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的是十八年》香菱梦话

21、门口站着的那个人 腊月里三个

　　二〇一〇年腊月，三个人站在她家门口。

　　那年他二十七岁。他在那半年里被人骗了一笔——一个南方来的老板在县上租了半间门面，说要建一个建材批发点，收了他一万八的定金，货没发，人不见了。加上门市的周转，他在外面欠了三万二。

　　这三万二，他一个字都没跟她提过。

　　他跟她说的是：这半年行情不好，忙是忙，钱都压在货上。

　　他跟老赵说的是：跟女人说这些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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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下午她在灶屋剁饺子馅。

　　腊月的天短，四点就暗了。儿子在堂屋的地上爬，手里捏着一个纸盒子，把盒子摔来摔去，摔一下笑一下。

　　院门是虚掩的。有人在门外喊：张广斌在家吗？

　　她出来的时候，那三个人已经站到院子中间了。

　　领头的是个瘦高的男人，四十来岁，穿一件灰夹克，说话嗓子很亮。另外两个年轻一点，站在后面，一个叼着烟，一个把手插在兜里。

　　瘦高男人说：嫂子，广斌欠我们的钱，今天得给个说法。

　　她说：多少钱。

　　瘦高男人说：我这六千五。他那个，两万四千二。还有一个一千三的料钱。

　　巷子里的门一扇一扇地开了。吴婶从对门出来，站在自己家门口。左边那家姓李的，一家三口都出来了，站在台阶上。还有两个小孩跑过来看，被大人拉回去。

　　她那年二十八岁。

　　她在院子中间站着，手里还攥着那块抹布。她把抹布往腰上一别。

　　她说：你们进来坐吧，外头冷。

　　瘦高男人说：不坐。你今天给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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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没喊，也没哭。

　　她转身进了堂屋，把地上的孩子抱起来，走到隔壁，交给吴婶。

　　她说：婶，你帮我看会儿。

　　吴婶说：行。你放心。

　　然后她走到院门口，对那三个人说：我们到巷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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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巷口有一个卖煤的棚子，白天没人。她站在棚子底下，把手伸出来。

　　她说：条子给我看。

　　瘦高男人愣了一下，从内袋里掏出一叠纸，递过来。

　　她一张一张地看。她看得很慢，每一张都翻过来看背面。

　　看完她把纸收拢在手里。

　　她说：第一张是我男人自己签的，六千五，认。第二张，两万四千二那张，本金是两万一千二，这三千是利，利滚利滚了两个月——这一笔不能这么算，本金我认，利得从头重算。第三张一千三的料钱，是给现金还是要发票？

　　瘦高男人看她，没说话。

　　她说：料钱我明天给你，发票我给。

　　她说：剩下的，这个月我先还三千。从下个月起，我按月给。一个月三百五，逢年过节我多给。

　　她说：我这个人说话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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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人在棚子下面站了会儿。

　　夹克男人后来从兜里掏出一支笔，把那张两万四千二的条子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一行字。

　　他写完递给她看。上面写的是：本金两万一千二，利另算。

　　她说：行。

　　她让三张条子的背面都签上字、写上日期。签完了，她从里面抽出一张，折好，塞进棉袄里子那个口袋。

　　她说：这是凭证。

　　瘦高男人看了她一会儿，后来他说：嫂子，你这人有数。

　　他说完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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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饭她做了饺子。

　　他回来的时候饺子刚出锅。他坐下就吃，吃了两碗。吃到一半他问：今天怎么了，门口那几个人是谁。

　　她说：收料的。

　　他说：哦。

　　他说：什么料。

　　她说：你那一万八那批。

　　他停了一下，把筷子放下。

　　他说：他们找家里来了？

　　她说：找我了。

　　他没说话。他坐在那儿，手指头在桌沿上敲了两下。

　　后来他说了一句：这些人也太不像话了，女人家你找她干什么。

　　他说完这句就去盛第三碗饺子了。

　　从那以后，他一次都没有问过这件事。

　　他一次都没有问她：那些人后来还来吗，多少钱，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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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夜里孩子睡了以后，她坐在灶屋的小板凳上，把那张条子摊在面前。

　　她算了一遍。

　　三万二。

　　她那年摆摊一个月能挣二三百，兼了粮贸那家的记账一个月三百。她在厂里轮休，上工的月份还有四百多。

　　她把能省的都省了：不买新衣，不添东西，油盐酱醋能减就减，摆摊多摆两个小时，兼职记账再接一家。

　　她在纸上写了一行数字，最上面是“三万二”，下面一行一行地减。

　　她算完，把纸折起来，和那张条子一起，压在米缸底下。

　　她那一夜没跟他提过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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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〇年腊月到二〇一七年腊月，一共是七年。

