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点靠近你》听问题白

265、番外六·何小满 区域连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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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三十四。名片上印着"晚八点连锁·江城区域总经理"。我管着二十九家店，手底下三百多号人。我每天八点半到公司，晚上不固定，早的话七点能走。

　　我有时候开会开到一半，会忽然想起十九岁那年的自己。

　　那个我在雨里站着，浑身湿透，兜里三块五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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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九岁那年，高中没念完。我妈改嫁去了外地，嫁过去那边还有两个孩子，顾不上我。我跟着我奶奶过。我奶奶在我十七岁那年冬天走了，走的时候我在学校，等我回去，人已经凉了。

　　那之后我就一个人。我在小饭馆洗过碗，在网吧上过夜班，在市场帮人搬过菜。最长的一份干了四个月，老板跑路，欠了我两千三。

　　那年六月，下大雨。江城那种雨，下起来跟天漏了似的。我从劳务市场出来，走到桂花巷口，实在走不动了，就躲在一家店门口的屋檐底下。

　　那家店的招牌是绿底白字，四个字：晚八点。

　　我蹲在那儿，抱着膝盖，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淌。

　　店门开了。出来一个胖胖的阿姨，五十来岁，手里端着个碗。

　　她说，丫头，进来。我说，我不买东西。她说，谁让你买了。进来淋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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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去了。那是我头一回进便利店。屋里亮堂堂的，货架摆得整整齐齐，冷柜嗡嗡响。空调开得足，我打了个哆嗦。

　　阿姨给我盛了碗关东煮，萝卜、海带、一个鸡蛋。

　　她说，吃。我那顿吃得很慢。我饿了好几天了，可我不敢快，我怕吃完就得出去了。

　　吃到一半，柜台后头站起来一个人。三十上下的一个女的，扎着马尾，围裙上沾着点灰。

　　她看着我，说，你多大了。我说，十九。她说，家在哪儿。

　　我没说话。她也没再问。她从柜台底下拿了把伞，黑色的，伞骨有一根是弯的。她把伞递给我，说，拿着。

　　我说，我没钱。她说，不要钱。我说，那我还不了。

　　她说，那就别还了。你下回路过，进来坐坐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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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二天去还伞了。我那时候想得挺简单：我还了伞，我就还干净了，谁也不欠谁。

　　我进去，把伞搁柜台上。那女的正在理货，蹲在地上，一箱一箱往架子上摆酸奶。她抬头看我一眼，说，来了。

　　我说，还伞。她说，搁那儿吧。我站着没走。她说，还有事？

　　我说，没了。我又站了一会儿。我说，你们这儿招人吗。

　　她说，招。我说，我能干嘛。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说，你今天没事的话，试试。

　　我那天试了一下午。

　　我的活儿是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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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擦了三个月地。不是她故意整我。是那店确实脏——老房子，地是水磨石的，缝里都是黑垢。我一天擦三遍，从早上七点擦到晚上十点。

　　我擦到第二个月的时候，我受不了了。我跟她说，我能不能干点别的。

　　她说，你想干嘛。我说，我想站柜台。她说，你会看日期吗。我说，会。她说，那你把货架上所有酸奶的生产日期背一遍。

　　我背不出来。她说，那你接着擦。我又擦了一个月。第四个月，她让我站柜台了。我记得我第一次收钱，手抖得按不准那个键，一个顾客买了一瓶水，我按了三回才按对。那顾客是个老太太，她说，丫头别急，我不赶时间。

　　我那天下班，在更衣室哭了。不是委屈。是我长这么大，头一回有人跟我说"我不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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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犯过一次大错。我当店长第二年，进了一批货。我看着那个牌子便宜，一次进了三千块的，塞满了半个仓库。

