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火夜》南云舒

13、第十一章 非洲 陈茉去

　　陈茉去非洲是第二年春天。

　　《国家地理》的李编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刚从新疆回来不到三个月。那组胡杨林的照片发了，反响不错，杂志社那边对她的印象很好。这次是更大的活——东非，肯尼亚，马赛马拉，动物大迁徙。拍摄周期四个月。

　　“你一个人行吗？”李编辑问。

　　“行。”

　　“那边条件很艰苦，住帐篷，没有热水，手机信号也时有时无。而且动物迁徙的时间窗口很紧，错过就没了。”

　　“我知道。”

　　“你想好了？”

　　“想好了。”

　　挂了电话，她坐在出租屋的床上，看着墙上那幅苏素画的画。画上的人蹲在河边，背对着世界，锁骨上有一道红色的疤。她看了几秒钟，然后站起来，开始收拾行李。

　　出发前她回了一趟乌镇。

　　她没告诉母亲，直接坐高铁到桐乡，再转车到乌镇。到家的时候是下午，母亲正在裁缝铺里给一个老太太量尺寸。看见她进来，手停了一下，然后接着量。

　　“回来了。”

　　“嗯。”

　　“吃饭了没？”

　　“吃了。”

　　她坐在铺子角落的凳子上，看着母亲。母亲瘦了，背更驼了，头发几乎全白了，手背上全是老年斑。她给老太太量完尺寸，收了定金，把人送走，然后转过身来。

　　“待几天？”

　　“明天走。”

　　母亲点点头，没有挽留，也没有问她去哪。她从来不多问。陈茉站起来，走到铺子后面的屋子里。她小时候住的房间还在，床单是干净的，桌上有一层薄灰，但不多。母亲每天都打扫。

　　她坐在床上，环顾这间屋子。墙上贴着旧海报，是她高中时候贴的，已经泛黄卷边。书架上摆着几本旧课本，还有一台早已不用的收音机。床头挂着一张照片，是她十岁那年拍的，站在石桥上，穿着红毛衣，笑得没心没肺。

　　她看了那张照片很久。

　　晚饭母亲做了三个菜。清蒸鲈鱼，番茄炒蛋，炒青菜。母女俩面对面坐着，吃得很安静。吃到一半，母亲说：

　　“你爸以前最喜欢吃鲈鱼。”

　　陈茉的筷子顿了一下。

　　“每次他从杭州回来，我都给他做。”母亲说着，夹了一块鱼肉，放到自己碗里，慢慢地吃。“后来他不回来了，我就不做了。再后来，你走了，我又做了。”

　　陈茉没有说话。

　　“你做你喜欢做的事就行。”母亲说，语气平淡，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别想那么多。”

　　那天晚上，陈茉躺在自己小时候的床上。屋里有股淡淡的樟木味，是母亲放在柜子里的樟脑丸。窗外是乌镇的夜，隐约能听到水声。她想了很多。想起十岁那年跑过的巷子，想起石桥上磕破的锁骨，想起她妈站在裁缝铺门口，手里捏着一根针，线拖在地上，沾了水。

　　她闭上眼睛。那晚她睡得很好。

　　第二天早上，她走的时候，母亲在铺子里。她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母亲低着头在踩缝纫机，没有抬头，也没有说再见。她知道母亲不会送她。

　　她走了。

　　从乌镇到上海，从上海飞内罗毕，再从内罗毕坐小飞机到马赛马拉。前后折腾了将近三十个小时。下飞机的时候，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混合着尘土和青草的味道。天很蓝，很低，云大朵大朵地堆在地平线上，像棉花糖山。

　　营地在草原深处，由十几个绿色帆布帐篷组成，围成一圈。中间是食堂和休息区，外围是住宿帐篷。她的帐篷里有一张行军床，一张折叠桌，一个简易衣柜。没有电，晚上靠太阳能灯照明。没有热水，洗澡用桶。没有网络，手机只能当相机用。

　　她放下行李，扛着设备走出去。草原在面前展开，一望无际的枯黄。旱季末期，草很短，地面裸露着红色的泥土。远处有一群角马，密密麻麻地排成一条长线，正在缓慢移动。那是迁徙的先头部队。她举起相机，看了一眼取景器，放下。

　　她笑了。那种笑很轻，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笑。

　　第二天开始正式拍摄。

　　每天凌晨四点起床，跟着向导的车出去，赶在天亮之前到达前一天踩好的位置。向导是个马赛人，叫约瑟夫，很高，很瘦，披着一块红色的布，手里拿着一根长棍。他会说英语和斯瓦希里语，对草原上的一切了如指掌。哪种动物在什么时间出现在什么地方，他都清楚。

　　他们经常在草丛里一趴就是几个小时。不能动，不能出声，不能发出任何气味。草里有虫，有蚂蚁，有不知名的小飞虫往耳朵鼻子里钻。她忍着。太阳从地平线升起来，先是橙红色的，然后是金色的，最后变成刺眼的白。她的后背被晒得发烫，前胸贴着地面，泥土的湿气透过衣服渗进来。

　　然后动物来了。

　　先是角马。成千上万的角马，从远处的山坡上涌下来，像一条黑色的河流，漫过草原。蹄声隆隆，尘土飞扬，地面都在震动。然后是斑马，混在角马中间，黑白条纹在黄褐色的尘土里格外鲜明。再后面是羚羊，动作轻盈，跳跃着前进。她趴在草丛里，快门按得飞快。一张，两张，三张。相机在手里沉甸甸的，机身发烫，可她的手很稳。

