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冷过完》仲冬廿陆

2、听来的故事（一） 我

　　我爸妈的事，我是听来的。

　　听来的故事有个好处：讲的人只讲她愿意讲的那一半，剩下的一半，得自己长着耳朵在院子里捡。我们家那个院子，北屋住着爷爷奶奶，南边加盖出去是鱼池，东北角的拐角是我的。房子怎么分的，比谁的话都准。谁住哪儿、谁让给谁、谁被挪到哪去——这些都写在墙上，比嘴诚实。

　　2000年前后的天津，有一种工作叫电话客服。我妈说，那时候不兴叫客服，叫聊天员——客户打进来，聊什么由客户定，一分钟一分钟地计钱。她大专学的外贸英语，声音好听，普通话里带一点西青的软。她坐在一排格子间里，头上是日光灯，面前是一部电话。她隔着电话线，陪一整个城市的寂寞说话。

　　这里得说一句我后来才想明白的事：在电话里陪人聊天，是一门买卖；而在家里陪人过日子，是一份义务。这两件事用的是同一副嗓子，可一个是收钱的，一个是白给的。我妈这辈子，就一直在做那个白给的人。

　　客户名单里，有一个东丽的男人。

　　后来的账目谁都看得见：那一年，他一个人的电话费，六千七。老一辈提起来还有点牙酸——那几年上班的人，一个月挣不到一千。这笔钱是从我爷爷那儿出来的。爷爷当过兵，过鸭绿江的时候拍了遗照，回来以后分了工作，一辈子没为钱愁过，也就见不得钱被糟践。话费单摊在桌上，爷爷说了一个词，往后二十年我又听了很多遍：糟践。

　　这两个字他用了一辈子。儿子打电话是糟践，儿子喝酒是糟践，儿子养鱼也是糟践。凡是他看不懂的花销，都归到这两个字里。一个当爹的，一辈子只学会了一种评价人的方式，就是把人的日子换算成钱，然后摇头。

　　钱已经花了，人已经在电话线那头了。东丽的男人和西青的聊天员，见了面。

　　再后来，有一个大年三十。这一段，我姥姥讲过一个版本：父子俩为着那六千七吵翻了，我爸穿一件红色的羽绒服，从东丽一路辗转到西青，四十多公里，到姥姥家门口，天快亮了。一个打电话打出六千七的男人，冻了一整夜，眉毛上挂着霜，站在大院门口——那件红羽绒服在雪地里，是那一片唯一的颜色。姥姥让他进了门，让他在偏房一个人睡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草草让他回去了。姥姥姥爷从此认定四个字：不靠谱。

　　我常常想那个晚上。一个人在冬天奔波四十公里，腿是麻的，脸是木的，可他不停下。这说明那时候的他心里有一团东西，那团东西让他不怕冷。人这一辈子，能够为别人辗转四十公里的时刻，不会超过两三回；走过之后，要么被收留，要么从此不再走。他没能留在那间偏房里。这一晚上的刀口，往后几十年都没有长好——他后来所有的不肯回、不肯低、不肯说软话，都从这一夜开始。

　　这一段，我爸从来没有讲过。不讲，也算是讲了。

　　那时候两边家的光景，正好是倒过来的。我爷爷家什么都有：军人的出身，铁饭碗，一份北京户口。房子是太爷爷传下来的，我爸要结婚，推倒了翻修一遍。太爷爷太奶奶那时候已经不在了，没看见自己盖的房子被推倒，给孙子当婚房。我姥姥家什么都没有：西青的庄稼人，种一亩是一亩，吃一口是一口，有多少花多少。可是姥姥家不吵架，没有大宅门的规矩，日子穷，穷得敞亮。

　　一家什么都有，所以什么都讲；一家什么都没有，所以什么都不讲。我妈从后一家，嫁到了前一家。

　　为什么嫁？这个问题我上初二那年问过她。她给的答案，第二节再说。这里先说一件她没提的：这个选择的代价，她是清楚的，比谁都清楚。

　　他们结婚那年，一个二十三，一个二十六。我妈是头婚；我爸是二婚。他头一段婚姻的事，我是后来一个晚上才问出来的——那一段里，有一个没来得及出生的人。而这一段，从我出生之前就开始了：领证的时候，我已经在我妈的肚子里。不是我赶上了这个家，是这个家是因为我才有的。所以每一笔账里都有我，我生下来就在账上。

　　那六千七百块，是这个家的第一行账。往后的账都照这一行的写法记：先欠着，再念着。

　　（第一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