　　结果卖不动。那种酸奶太稠，江城人不爱喝。

　　我那个月急得嘴上全是泡。我算过，三千块，我一年工资的两成。我把辞职信都写好了。

　　我拿着辞职信去总店找她。她看了我一眼，说，你进来。

　　我把信封放桌上。她没拆。她说，你那批货，卖了多少。

　　我说，三成。她说，那七成怎么处理的。我说，我做了个活动，买二送一，搭着别的一块儿卖，这周能清完。

　　她说，那你亏多少。我说，八百。她"嗯"了一声。她把信封推回来，说，你在这儿干多久了。

　　我说，四年。她说，四年了，你还不知道江城人爱喝什么？

　　我说，我知道。我是看那个牌子便宜，我贪了。

　　她说，对。她把信封又往我这边推了推。她说，八百块钱，你买个教训。这不算贵。我要是现在把这信签了，你这辈子都记不住这八百。

　　她说，你回去吧。下回进货，你自己看着办。别问我。

　　我拿着那封信走出总店，站在太阳底下，哭了。

　　那封信我留到现在。我后来当了店长，当了大区，我抽屉里一直放着那个信封。信封上什么都没写，是白的。我留着它，是因为那上头有四个字，是我自己写的：辞职申请。

　　我没交出去。我有时候会把它拿出来看看，看完放回去，接着干活。

　　我这辈子学过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那天她跟我说的——你自己看着办。

　　这话听着轻，其实是把命交给你了。有人一辈子都没听过这句话。

　　我那年二十三。我长这么大，头一回有人肯让我"自己看着办"。

　　那批酸奶清完以后，我把账算了一遍，写在一张纸上，贴在自己那间店的仓库门后头。上头写着：进了什么，卖了几天，亏了多少，为什么亏。

　　那张纸我贴了三年。后来我带店长，我第一件事就是让他们贴这个。我跟他们说，我不是要你们记住亏了多少，我是要你们记住——为什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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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一路往上走。第五家店，第十二家，第二十家。我做过店长、做过督导、做过片区。有一年我谈下一个位置，在江边，一天流水顶别处三天。我打电话给她，说，晚姐，我谈成了。

　　她说，嗯，我知道你会谈成。我说，你怎么知道。

　　她说，你蹲在门口躲雨那天，我就知道。我说，那天我什么都没干。她说，对。你什么都没干，你就是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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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三十岁那年，成了合伙人。签字那天我手又抖。我跟她说，晚姐，我这辈子没想过我能有今天。

　　她说，你别这么说。这话该我说。我说，你说什么。她说，我头一回见你，你蹲在我店门口，浑身湿透。我当时想，这丫头要是我不管，她能走到哪儿去。

　　我说，那您管了。她说，我也没管什么。我就是给了把伞。

　　我说，那把伞我记一辈子。她说，一把伞哪值当记一辈子。

　　我说，不是伞。是您没赶我走。我跟她吵过一次。就一次。

　　那是我做督导的时候，她要把一家店的位置给我，在城北。那个位置我看过，人流不行。我说那儿开不起来。她说你先做。我说做不起来就是亏。

　　我们在她办公室里吵了半个钟头。我说话不好听，我说您是不是老了，以前您不这么拍脑袋。

　　她站起来，把窗户打开，站了一会儿。她说，小满，我不是拍脑袋。那个位置上有一条巷子，巷子口有棵枇杷树。我十九岁那年有个姑娘，在树底下蹲过。

　　我说，那跟我们开店有什么关系。她说，没关系。我就是想在那儿开一家。

　　我说，那您直说。她说，我直说你不让我开。我那天没说话。那家店我开了。头三个月亏，第四个月开始平，后来它成了我们城北最好的一家。

　　那棵树我一直留着。后来改店面，设计的人说树挡光，要挪。我说不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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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手底下三百多号人。我这儿有个规矩，是我自己立的：每个新来的，不管干几天，第一天必须吃一顿热的。店里有微波炉，热什么都行，钱从我工资里扣。

　　有人跟我说过，说小满姐，你这么搞，成本吃不消。

　　我说，吃不消我吃。我每年面试几百个人。我挑人有个标准，我跟我的督导说过——我不看她会不会干活，我看她眼睛。

　　我看她进屋的时候，眼睛是往上看，还是往下看。

　　往下看的，多半是好久没被人正眼瞧过的。

　　这种人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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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我招了个女孩，十九岁，跟当年的我一模一样。

