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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戏班散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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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的夏天,河南大旱。
从五月到八月,老天爷没落过一滴雨。田里的庄稼先是蔫了,然后黄了,最后枯成一把干草,手指一捻就碎成粉末。到了秋天,蝗虫又来了,黑压压的一片从天边涌过来,遮天蔽日,落在田里咔咔作响,但凡带点儿绿色的东西,被啃得精光。
戏班的生意一落千丈。
起先还有人请戏,后来连饭都吃不上了,谁还有心思看戏?班主撑了几个月,把能借的钱都借遍了,最后还是扛不住了。
那天晚上,班主把大伙儿叫到一起,坐在祠堂的院子里,半天没说话。
月亮很薄,挂在树梢上,像一张快要被风吹灭的纸。
“戏班散了。”班主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砸在人心上,“各人找各人的活路去吧。活下来……将来世道好了,有缘再见。”
没人说话。
栓子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刘师兄咬着嘴唇,眼圈红了。孙麻秆坐在角落里,手里的藤条不知道什么时候折成了两截。
陈延生蹲在墙根下,把脸埋在膝盖里。
散了。七年了。从八岁到十五岁,他在这戏班里待了整整七年。挨过打,挨过饿,挨过冻,冬天压腿疼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愣是没掉下来过。他以为自己会把这一辈子都搭在戏台上,没想到就这么散了。
第二天天一亮,大伙陆陆续续离开戏班。
先是几个年纪大的师兄,背着包袱,走到胡师傅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
“师傅,保重。”
胡师傅坐在那把破椅子上,点了点头,没说话。
师兄们又看了看院子,看了看戏台的方向,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接着是刘师兄。他走过来,先给胡师傅鞠了一躬,然后拍了拍陈延生的肩膀。
“保重。”
“保重。”陈延生说。
刘师兄红了眼圈,快步走出了院子。
然后是孙麻秆。他把那根折断的藤条揣进怀里,走到胡师傅面前,站了一会儿。
“老胡,”他说,“走了。”
胡师傅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走吧。”
孙麻秆点了点头,又对陈延生和栓子说了句“好好活着”,转身走了。
到了中午,院子里已经空了大半。只剩下陈延生和栓子,还有胡师傅。
胡师傅还坐在那把破椅子上,手里捏着一根旱烟杆子,半天没动窝。烟早就灭了,他也不点。
陈延生走过去,站在他面前。
“师傅。”
胡师傅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目光很复杂,有几分不舍,几分担忧,还有几分说不清的东西。
“你底子打得好,”胡师傅说,声音有些哑,“是咱戏班里基本功最扎实的一个。将来世道好了,肯定会有正经剧团。到时候你去考,别荒废了。戏是苦出来的,人也是。吃得了戏班的苦,就吃得了天下的苦。你记住这句话。”
陈延生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胡师傅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再说什么,背着手走了。
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瘦瘦的一条,像他手里那根旱烟杆子。
陈延生站在原地,看着那个影子一点一点消失在巷子口。
身后的祠堂里,栓子正把铺盖卷打包。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磨蹭什么。陈延生走进去,蹲下来帮他一起捆。
两个人谁都没说话。
等包袱捆好了,栓子一屁股坐在地铺上,仰头看着房梁,叹了口气。
“你有啥打算?”栓子问。
陈延生也坐下来,沉默了一会儿。
“好久没回家了,”他说,“明天先回家看看爹娘和哥哥姐姐们。”
栓子点了点头,没再问。
两个少年坐在地铺上,背靠着墙,眼睛盯着对面的破窗户。窗户纸早就破了,风从外面灌进来,呜呜地响,像是在替谁哭。
过了很久,栓子忽然开口:“延生,你上回买那两串糖葫芦,到底给谁了?”
陈延生一愣:“你咋知道的?”
“我天天看你数铜板,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栓子说,“突然买了两串糖葫芦,傻子才看不出来。”
陈延生没接话。
“行了行了,”栓子见他不说,挥了挥手,“不说拉倒。走了!”
他站起来,背起包袱,往门口走去。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
“保重。”
“保重。”
栓子咧嘴笑了一下,转身走进了夕阳里。
陈延生站在祠堂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那头,摸了摸怀里的糖纸——那是雷月英第一次给他的那颗糖留下的,他一直没扔,叠得整整齐齐。
他转过身,往西走去。
风从旷野上吹过来,带着土腥气和焦枯的味道。
家,在三百里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