　　第一笔三千，是腊月二十三给的，钱是摆摊攒的，还有一千是从她妈那儿借的。她妈问她干什么，她说是进货。

　　那七年里的每一个月，她都要数两次钱：一次是留给家里的，一次是还债的。

　　二〇一一年她辞了厂里的活。厂子那年开春以后就没再正经开过工，车间里最后剩下的人也在往外走。她把那台缝纫机搬到了集上，在布料区东头租了半个固定摊位，一个月十五块。

　　二〇一三年，她在粮贸那家做熟了，那家的老板又给她介绍了两个小客户。她的记账收入从三百涨到了九百。

　　二〇一五年儿子上小学，学费、校服、班费、还要一副近视眼镜——她那年多摆了两个集，把眼镜的钱挣出来了。

　　有一年冬天债主来得急，她拿不出那三百五，是吴婶塞给她四百，说“你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

　　还有一年，是王秀莲替她顶了三个集，让她腾出空去另一个镇上一家新开的服装厂谈记账。

　　七年里，她一笔没落。

　　七年下来，欠条上的数目一共三万二，加上重算过的那点利，一共三万多一点。她账上只记三万二——利那笔她不记。她说那不是账，那是罚。

　　最后一笔是二〇一七年腊月二十三，跟第一笔同一天。那天她数了七百块钱，是最后的本金，和最后那点利。

　　她把钱交出去以后，从怀里掏出那三张条子，一张一张地要回来。

　　回来的路上天在下小雪。她把那三张纸捏在手里，捏得很紧。

　　那时候她三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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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赵是二〇一〇年回来的。

　　他跑的那几年去了哪儿没人知道。回来的时候人瘦了一圈，脸更长了，在县上重新支了个摊子，做二级钢管。他见了张广斌，隔着半条街就喊：兄弟！

　　张广斌那天笑了。他拍了拍老赵的肩，说：回来就好。

　　二〇〇五年他借给老赵的那两千块——从存折上取的一千八，加上两百的活钱——早还清了。老赵跑路的前一天，托人捎回来三千，还多给了一千。

　　这笔账早就平了。

　　可张广斌记着的不是这两千块。他记着的是那句“兄弟，剩下的我记着”。

　　那年过年他请老赵到家里吃了一顿饭，是老赵跑路回来以后的第二顿。她那天做了六个菜，一个红烧肉，一个炸带鱼。

　　她不知道的是，那顿饭以后的很多年里，他一直跟人这么说——

　　“老赵这人是真朋友。我那年出那点事，他第一个站出来帮我兜。”

　　他说的那句“那点事”，是他心里的那笔债。

　　他不知道那笔债是什么时候还完的。

　　他不知道那是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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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赵那句谎话，她是隔着一层窗户纸听见的。

　　有一年正月十五，他在院里跟老赵喝酒。她在灶屋烧水，灶屋的窗户对院子，窗纸破了一个角。

　　老赵喝了半斤，声音上来了。

　　老赵说：广斌，你别看我这人混，你那年那档子事，我记着。

　　他说：哪档子。

　　老赵说：就那几个钱的事。

　　他说：那个早过去了。

　　老赵把杯子往桌上一放，说：我帮你说了句话。我跟那几个人讲了，广斌这人讲信用，你们别逼他。你猜怎么着？后来他们就没再来过吧？

　　他停了一下，说：没有。

　　老赵说：你看。

　　他说：赵哥，我记你这个人情。

　　她在灶屋站着，手里端着那壶水。

　　她没有进去。

　　她后来把水提出来，给他们两个杯子都续上。老赵说：嫂子你歇着，不用伺候我们。

　　她说：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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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后年年请老赵吃饭。

　　每年正月初几，他都要请老赵一次。有时候在家里，有时候在县上那家炖鱼馆。他在饭桌上逢人就说：老赵够朋友，我那年在难处上，是老赵给我搭的桥。

　　她给他们做菜、倒酒、收拾桌子。

　　她一次都没有说过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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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七年腊月二十三的晚上，她把最后一笔钱数完。

　　孩子睡了。他那天在外面吃饭，还没回来。

　　她坐在床上，面前摊着那个本子。她把米缸底下压着的那张纸条翻出来，上面是她七年前写的第一行字——“三万二”。

　　她在那行字上用铅笔划了一道。

　　那道划完以后，她把笔放下，坐在那里，坐了很久。

　　她那年三十五岁。

　　她想通了一件事。

　　这件事她想了七年。这七年里，她一直觉得自己还不能走——因为这笔账没还完。她那时候想过一句话：账不清，人不走。她把这句话当成了自己的规矩。

　　现在账清了。

　　窗外有一辆车从巷子里过去，灯扫过墙，又暗了。

　　她想：这个家，她其实早就可以走了。

　　不是今天可以走了。

　　是七年前就可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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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夜里她躺下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心里一点都不难过。

　　她只是很冷。

　　那种冷跟她第一次上医院、孩子在她背上说胡话、戒指在棉袄夹层里被找到的那几个晚上，是同一种冷。

　　她没有再画竖线。

　　那几年她已经不常画了。她发现，一个人开始算账的时候，就不太需要画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