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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她的单子,他的名声 陈老板那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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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一年春天,他碰到一个难缠的客户。
那人在县上开一个门窗加工厂,姓陈。那年陈老板接了一单政府采购的活,要一批合页和插销,量不小。他是从别人手里转过来的门路,第一次上门谈,陈老板连座都没让他坐。
他跑了三趟。第一趟人家说再看看;第二趟说你这价高了;第三趟陈老板把报价单推回给他,说了一句话:你这价钱是拍脑袋拍的。
那天晚上他回家,把一个塑料袋扔在桌上。
他说:你帮我看看,这数儿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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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那年春天开始帮他算账的。
她前一年春天拿到了自考的毕业证,账做起来已经不像前几年那么生涩。她在县上一家做粮贸的小公司兼了记账的活,一个月三百,一个月去四趟。
她把那个塑料袋里的东西全倒在桌上。里头是陈老板给的原始资料:材料清单、用量、供货周期,还有几张手写的单子,字歪歪扭扭的。
那天晚上孩子睡了以后,她在灯下摊开纸。
她算的不是价,是成本。
她把每一笔拆开:材料是主料还是辅料,主料里有多少是含税的,辅料的损耗率是多少;人工是固定工时还是按件;运输走哪条路,一趟能装多少,空返算不算钱;垫资要垫多久,那段时间的钱算不算息;废料能不能卖,卖给谁。
她算到凌晨两点。
最后她把一张纸递给他的时候,上面写着三种报价的方案:一个是低价抢单,赚得少但稳;一个是中等价,利润在中间;还有一个是高价,但配了售后和账期。
她在每一种后面写了三行字:这个价,人家为什么可能接受;这个价,最坏的情况是什么;这个价,不能低于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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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二天早上把那张纸看了一遍,抄了一遍。
抄的时候他把“废料转卖”那一行划掉了。他后来跟她说:这个人家看得出来。
她说:嗯。
———
陈老板签了。
那单签下来的时候,他回来那天晚上买了一条鱼。他很少买鱼。他把鱼提进来放在桌上,说:成了。
她说:哦。
他说:陈老板那人不好弄,磨了三个月。
她说:嗯。
———
那单后来做了十二年。
陈老板的厂越做越大,二〇一二年之后成了他最大的客户。一年几十万,年年有。他那家小门市后来能撑到二〇二〇年,靠的一半是这一家的量。
那单的报价单上签的是他的名字。
那张原稿她后来收进了木箱,压在最下面。谁也没看过。
———
那年秋天的酒桌上,陈老板请客。
陈老板那天高兴,把几个供货的都叫上了。他说:把你媳妇也叫来吧,我媳妇也在。
那天一共坐了八个人,在一个小包间里。
菜上到第七个的时候,陈老板端着杯子站起来,说:我今天要敬广斌一杯。
他说:陈老板你太客气。
陈老板说:你这个人实在。三个月,来我厂里二十多趟,一路上就没停过。
大家举杯。
他喝完了,把杯子放下,说:这单全靠我磨了三个月。
他说这句的时候,语气很顺,一点都不像吹牛。他不是在撒谎——他真的跑了三个月,他跑的那三个月是真的。他只是顺口把另一件事省了。
老赵说:广斌就是有这个本事。
另一个做钢材的接了一句:广斌这人,看数有眼光。
她那天就坐在他旁边。
她穿着一件自己做的灰衬衫,脖子上的一颗扣子是重新缝的。她端着一杯茶,跟着大家笑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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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上他骑着车,她在后座。
他说:今天陈老板那个话,你听见没有。
她说:听见了。
他说:这一单下来,明年就稳了。
她说:嗯。
风很大,她没有再说话。
她那天晚上想的是另外一件事:那张报价单上,她自己写的三种方案,一种是低价抢单。他最后拿去谈的是第一种。
他一直以为那是他凭感觉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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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她熨他那件衬衫,熨到十一点。
那件衬衫本来是早上就该熨好的。他早上翻箱倒柜找了十分钟,最后自己从柜子底下抽出来的。
他从堂屋进来的时候,她正把熨斗压在袖口上。
他说:你连这点事都记不住。
她说:我早上忙。
他说:我知道你忙。我这一天到晚在外面跑,回来就想有件平展衣裳穿。
她把熨斗提起来,放在架子上,停了一下,又压下去。
———
那年冬天厂里放假,几个姐妹聚了一次。
地方在王秀莲家。去了六个,都是细纱车间的。有人带了一瓶酒,王秀莲炒了六个菜。锅盖掀开的时候一层白汽,屋里全是香的。
她那天把儿子也带去了。孩子在炕上爬,被几个人轮流抱着玩。
喝到一半,有人问起她:「□□,你婆婆那个戒指的事,后来怎么样了?」
她说:找到了。
那人说:那就好。
话题就这么过去了。没过两分钟,就转到了别处——谁家的男人今年跑了多少趟,谁家的公公住院花了多少,谁家的孩子在县上念初中住校。
坐在她斜对面的是陈玉芳。
陈玉芳比她大四岁,也是细纱车间的,嫁了个在粮库上班的男人。她那天话不多,笑的时候嘴角往上提一下,眼睛里没有东西。
酒喝到第二瓶的时候,有个人问陈玉芳:你家那个还那样?
