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的是十八年》香菱梦话

12、自考的考场 〇七年四月

　　二〇〇七年四月，许□□去参加了第一次自学考试。

　　报自考的念头，是二〇〇六年秋天起的。

　　那年厂里的效益已经很不好了。细纱车间停了两台，有一批人开始轮休。她在厂里上了七年班，工资从两百三涨到六百多，可她心里清楚，这条路快到头了。

　　那天她在食堂看见墙上贴了一张纸，是县自考办贴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始报名，专科本科都可以，两年半考完，发国家承认的学历。

　　她在纸前面站了很久。

　　晚上回家，她翻出家里那份旧报纸，从头版翻到中缝，找那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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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要去县自考办，在教育局后院。

　　她第一次去是个星期六上午。院里只有一间办公室开着门，里面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正在嗑瓜子。

　　她问：自考报名在这儿吗。

　　那人说：在。你报什么专业。

　　她说：会计。

　　那人翻出一张表递给她：填这个。身份证带了没。

　　她带了。

　　报名费加书费一共一百六十块。她把钱一张一张数出来的时候，那人看了她一眼，问：你多大。

　　她说：二十四。

　　那人说：你晚了几年。

　　她说：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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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把这件事跟张广斌说过一次。

　　那天晚饭后他坐在院里磨摩托车的链条。她站在旁边，说：我报了个自考。

　　他手上没停：考什么的。

　　她说：会计。

　　他说：考那个干什么，你又不坐办公室。

　　她说：我们厂不行了。

　　他“哦”了一声，说：那也考不出什么名堂。

　　她没再往下说。

　　那本《基础会计》她是在县城新华书店买的，四十二块。书买回来那天她包了书皮，用的是做衣裳剩下的一块灰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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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每天晚上的学习时间是九点到十一点。

　　九点以前是家里的活：做饭、洗碗、收屋子、给婆婆烧水。九点以后，她把缝纫机旁边那张小方桌擦干净，把灯拨亮，坐下看书。

　　那盏十五瓦的灯不够亮，她后来又添了一盏，两盏一起点。婆婆说过一次：晚上点两盏灯费电。她说：我交电费。

　　从那以后婆婆没再说。

　　她学了半年，把书翻烂了。书页边上的字比正文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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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半年她每天只睡五个小时。

　　早上五点二十起，夜里十一点半睡。中间那点时间，除了家里的活，全在那张小方桌上。

　　冬天那间屋冷。她坐在桌前，脚底下搁一个热水袋，是厂里发的。写到后半夜手指僵了，她就把手塞进棉袄里子暖一会儿，再写。

　　张广斌有时候回来，看见她还在灯底下坐着，说：你还没睡。

　　她说：马上。

　　他说：你这个人。

　　然后就睡了。

　　有一次他半夜起来上厕所，回来的时候看见她还坐着，说了一句：考那个有什么用，能当饭吃？

　　她说：试试。

　　他没再说。

　　那半年，她没跟他说过一句关于考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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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四号，是考试第一天。

　　头一天晚上她跟他说：明天早上我去县里考试，七点半进场。

　　他说：行。

　　她说：你晚上别回来太晚。

　　他说：知道了。

　　她那天十点就睡了。她存着心，一定要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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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半夜三点多醒的。

　　先是院门响，然后是摩托车熄火的声音，然后是他在院里跟谁说话。过了一会儿，屋门被推开，进来一股酒气。他把灯打开，在屋里翻东西，翻得抽屉咚咚响。

　　她躺在炕上没动。

　　他翻完了，把灯一拉，躺下就睡。不到两分钟，呼噜就起来了。

　　她躺着，睁着眼睛看屋顶。

　　外屋的挂钟响了一下。三点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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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点二十，她起床。

　　她头有点发沉，眼睛干得发疼。她照常点着灶，烧水，水开了给婆婆送一壶。那天做饭她手上没劲，切菜切得慢，六点半才吃上。

　　吃完她洗碗，七点出门。

　　她本来是要坐公交的。从家到县二中四站路。她走到站牌底下看了看时间——七点零五。

　　第一班车七点二十。

　　她算了一下：七点二十上车，路上十五分钟，七点三十五到校门口。来得及。

　　可她在站牌底下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她后来也说不清为什么。也许是不想跟人挤，也许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也许是那天早上心里堵得慌，需要走一走。