　　她叫小雨。她妈跟人跑了，她爸在牢里。她来的时候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校服，袖子短了一截。

　　她面试的时候一直低着头，我问她三句，她答一句。

　　我说，你饿不饿。她抬头看我。我让店员给她下了碗面，加了个蛋。

　　她吃的时候，眼泪掉碗里了。她一边吃一边掉，一声没出。

　　我就坐在她对面对账，我没看她。我装作没看见。

　　她吃完，把碗端去洗了。洗完回来，站在我桌子前头，说，姐，我什么时候能上班。

　　我说，明天。

　　她说，我什么都会干。我说，你先擦三个月地。

　　她愣了一下。我说，我当年擦了三个月。她站那儿没动。我低头对账，我说，你要是不想干，现在走也行，不扣你钱。

　　她说，我干。我说，擦地很枯燥。她说，我知道。我说，你知道什么。

　　她说，我知道您要是想赶我走，一碗面就够了。

　　我那支笔停在账本上，停了半天没落下去。

　　小雨现在还在我这儿。她擦了四个月地。第五个月上柜台。第七个月我让她管那家店的夜班。

　　她头一回盘点，错了六百块。她给我打电话，声音都在抖，说，姐，我赔。

　　我说，你不是已经在店里站到十一点了吗，这不叫赔叫什么。

　　她说，那我明天再来。我说，明天再来。她挂电话的时候，我听见她哭了。

　　我十九岁那年没人跟我说这句。我自己悟了很多年才悟出来——错了就改，改完接着干，天塌不下来。

　　我后来带人，就把这话说在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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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侄女现在跟她们过。就是念念。我哥不成器，孩子生下来他就没管过，孩子妈跑了。我一个人带不了，她们就接过去了。

　　那孩子现在姓苏，叫苏念晚。七岁，上二年级。

　　有一回我去接她放学，她在校门口等，一看我就是一副"你怎么来了"的表情。

　　我说，姑姑接你。她说，我妈说今天她来。我说，她临时有事。她说，哦。走了两步，她忽然说，姑姑。

　　我说，嗯。她说，你是不是也住我们家。我说，我不住。姑姑自己有家。她说，那你一个人啊。

　　我说，对。她说，那你要不要来我们家住。我们家有三间屋。

　　我那会儿站在学校门口，人来人往的，我说，好，姑姑有空来。

　　我那天开车回去，在车里停了半天没下来。

　　我妈后来找过我。那年我三十一。她给我打电话，号码是外地的，我接起来，她在那头说，小满，是妈。

　　我当时在店里盘货，拿着手机站在冷柜前头，站了很久。

　　她说她过得不好。她说她那个男人走了，她现在一个人。她说她想来看看我。

　　我说，行。她来了，坐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她老了。她头发染过，发根全是白的。她手里拎着一袋橘子，塑料袋勒得她手指发红。

　　我们坐了一个钟头。她说了些话，说对不起，说她那时候也是没办法。

　　我说，我知道。她说，你原谅妈吗。我说，这事我不谈了。她说，那我们还能来往吗。

　　我说，能。你来我这儿，管吃管住。够不够。她哭了。我给她在总部附近租了个房子，她住下了，白天来店里帮忙择菜，我给她开工资。她逢人就说我是她闺女。

　　我到现在还是没法跟她说太多话。可她把橘子带来那天，我吃了。我吃了一个。

　　橘子很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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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月我回总店。那店还在老地方，招牌换过三回，字还是那四个。

　　我进去的时候是晚上八点。灯全开着，从门口一直亮到巷子外头。

　　我站在门口，往里看。柜台后头没人。里屋有说话声，是她和苏念，还有念念在那儿写作业。

　　我没进去。我就站在灯底下站了一会儿。我十九岁那年，蹲在这门口躲雨。那年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回事了——洗不完的碗，睡不完的网吧，欠不完的钱。

　　那天这屋里亮着灯，门开了，有人喊我进去。

　　我这十六年，就干了一件事。我把那盏灯，一盏一盏，往外点了二十九盏。

　　以后还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