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五环外 陈茉到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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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茉到北京那天，是七月末。
火车晚点四十分钟，她拖着行李箱从北京西站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出站口挤满了举牌接站的人，她侧着身子从人缝里钻出去，站在广场上，抬头看了一眼天。
灰的。
不是乌镇那种水汽氤氲的灰，也不是武汉夏天暴雨前压得低低的灰，是那种干巴巴的、好像永远都不会下雨的灰。太阳不知道在哪里，连个轮廓都看不见。
她点了根烟，站在广场边上抽完，然后拦了辆出租车。
“去哪？”司机问。
她报了一个地址，是大兴区西红门附近的一个小区。出发前她在网上找的房子，月租八百，押一付一，房东说房子不大但交通方便。她没多看照片，看到了也看不出什么，她只问了两个问题：多少钱，什么时候能住。房东说八百，随时。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大兴那边啊，够远的。”
陈茉说：“嗯。”
“来北京工作？”
“嗯。”
“什么工作？”
陈茉没回答。司机也不问了，打开了收音机，里面有人在播报路况，声音嗡嗡的，像一群困在盒子里的蜜蜂。
车开了将近一个小时。从西站出来的时候还能看到些繁华，高楼大厦，霓虹灯，来来往往的车流。过了三环，过了四环，楼越来越矮，路灯越来越暗，人流越来越稀。到了西红门的时候，外面已经看不到什么像样的建筑了，几栋灰扑扑的老楼立在路边，底商有一半是关着的，剩下的一半是面馆、五金店和废品收购站。
陈茉拖着行李箱下了车。小区没有门禁，铁门锈迹斑斑，半扇歪着，像个脱臼的胳膊。她走进院子，里面停着几辆破旧的面包车，车顶上积满了灰。一个老太太坐在单元门口的马扎上乘凉，看了她一眼。
“找谁？”
“我住这儿。”陈茉说，“刚搬来。”
老太太上下打量她，“几楼？”
“五楼。”
“五楼那个朝北的小间？”
“嗯。”
老太太咂了咂嘴，“那间不好，没窗户。”
陈茉说：“我知道。”
她上楼。楼道又窄又暗，墙壁上贴满了小广告，台阶中间磨出了深深的凹痕。到了五楼，她掏出钥匙，打开门。
十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掉了漆的桌子，一把折叠椅，一个铁皮衣柜。没有窗户。唯一的采光是天花板角落里一个巴掌大的天窗，玻璃上落满了灰，透进来的光像是被滤了十层纱。
她把行李箱放在门口，坐在床上。床垫很薄，弹簧硌人，一坐下去就发出吱呀的响声。她坐了一会儿，然后打开行李箱，把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衣服叠好放进铁皮衣柜，相机和镜头放在桌上，充电器插在墙角的插座上。
东西少得可怜，十分钟就收拾完了。
她坐在椅子上，拿出手机，翻到苏素的号码，打了过去。响了三声，苏素接了。
“到了？”
“到了。”
“怎么样？”
“挺好。”
“房子大吗？”
陈茉看了一眼四周，“不大。”
“有窗户吗？”
沉默了一下。
“没有。”
苏素在电话那头骂了一声，“我操，陈茉，你是去坐牢的？”
陈茉笑了一声，“差不多。”
“你为什么不找个好点的？”
“八百块钱，还要什么好点的。”
苏素沉默了一会儿，声音低了下来，“你钱不够我借你。我画室最近接了几个单子，手头还有点。”
“不用。”
“陈茉……”
“真不用。”陈茉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上那个天窗，“我就想试试。”
“试试什么？”
“试试一个人能不能活。”
苏素不说话了。过了很久，她说：“你要是撑不住了，就回来。”
陈茉说：“好。”
挂了电话，她坐在黑暗中。天窗透进来的光已经很弱了，屋里的东西只能看见模糊的轮廓。她不想开灯，也不知道灯在哪里。她就这么坐着，坐到肚子饿了，才想起来今天只吃了一碗泡面。