　　角马群开始渡河。马拉河不宽，水是浑黄的，但河岸很陡。前面的角马在河边犹豫，后面的在推挤。终于，有一头跳了下去。然后是第二头，第三头。河水瞬间沸腾。水花四溅，角马扑腾着往前游。河里有鳄鱼。她看到了。一条巨大的尼罗鳄，浮在水面，一动不动，像一根朽木。突然，鳄鱼动了。水花炸开。一头小角马被拖了下去。河水染成了红色。

　　她的手指一直在按快门。她的心跳得很快。很快很快。她感觉到自己的心跳，跟快门同步，跟河流同步，跟这片土地的节奏同步。她想起来很多年前，他第一次牵她的手。她也是这种心跳。可她当时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心跳。现在她知道了。

　　那是活着的心跳。

　　每天拍摄结束，回到营地的时候，浑身都是土。头发里，衣服里，鞋子里，甚至耳朵里，都是红色的沙土。她脱掉衣服，用桶里有限的水擦洗身子。水是温的，带着一股泥土味。她擦完身子，坐在帐篷门口，看着天边的落日。草原上的落日很大，很圆，很低，像一颗烧红的铁球，慢慢沉到地平线以下。天空的颜色一层一层地变，从橙红到紫红到深蓝，最后暗下去，星星一颗一颗亮起来。

　　她坐在那里，点一根烟，抽完。然后回帐篷，把今天的照片导出来，一张一张看。看完，在笔记本上记几笔。然后倒头就睡。

　　日子就这么过了一个月。两个月。她拍了角马渡河，拍了狮子捕猎，拍了猎豹追羚羊，拍了象群在夕阳下缓慢移动，拍了鬣狗抢食，拍了秃鹫盘旋。她趴过泥地，蹲过灌木丛，爬过石头，趟过浅河。她被蚊子咬得满身是包，被太阳晒得脱了两层皮。有一次车陷在泥里，她和约瑟夫推了半个多小时。有一次她在草丛里打了个盹，醒来的时候发现一只蜥蜴趴在她的相机包上。她轻轻地把它拨开。她没有害怕，也没有慌张。她越来越安静。

　　两个月里，她给苏素寄了三张明信片。第一张，草原上的落日。背面写着：“活着。”第二张，角马渡河的瞬间。背面写着：“心跳很快。”第三张，她自己的一只脚，穿着登山靴，踩在红色的泥土上。背面写着：“走了很远。”

　　苏素收到之后，在微信上给她留言：“你什么时候回来？”她回：“还早。”苏素说：“你注意安全。”她说：“好。”

　　她给母亲寄了一张。照片上是草原上的一棵金合欢树，孤零零地立在空旷的原野中，树冠是平的，像一把撑开的伞。背面只写了两个字：“平安。”

　　她没有给沈默寄。可她有一次拍到了一张照片。那天黄昏，夕阳西下，营地附近的草地上，一只孤零零的角马站在一棵枯树旁边。角马很老了，瘦骨嶙峋，但还站着。它的身边没有任何同类，它只是站在那里，面对着夕阳，一动不动。

　　她拍了这张照片。拍完之后，她看了很久。然后她把它存到了一个单独的文件夹里。她没有发给任何人。

　　第三个月的一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乌镇的石桥上。石桥下面没有水，河床干涸了，只剩下石头和淤泥。她站在桥中间，四处看，没有人。她想往前走，可脚迈不动。她低头看，发现自己的脚被藤蔓缠住了。那些藤蔓是从桥缝里长出来的，顺着她的脚踝一直往上爬，缠住她的小腿、大腿、腰。她想挣，挣不开。她喊，喊不出声。然后她醒了。

　　醒来的时候是凌晨三点。帐篷外面有虫鸣。她躺在行军床上，出了一身汗。她把被子掀开，坐起来。摸黑找到水瓶，喝了一口。她撩开帐篷的帘子，往外看了一眼。月亮很大，照得草原像白昼。远处有动物的剪影，缓慢移动。她看了很久。

　　她忽然很想念乌镇。想石桥，想巷子，想母亲踩缝纫机的声音。可她知道，她回不去。就算回去了，也不是那个乌镇了。

　　她在非洲待了整整四个月。最后半个月，她开始拍大象。象群很安静，很缓慢，母象护着小象，公象走在最外面。她跟了一个象群整整七天。每天跟着它们走，拍它们吃草，拍它们喝水，拍它们用鼻子互相抚摸。有一天傍晚，象群停下来休息。一头小象跑到母象身边，用鼻子蹭母象的腿。母象低下头，用鼻子把小象圈起来。她按下快门。那一刻她的手很稳，可她的眼眶湿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她擦了擦眼睛，把相机放下，看着那对大象。看了很久。

　　回程的飞机上，她把这次拍的所有照片过了一遍。角马渡河。狮群捕猎。猎豹奔跑。象群漫步。草原上的日出日落。星轨。一棵树。一只蚂蚁。一朵花。她拍了很多很多。可她知道，她拍得再多，也留不住任何东西。

　　飞机降落在北京的时候，是凌晨。她走出航站楼，打了一辆车回大兴。车开到西红门的时候，天刚蒙蒙亮。她看到那个废品收购站，看到那个小卖部，看到那只黄猫还趴在门口。她下了车，拖着箱子上了楼。打开出租屋的门，里面还是老样子。没有窗户，天窗透进来灰蒙蒙的光。她把箱子放下，坐在床上。她瘦了很多，黑了很多，身上有很多蚊子咬的包，胳膊上有几道被灌木划破的疤。可她的眼睛很亮。

　　她拿出手机，翻到苏素的对话框，发了一条消息：“我回来了。”

　　苏素秒回：“我操，你终于回来了。”

　　她笑了一下。然后她翻到沈默的对话框。她看着那个名字。他的最后一条消息，还是那个“嗯”。她盯着那个字看了很久。然后她锁上手机。躺下来，看着天窗。

　　外面的天渐渐亮了。她闭上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