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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都是丧心病狂的疯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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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的春天，东京的空气里飘浮着一种令人眩晕的荷尔蒙和铜臭味。
大友先生正式成立了“东京空气贩卖株式会社”。办公地点在银座一丁目的一栋旧楼里，租金高得离谱。大友说，既然我们卖的是银座的空气，那办公室就不能离开银座。这是“原产地保护”，就像法国的香槟一样，出了这个圈，就不正宗了。
公司加上我一共六个人。除了大友和佐藤，还有两个负责搬运空瓶子的临时工，一个每天在办公室里用打气筒往空瓶里打气的“技术员”，以及我——唯一的“台账员”。
大友要求我，每一瓶空气都要登记造册，像记录红酒一样记录它的年份、产地、气压和“历史事件”。
“1986年5月，银座三丁目，晴。这天有个社长在这里买了一栋楼，他大笑的时候呼出了一口气，这瓶空气里带有狂喜的成分，标价五万日元。”大友站在白板前，像一位布道者，挥舞着他那个永远不离手的空玻璃瓶，“记住，我们卖的不是空气，是情绪的标本！”
我拿着笔，在台账上机械地记录。我的手在抖。但我还是写了。
因为如果不写，我就会失去这份工作，变回那个在银行里被骂成狗的实习生。在这里，至少大友先生会拍拍我的肩膀，叫我一声“小林君”。
临时工穿着西装，戴着白手套，郑重其事地拧开瓶盖，在风中站了三分钟，然后像捧着骨灰盒一样把瓶子送回公司。
大友闭着眼睛，把鼻子凑近瓶口，深吸一口气，严肃地说：“这是下午两点半的空气，带着股长们开完会后的疲惫和绝望，属于优质品种，标价八万。”
我拿着笔，在台账上写：1986年5月，银座四丁目，阴，采集人山田。我用力咬住嘴唇，才没让自己笑出声来，因为我知道，只要我笑出来，我就会立刻哭出来。
而佐藤先生，彻底变了。
他辞去了银行的工作。他递辞呈的那天，融资部长把辞呈砸在他脸上，骂他是个不知好歹的废物，断言他迟早会抱着空瓶子饿死在银座的街头。
佐藤先生弯腰捡起那张纸，平整地放在部长的桌子上。他鞠了一个标准的九十度躬，声音平静得可怕：“部长，您说得对。我是废物。但我将是一个诚实的废物。”
他转身走出银行大门的那一刻，竟然在笑。那是一种如释重负的笑，带着一种病态的凄美。他仿佛终于找到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去掩盖自己无法为人的羞耻。
他走出银行大门的时候，撞见了以前经常欺负他的同事。同事看着他怀里抱着个空瓶子，阴阳怪气地嘲弄：“佐藤，被赶出来了？以后打算去街头捡垃圾了吗？”
佐藤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那个同事。他极其认真地鞠了一躬：“是的。但我捡的是全日本最贵的空气。等您哪天在银座买不起地皮的时候，欢迎来找我买空气。”
同事愣住了，骂了一句“脑子坏掉了”就走了。佐藤站在人来人往的东京街头，把怀里的空瓶子抱得死死的。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脊背很直。尽管他的腿，其实一直在发抖。
公司成立第三天，佐藤先生拿到了新印的名片。
那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名片用的是当时最贵的特种纸，边缘烫着低调的银边。上面用极其讲究的字体印着：
东京空气贩卖株式会社专务取缔役佐藤真佑
他拿到名片的那一刻，整个人都在发抖。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桌前，小心翼翼地把一张名片推到我面前，眼神里带着一种近乎哀求的期待。
“小林，”他咽了口唾沫，“你看，这上面的字，印得清楚吗？”
我说：“非常清楚，佐藤先生。”
“先生”。当我喊出这两个字的瞬间，佐藤的眼眶红了。他赶紧低下头，用手捂住脸，肩膀一抽一抽的。
过了很久，他才抬起头，眼泪鼻涕糊了一脸。他用一种极度自责、近乎病态的语气说：“小林，我明明是一个罪人。我伪造了银行的签名，我是一个骗子，我是一个连狗都不如的废物……可是，可是为什么，我现在觉得这么幸福呢？”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觉得胃里又开始翻江倒海，但我忍住了，我没有去厕所。
下班后，佐藤邀请我去他的单身公寓。那是一间极其简陋的屋子，榻榻米散发着霉味。但他把那张新名片，端端正正地供在了佛龛的位置，旁边放着一杯水。
他跪坐在名片前，闭上眼睛，像一个虔诚的教徒。
我站在他身后，环顾这间破败的屋子。榻榻米上满是霉斑，墙角堆着一摞摞泡面纸箱。但最触目惊心的，是窗台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一排空瓶子——那是他从公司里带回的“试销品”。
在昏暗的灯光下，那些空瓶子被窗外银座的霓虹灯映照着，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斑，像一排绚烂的墓碑。
佐藤跪在佛龛前，双手合十，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是罪人，但我信了。我是罪人，但我信了。”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疯了，还是终于找到了一个能让自己安全地发疯的借口。我只知道，那一刻，我闻到了他房间里那股比霉味更让我想吐的气息——那是一种彻底放弃了自我，把所有希望都寄托给一场幻觉的、极度腐烂的甜味。
“大友先生说得对，”他喃喃自语，“地价涨，空气就涨。这是神的法则。我以前在银行，按照庸人的法则活着，所以我只能是一条狗。现在，我信奉大友先生的法则，我就成了神。”
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太宰治说：“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可佐藤先生连“生而为人”的资格都不要了，他甘愿做空气里的神。
那天晚上，大友先生打来电话，说银座的一栋楼今天又涨了百分之十五。
佐藤挂掉电话，转过头看着我，脸上挂着那种极其温柔、却又极度疯狂的笑容。
“小林，我们要发财了。”他说。
窗外的东京，霓虹灯像燃烧的毒药，一点一点吞噬着这座城市。我看着他，突然觉得，在这场荒诞的造神运动里，佐藤不是唯一的疯子。
我们都是疯子。只是他疯得比我们更真诚，更丧心病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