她站起来，摸到门边的开关，按了一下。灯亮了，是那种惨白的日光灯管，嗡嗡响了两声才彻底亮起来。她眯了眯眼，等眼睛适应了，才看清屋里的全貌。
比想象中还小。
她出门下楼，在楼下的小卖部买了一包方便面和一根火腿肠。小卖部的老板娘在柜台后面看电视，收钱的时候看了她一眼，说：“新搬来的？”
“嗯。”
“五楼那个？”
“嗯。”
“那间潮，冬天冷得要命。”老板娘说，“你一个小姑娘，住那干嘛。”
陈茉接过零钱，说：“便宜。”
老板娘没有再说什么。
回到屋里，她用热水壶烧了水，泡了面。坐在床上吃。面条的热气熏在天窗上，凝成一层薄薄的水雾。她看着那层水雾发呆。
吃完面，她把碗放在桌上，躺到床上。床板很硬，翻个身就嘎吱响。她看着天窗。天窗外面看不见天，只能看见一小块灰白色的水泥墙面，那是隔壁楼的外墙。她的视线被卡在两栋楼之间的那条缝隙里，像一只被关在盒子里的虫子。
她闭上眼。
她以为她会失眠。但她没有。她太累了。火车上的硬座、搬家、收拾屋子，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东西，所有的疲惫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把她淹没了。她在黑暗中沉下去，沉得很深很深。
第二天，她去了一家摄影工作室面试。
工作室在朝阳区，一栋商住两用楼里，面积不大，但布置得很讲究。墙上挂着几幅大尺寸的摄影作品，黑白的，拍的都是人像，光影凌厉。前台把她领到里面，让她等。
她坐在沙发上，等了二十分钟。期间她看了一下四周，工作室里有五六个工位，坐着三四个人，都在对着电脑修图。没有人抬头看她。空气里飘着咖啡的味道和一种若有若无的焦躁。
然后老板出来了。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姓张，留着很短的胡子，穿一件黑色T恤，手臂上有纹身。他上下看了她一眼。
“陈茉？”
“是。”
“带了作品吗？”
陈茉把相机包打开，拿出一叠打印出来的照片，放到桌上。张老板拿起来，一张一张翻。翻得很快，像翻一本无聊的杂志。翻到一半，他停下来，看了几秒，然后继续翻。翻完他把照片放下。
“拍得还行。但风格太个人了，商业摄影不需要这些东西。”
陈茉没说话。
“会修图吗？”
“会。”
“用过什么软件？”
“PS，LR。”
“速度怎么样？”
“还行。”
张老板想了一下，“试用期一个月，三千。转正三千五加提成。不包住，不包吃。每天九点上班，加班没有加班费。能接受就留下。”
陈茉说：“能。”
“那明天来上班。”
陈茉站起来，把照片收好，说了句谢谢，转身走了。出门的时候她听到背后有人跟张老板说：“这谁啊，面得这么快。”张老板说：“一个小孩，试试看呗。”
她坐公交车回大兴。车上人不多，她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北京的公交车开得猛，走走停停，晃得人想吐。她看着窗外，三环边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写字楼，玻璃幕墙反射着灰白色的天光，像一片一片的镜子碎片贴在地上。
从朝阳到大兴，公交车开了一个半小时。她在车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脖子歪得酸痛。下车的时候天又黑了。
她在路边摊买了一份蛋炒饭，打包带回去。上楼的时候，碰到隔壁的住户，一个年轻男人拎着垃圾袋下楼。他看了她一眼，没说话，侧身让她先过。
陈茉回到屋里，坐在床上吃蛋炒饭。饭炒得咸了，她吃了一半就放下了。打开手机，翻了一圈，没有新消息。她点开通讯录，翻到“沈默”那个名字。拇指在上面停了一下。然后她退出来，锁上手机。
她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东子前阵子在群里说，沈默被丽水电力系统录用了，下个月就去报到。她看到了，没有回。东子私聊问她最近怎么样，她说挺好，在北京。东子发了一个大拇指的表情。
