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的是十八年》香菱梦话

2、跑五金的广斌 他记得一百

　　二〇〇一年冬天，张广斌骑了四十里路，去市里给一个客户调货。

　　那天刮北风。城东农机厂进的一批轴承型号对不上，机器等着装机，王科长在电话里骂人。张广斌借了单位那辆二八自行车，天没亮就出门，到市里的五金仓库，把货点了三遍，用麻绳捆在后座上，中午往回赶。

　　回来的路上风更大，他大衣的两颗扣子吹掉了。

　　下午三点半，他把两箱轴承扛到农机厂车间门口。手套摘下来，手冻得通红，他搓了两把，笑着说：

　　「王哥，你点点数。」

　　王科长蹲下去数了两遍，站起来拍他的肩膀：「小张，你这个人靠得住。」

　　张广斌说：「王哥你说话，我什么时候掉过链子。」

　　这话他一年要说上几十回。

　　县五金交电公司一共十一个业务员，属他单子跑得最远。他能记住一百多个客户的喜好：城关镇的刘经理不喝酒，只喝健力宝；农机厂的王科长家里儿子在读高三，见了面得先问一句孩子成绩；供销社的老周爱听戏，逢年过节送两张戏票，比送什么都管用。

　　这些东西他一开始记在一个巴掌大的本子上，本子翻得起了毛边。后来全记在脑子里，本子就不用了。

　　他有一种天分：他能让人在跟他说话的十分钟里，觉得这世上就只有他们两个。

　　客户家的孩子上几年级，老人有没有高血压，前年借给谁的钱还没还上——他都记得住。他知道递烟要递哪一面，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一句荤话把气氛缓下来，知道酒要陪到什么程度才算给了对方面子。

　　县城就这么大。所有人都说，五金公司那个张广斌，仗义。

　　他最重要的本事是在酒桌上。

　　那一年冬天，县里一家建筑公司请客，张广斌去陪。席上有个从市里下来的采购，姓陈，脸一直绷着，前两轮敬酒都只沾了沾嘴。到第三轮，陈工说了句：你们县里的东西，我不太放心。

　　桌上静了一下。

　　张广斌端起杯子站起来，说：陈工，我先说一句您可能不爱听的——您不放心是对的。我们县的厂子小，设备旧，这个我不辩。可小也有小的好处，您要什么规格，我们连夜给您凑。

　　他把那杯酒喝了，又给陈工倒上一杯，说：这一杯您不用喝。您先记着我这个名字，三个月之内，您用得上我。

　　陈工把杯子端起来，喝了半杯。

　　后来那笔单子成了，第二年陈工还找过他两回。

　　这类场面他一年要应付几十回。他能在三句话之内听出对方要的是台阶还是要好处，能在一桌人里认出那个真正说话算数的人。这些谁也没教过他，是他一趟一趟跑出来的。

　　他所有的力气，都长在这上头。

　　他记不住一个人的生日。

　　这件事，要到很多年以后才有人替他算清楚。

　　有一年冬天他去城关镇送账，在刘经理家坐了一个钟头。

　　刘经理的老娘从里屋出来倒水，扶着门框，走得很慢。他站起来，把暖瓶接过去，说：大娘我来。他给老太太倒了一杯，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坐回去接着说事。

　　回去的路上他跟同事提了一句：刘经理他妈是心脏病，脸有点肿，走几步就喘。这个得盯着点，别等过年出事。

　　他记别人的事，记得比人家的儿子还细。

　　二〇〇三年冬天，母亲说胸口有点闷。

　　那天晚上他刚回来，正低头吃饭。母亲坐在对面，说了这么一句。

　　他说：那你去医院看看。

　　母亲说：老毛病。

　　他说：那就吃点药。

　　然后他接着吃，把碗里最后两口扒完，端着碗去灶上添了一碗。

　　母亲没有再说话。

　　那天晚上他给刘经理打了个电话，问老太太的药吃了没有。

　　张广斌一九八三年生，比许□□小一岁。

　　他父亲是五金交电公司的老职工，一九九〇年冬天病故。从查出来到走，四十一天。

　　那年张广斌七岁。

　　他记得的不是悲伤，是院子里的安静。

　　葬礼那天来了不少人。母亲穿着一身黑衣裳，从早上站到下午，没坐过。来一个人她就迎上去，叫声「来了」，把茶端到人手里，走的时候再送到门口。有个远房的姑婆拉着她的手说，你哭一场吧，哭出来好受。她说，人刚走，家里乱，等忙完了再说。

　　忙完了，她也没哭。

　　张广斌记得另一件事。那天晚上客人都走了，屋里剩一地瓜子皮和烟头。母亲蹲下去，一把一把地扫。他站在门边看着。母亲扫到一半，抬头看见他，说，你站着干什么，去睡觉，明天还要上学。