　　三公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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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起先走得很快。

　　走到一半的时候，眼泪下来了。

　　她说不上来在哭什么。不是因为他打牌，不是为了考试，也不全是为了那些年。她只是走着走着，忽然间觉得特别累。

　　她一边哭一边走，没有停。

　　走到河堤上的时候，她停下来，用袖子把脸擦了擦。

　　那条路她走过很多回。他第一次跟在她后面，就是在这条路上，隔着她半步，问她天冷。

　　她把脸擦干，接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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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县二中门口是七点四十。

　　她先去厕所，用凉水洗了把脸。镜子是块玻璃，边上碎了一角。她看见自己眼睛是肿的。

　　她把头发掖进帽子里，把准考证从口袋里掏出来看了一眼。

　　正面是她的一寸照，上个月在照相馆拍的，两块钱四张。照片上她的头发是刚剪的，很短。

　　她把准考证折好，放回口袋。

　　七点五十，她进了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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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上午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下午考《基础会计》。

　　会计那场她答得很稳。最后一道大题是做一套简化的账，她提前二十分钟做完，回过头查了三遍。

　　出考场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半。

　　天还很亮。四月的太阳斜着照在教学楼的墙上，暖黄的一片。考场外面全是人——刚考完的学生，接孩子的家长，卖烤红薯的。她站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

　　她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件事：会计那场，她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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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后成绩下来，两科都过了。会计那门八十六分。

　　成绩单寄到厂里，是车间主任转给她的。她拿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那天晚上她把成绩单拿回家，放在那张小方桌上，压着那本翻烂的书。

　　他没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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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他在堂屋看电视，看到九点多才进屋。他看见桌上那张成绩单，拿起来看了一眼。

　　他说：这什么东西。

　　她说：成绩单。我考过了。

　　他说：哦。

　　他把纸放回桌上，去洗脚了。

　　洗完脚躺下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考完了就完了，别熬夜了，费电。

　　她说：嗯。

　　她没有说那是两科，也没有说会计那门她考了八十六。

　　她把成绩单收进了木箱，压在那本数学书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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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二十四岁那年，发现自己养成了一个习惯。

　　她开始往箱子里收东西。

　　成绩单，准考证，那本翻烂的书，还有她自己做的一件小夹袄——夹袄是给她自己做的，她一次没穿过，做好就叠好放进去。

　　箱子里还是那箱书，上面慢慢多了一层别的东西。

　　她锁箱子的次数也多了。有时候一天锁两回。

　　她自己说不清那是为什么。

　　她只是觉得，箱子里那些东西，是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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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考证她没有扔。

　　她把它压在那台缝纫机底下——机器是铁的，压得平。压住以后看不出来，只有把机器抬起来，才能看见那张巴掌大的纸。

　　后来的三年里，她又考了六次。每次考完，新那张准考证都压在缝纫机底下。

　　到最后，缝纫机底下压了七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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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〇年春天，她拿到了会计专科的毕业证。

　　毕业证是寄到厂里的。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一个巴掌大的本子，深蓝封皮，上头印着学校的名字，盖一个红章。

　　她那天在厂门口把信封拆开，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她没有跟任何人说。

　　回家的路上，她把毕业证放进棉袄里子那个口袋。那个口袋那时候已经装不下别的东西了——里面有一张银行卡，一张成绩单，还有那把钥匙。她把毕业证对折，塞了进去。

　　那天晚上她照常做饭。

　　吃饭的时候张广斌说了一句：今年的账我怎么总觉得不对劲。

　　她说：哪不对。

　　他说：没算明白。

　　她说：拿来我看看。

　　他没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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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夜里她把毕业证从口袋里拿出来，摊在桌上。

　　灯很暗，她凑近去看那个红章。

　　她用指头在章上按了按，然后把它收进木箱，压在最底下——压在那三百块钱和那双布鞋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