，不搭茬。大果子也不在意，第二天接着唠。
　　她没想过以后。以后这个东西，跟她没关系。欠着一条人命的人是没有以后的，她只有今天，今天出摊，今天收摊，今天把木板和纸箱搬回出租屋，插上插销，顶着椅子，睡觉。睡着了好，睡着了什么都不用想。睡不着的时候她就摸出那张百日照看一会儿，看那两个襁褓，看到眼睛酸了，再贴身收好。
　　手套底下是茧，是裂口，是虎口上那道碎碗划的疤。这双手烧过火、起过粪、磨过面、杀过人。她把它们藏起来，跟把菜窖口那道台阶擦干净是一个道理。有些东西不脏，但见不得人。
　　十月末的一个晚上，她收摊收得晚。夜市尾巴上只剩她和炸大果子的，油锅都凉了。她把木板上的雪花膏一瓶一瓶码进纸箱子，码得很慢。
　　这几天，摊前总来一个姑娘。
　　纺织厂的，下班顺路，戴一条大红的围脖。头一回来买了两根头绳，第二回来买了一盒蛤蜊油，第三回来，站在摊前问雪花膏多少钱一瓶。其实哪样都用不着讲价，她偏要站着说几句话，问生意好不好，问城管还来不来撵，问晚上冷不冷。林栖一句一句地答，头始终低着。昨天姑娘又来了，没买东西，就站在摊前看她。
　　看她。看得很专心，像要把她脸上每一道纹路都记下来。
　　林栖低着头数瓶子，不抬头。她知道那张脸长什么样。不用看也知道。那是她的脸，在另一个世界里长大的、没挨过冻没挨过打、被爱得妥妥帖帖的，她的脸。
　　风把灯泡串子吹得直晃。姑娘还没走。
　　林栖数到第十二瓶雪花膏，听见姑娘开口了。就一个字。
　　"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