　　他去了。躺下以后，听见外屋的扫帚声一直响到很晚。

　　从那以后，母亲再没在他面前掉过一次眼泪。

　　母亲把家里的体面看得比命重。逢年过节，别家孩子有的，张广斌一定有；亲戚聚会，他的奖状必须叠得整整齐齐带过去，让人看见。她对他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了。

　　他很早就学会了怎么让一屋子人都舒服。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递烟，什么时候该把话头接过去。

　　这是本事。他一辈子都用得上。

　　张广斌还有个妹妹，比他小四岁，叫张广莉。

　　父亲走的时候她才三岁。她是母亲一手带大的，跟母亲亲，也学会了母亲那一套——东西要摆在外面给人看，话要说在外面给人听。重要的是门口那条街上的人怎么看。

　　张广斌读的是县职业中专，机电专业。中专那两年，他每个暑假都跟车队跑长途，一天三百公里，睡在驾驶室里。冬天夜里睡不着，他就把腿蜷起来抱在怀里。

　　他吃过的这些苦，母亲不知道。

　　母亲只知道，他十八岁那年，自己进了五金交电公司。她去跟街坊说这件事的时候，脸上是笑的。

　　她从没问过，他那两年是怎么过来的。

　　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还活着。

　　那时候他们家还是三口人，住公司家属院的两间平房。父亲每天回来得晚，进门把外套往椅背上一搭，坐在桌边吃饭，一句话不说。母亲盛好饭，放在他手边，自己去灶上忙。吃完了，父亲起身，进里屋躺着。

　　有时候一整顿饭，只听见咀嚼的声音。

　　张广斌六七岁的时候问过母亲一次。

　　那天他放学回来，父亲坐在桌边，母亲在灶上炒菜。他趴在灶台边上，问：妈，我爸怎么不说话。

　　母亲正在择菜，手没停，随口就答了：

　　「你爸当年也是这样——一年跟我说的话，凑不满一百句。」

　　说完她笑了一下，继续择菜，一点怨气都没有。

　　那句话，母亲后来还说过很多回。亲戚来串门的时候说，邻居劝她的时候说，说到最后，它在这个家里就不再是一句抱怨了，它变成了一个答案。

　　它回答的是一个问题：日子就是这么过的。

　　张广斌是从那时候开始明白这个家怎么运转的——男人在外面把事办成，把体面撑住；家里的事，不用问。

　　二〇〇一年秋天，他刚进五金交电公司当业务员。

　　十月里的一天，他去棉纺厂送一批货。库房在后院，出来的时候正赶上白班下班。

　　厂门口有一排老槐树，叶子落得差不多了。四点整，下班铃一响，女工们从车间里涌出来，头上戴着白帽子，脸上一层浮灰，一边走一边说话，声音一直响到路对面。

　　别人都在说话。

　　只有一个人在人群边上，一个人走着，肩膀有点窄，头上那顶白帽子戴得端端正正，帽沿压着一点边。她走得快，低着头，手插在口袋里。

　　张广斌站在槐树底下，看了很久。

　　那天晚上他回到公司，把货单交上去，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他那时候十八岁，心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东西——不是喜欢，比喜欢更硬一点。他想的是：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

　　同事喊他去吃饭，他说你们先去。

　　第二天他托人打听。

　　打听回来的是这样几条：

　　比他大一岁。

　　家里条件不好。父亲在棉纺厂干了三十年，前两年下来了，一直没找到活。母亲没有工作。下面还有个弟弟，念书。

　　高中没念完。高二下学期就不读了。

　　棉纺厂的合同工，没编制。那厂子那两年效益也不行，据说也要减人。

　　打听的人把这些一条一条说完，还补了一句：广斌，你妈那边，怕是过不去。

　　其实母亲已经先走了一步。

　　就在那个月，母亲托王婶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供销社的，正式工，父母都拿着退休金。母亲把那家的条件翻来覆去说了三遍。

　　张广斌说，妈，我不去。

　　母亲说，为什么不去。

　　他说，我忙。

　　母亲没再说什么。那天晚上收碗筷的时候，动静比平时响。

　　这是他们母子俩唯一一件谈不拢的事。母亲一辈子把体面看得比命重，儿子要娶一个比他大一岁、家里还背着一屁股账的姑娘，在她那本账上是怎么算都算不过去的。可她也清楚，这个儿子从小就是吃软不吃硬——你越拦，他越要去做。

　　这一点，她后来再没试过第二次。

　　张广斌把这些一条一条听完，点点头，说，我知道了。

　　他那天晚上回家，母亲正在灶上做饭。母亲问他今天跑得怎么样，他说挺好。吃饭的时候母亲提了一句：我托王婶给你说了个对象，供销社的，正式工，父母都有退休金。

　　他说，妈，不着急。

　　第二天下午四点，他又去了棉纺厂门口。

　　那排老槐树底下，他推着自行车站着，两只手插在袖子里。

　　她出来的时候看见他了。

　　她的脚步慢了一下，然后接着往前走，从他面前过去了，没有停。

　　他跟上去，推着车，隔了她半步远。

　　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就这样走过了整条街。

　　她后来信了他整整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