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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鸿七 我叫桑鸿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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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桑鸿七。
这个名字是姐姐取的,她那天站在阁楼里,问我有没有大名。我说没有,孤儿院排行第七,就叫阿七。
她说:“从今天起,你跟我姓。桑鸿七。鸿是归鸿的鸿。七是你的排行。”
我没哭出声,只是眼泪掉下来了。
我很多年没哭过了。上一次哭是七岁,在孤儿院,白先生死的时候。
后来就没哭过。手指被夹断的时候没哭,被关在宪兵队里没哭,在阁楼里一个人过年的时候也没哭。
但那天我哭了。
因为我有名字了。
我在孤儿院待到十二岁。那年闸北打仗,教堂被炸了,白先生死了。
我跑出来,在街上混了一年。十三岁那年,老周在码头捡到我。他问我“会什么”,我说“会发报”。
他把我带给桓先生。桓先生看了我一眼,说“留下来”。
那是1930年。我十三岁。
桓先生教我认字。他坐在桌前,铺一张纸,一笔一划地写。
他说字要写得正,人要做得直。
我记住了。
我跟着他干了十四年,从十三岁到二十七岁。
1938年冬天,我出事的那天。
那晚我发完一份急报,准备收拾东西转移。刚把电台拆开,就听见楼下有动静。
我从窗户往下看了一眼,巷口停着一辆车,上面有天线。是日本人的侦测车。
我没跑掉。他们冲进来,把我按在地上。他们搜出了电台,搜出了电码本。他们问我给谁发报,我不说。
他们把我带回宪兵队,关了两天。第三天,他们开始夹我的手指,一根一根夹。
无名指,小指,疼得我晕过去两次。
我什么都没说。
第四天,老周把我捞出来了。他花了很多钱,找了很多人。
他把我的手指接上,但接不回去了。医生说,神经断了,以后这两根手指用不了了。
我回到阁楼的时候,桓先生在等我。
他坐在桌前,看见我进来,站起来看了一眼我的手,“还能干吗?”
“能。”
他看了我几秒,然后点了点头,“那就继续。”
从那以后,我发报的速度慢了一半,但从来没出过错。
我第一次见姐姐,是在火车上。
1931年,文物南运。我坐在车厢角落里发报。
她上车的时候,看了我一眼,问桓先生:“他是谁?”
桓先生说:“电报员。”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又低下去,继续敲。
她不知道,我那天记住了她。
后来她来阁楼送情报,全程不超过三分钟。她每次走的时候,我都会抬头看她一眼。
她从来没注意过。
她走了之后,我会把墙上的剪报取下来,抚平。
那是她的骂桓先生的文章,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留着它。
老周有一次来取报,看见我的剪报。
他没说话,只是抽了口旱烟。过了很久,才说了一句:“阿七,桑记者是桓先生的人。”
我说:“我知道。”
他没再问,我也没再说。
她认我做弟弟那天,是1942年秋天。
她和桓先生来阁楼,通知我撤离。
藤原查到了刘某,查到了我的频率。他们让我走。我答应了。
姐姐认我做了弟弟,给我取名。
我把这个名字念了一遍又一遍。
桑鸿七。
1944年冬天,藤原的人锁定了我的电台。
我想跟姐姐说的话,很少。
姐,我不怕。
我有家,我不是孤儿。
我有名字,我叫桑鸿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