她躺在床上，看着天窗。天窗外面还是那面水泥墙，什么也看不见。她想，她现在离乌镇有两千多里，离武汉有一千多里。很远。她终于走了，走到了一个谁都不认识她的地方。
她应该觉得轻松。可她没有。
日子开始往前走，不快不慢。
陈茉每天早上七点起床，七点半出门，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到工作室，九点上班。工作内容很杂，修图、拍产品、整理素材、给摄影师打下手。张老板脾气不好，经常骂人，但陈茉没被他骂过。不是因为做得好，而是因为她不太出错，也不太说话。张老板后来跟别人说，这姑娘像块石头，扔哪都行。
她每天加班到晚上八九点，再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回去。到家的时候十点多，楼下的小卖部已经关门了。她就在路上买个煎饼或者包子，边走边吃。上楼，洗澡，躺到床上。刷一会儿手机，然后睡着。
周末的时候，她会带着相机出去拍照。不拍人像，不拍商业片，只拍她想拍的。她坐公交车到终点站，再走很远的路，走到没什么人的地方。拍河边的芦苇，拍桥下的野猫，拍空无一人的街道。她拍了很多，但一张都没有发出去。存在相机的存储卡里，像是存着一个个没人要的秘密。
有一次她在东五环外的一条河边待到天黑。河边没有路灯，只有远处高架桥上透过来的一点点光。她坐在河堤上，抽着烟。风很大，吹得她的头发乱飞。她忽然想起武汉的冬天。那个坏掉的路灯，那个嗤嗤的声音，那只从她身边伸过来的手。
她摸了摸自己的手。是凉的。
她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回去了。
那天晚上她回到出租屋，洗完澡躺在床上，忽然很想写点什么。她拿起手机，打开备忘录，打了一行字：“他今天上班了吗？”然后删掉了。又打了一行：“他那边下雨了吗？”又删掉了。最后她打了一个句号。
她锁上手机，关了灯。
黑暗中，天窗外面，那面水泥墙还在。她看不见它，但知道它在。
像某些东西一样，一直都在。
八月底的一天，她下班回来，在楼下的小卖部买水。老板娘看了她一眼，忽然说：“你有个快递。”
“什么快递？”
老板娘从柜台底下拿出一个小纸箱，上面贴着快递单。陈茉接过来看了一眼寄件人，是苏素。她拆开箱子，里面是一幅画，不大，用牛皮纸包着。
她回到屋里打开。
是苏素画的她。不对，画的不是她——画的是一个人蹲在河边，背对着画面，手里端着一台相机，镜头对着远方。画面是黑白的，只有一块地方有颜色，在人的锁骨上，有一道月牙形的疤，画成了浅红色。
画的右下角有一行小字：“送给跑很远的人。”
陈茉看着那幅画，看了很久。然后她把画放在桌上，靠着墙立起来。她又看了很久。然后她哭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就是眼泪流了下来，没有声音。她用袖子擦了一下，又擦了一下。
她想，她是不是做错了。她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她只能一直走，走到有一天她不再想回头。
她找出一个空白的明信片，在背面写了一句：“收到了。挺好。”收件人写的是苏素，地址是杭州。
然后她翻到下一张明信片的空白面，看了很久。她没有动笔。她知道那一张是留给谁的。但她还没有想好要写什么。
她把明信片压在那幅画的下面，关灯，躺下。
那一夜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十岁的自己站在石桥上，看着父亲走远。她在梦里喊了一声：“爸——”父亲没有回头。她低下头，锁骨上的疤隐隐作痛。
她醒了。
天窗外面透进来一点微弱的光，是路灯。她躺在床上，听着楼下的马路上偶尔开过的汽车声。她想起一件事。她来北京以后，还没有给母亲打过电话。她拿起手机，翻到母亲的号码。拇指停了一下，然后锁上手机。
明天再打吧。她对自己说。可她心里知道，明天她也不会打。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闭上眼。天快亮了。
作者有话说
第7章 五环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