陈玉芳说:哪样。
那人说:一天到晚不跟你说话。
陈玉芳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她说:我们家那个一年跟我说的话,凑不满一百句。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跟大家说「今年菜价涨了」一样,尾音还带了一点笑。
桌上没人接话。有人换了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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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坐在那儿,手里那杯水还没有喝。
她心里咯噔了一下。
不是因为有个人说出了她的日子。
是因为这句话她听过。
三年多以前,她婆婆坐在她屋里,也是这个语气,也是这么平静,也是末尾带着一点笑。
「你爸当年一年跟我说的话,凑不满一百句。我不也过来了。」
那天她婆婆说完,站起来去照镜子,脸上是笑的。
今天陈玉芳说完,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脸上也是笑的。
同一个句子。隔了十八年。
一个是上一辈,一个是同龄的。一个已经忍到了头,一个还在忍。
她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在巷子里走得比平常慢。
她想,原来这不是一个人的毛病。
这是一条线。线的一头是她婆婆,中间是陈玉芳,另一头——如果她不走开——就是她自己。
她那天夜里睡了很久才睡着。
———
七年以后的春天,儿子的作文本带回了家。
那年他九岁,上三年级。
老师让写《我的爸爸》。他写了满满两页。
他写的是:我爸爸很厉害。我爸爸会修摩托车,会算账,认识好多人。我爸爸带我去市里吃过汉堡。我爸爸说男人要讲义气,说话要算话。我爸爸的手很大,他把我举起来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怕。我爸爸是最好的爸爸。
老师在上面画了三个红圈,写了两个字:生动。
那篇作文在班上朗读了。他回来的时候脸是红的,一整晚都在说这件事。
———
第二周,老师让写《我的妈妈》。
他写了三行,写不下去了。
他交上去的是:
我妈妈每天做饭洗衣服。我妈妈很辛苦。我妈妈做的饭很好吃。
———
那天晚上她把那本作文本翻到了这一页。
三行字,九岁小孩的字,横平竖直,写得很用力,纸上有两处被橡皮擦破了。
她看了很久。
她那时候三十五岁。
她给这个孩子喂过奶、换过尿布、背着他走过四里半的夜路、抱着他打过十二次预防针、给他补过三年破了的裤子。她在这个家里做了十三年饭。
那三行里一句错话都没有。
她只是想,他能写出两页“爸爸”,只写出三行“妈妈”,不是因为这个孩子没有良心。
是因为“妈妈”这两个字里,他找不到什么值得写的事。他妈妈从来没有带他去市里吃过汉堡,从来没有给他讲过一个故事,从来没有在饭桌上说过“男人要讲义气”。
她妈妈整天在这个屋子里走来走去,做饭,洗衣服。
那三行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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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跟谁提过这件事。她没有跟他说,也没有跟孩子说。
那天夜里她翻开账本。
她翻到最近写过的那一页。那一页上是她自己的字,左边一栏写着“我以为的”,右边一栏写着“实际发生的”。
她在最下面空着的两行里,拿起笔,写了一行小字:
一一年陈老板那单,是我做的。
写完她停了一下。
停了大概十几秒,她又用笔在那行字上描了一遍。
描完她合上本子。
她在那页的页边,画了一道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