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不开的永夜》净飔居士

2、逃离杰斐逊 1

　　1941年12月的杰斐逊城，空气里永远飘着三种味道：密苏里河上的湿冷水汽，贫民窟巷口烂苹果混着煤烟的酸腐气，还有街角酒馆门缝里漏出来的廉价威士忌的刺鼻酒精味。

　　黄昏，布兰登·尼古拉斯靠在斑驳的砖墙上，指尖夹着半根从白人工人脚边捡来的烟蒂，指节冻得泛出青紫色。他今年二十岁，皮肤是深棕色，那是佐治亚州种植园里祖祖辈辈被烈日灼晒刻在骨血里的颜色——他的父母都是被贩卖到美洲的黑人奴隶后代，大萧条时期丢了南方的农活，一路逃到杰斐逊城最拥挤的贫民窟，一住就是二十二年，最后把日子过成了泡在苦水里的模样。

　　巷口的风卷着碎雪渣子刮过，把挂在晾衣绳上的破床单吹得猎猎作响。远处州议会大厦的白色圆顶在灰蒙蒙的雾里露出半个轮廓，像个遥远的、永远和这片街区无关的白色幻影。脚下的石板路裂着密密麻麻的缝隙，缝隙里积着发黑的冰碴，几个穿破棉袄的黑人小孩从他身边跑过，脚踩在冰水里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他们的笑声脆得像碎玻璃，撞在两旁歪歪扭扭的木板房墙上，很快就被煤炉的烟味吞了进去。

　　这就是布兰登活了二十年的地方。没有平整的路，没有不漏风的窗，没有一份能让他吃饱饭的正经工作。

　　他每天凌晨三点就爬起来去码头扛货，扛十趟一百磅的面粉从河岸的船上走到货仓大概几百英尺的距离，能挣十二美分；下午去屠宰场帮工，手上永远沾着洗不掉的猪血，混着煤渣在掌纹里刻下一道道洗不净的黑印子。即便这样，他也常常要饿肚子。

　　他的父亲托马斯·尼古拉斯原本也是码头上的装卸工，1930年大萧条时期被裁员丢了工作，彻底成了个彻头彻尾的酒鬼，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抢过布兰登和母亲挣来的所有钱，换一瓶最便宜的威士忌，然后把生活的怨气发泄到家里的锅碗瓢盆，再把拳头落在挡在他面前的人身上。

　　布兰登撩起破旧的毛衣下摆，腰侧还留着上周被父亲用酒瓶砸出来的伤，暗红色的淤青仍然清晰，稍微动一下就扯得肌肉生疼。昨天晚上，他又一次把母亲护在身后，硬生生挨了父亲一棍子，这一次是在肩膀上，然后他盯着那个醉得站不稳的男人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要走了。”

　　父亲当时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把酒瓶子往地上一摔，玻璃碴子溅得满地都是：“走？你能去哪？杰斐逊城的码头、屠宰场、垃圾站，哪块地方不是给我们黑人留的？你还能飞到白人的天堂里去？”

　　布兰登没说话。他昨天在码头扛货的时候，看见海军征兵处的卡车停在街角，穿蓝色制服的白人军官站在车边，用带着点施舍意味的语气对着围过来的黑人们喊：“珍珠港被炸了，国家需要征兵！报名去海军，管吃管住，每个月发二十美元军饷！”

　　周围的人哄的一声散开了一半——谁都知道，海军里的黑人只能当炊事兵，只能刷盘子擦甲板，连碰步枪的资格都没有。但布兰登站着没动。管吃管住，每个月二十美元。这几个字像烧红的烙铁，一下就烫穿了他二十年来所有的饥饿和疼痛。在这里，他干一个月的苦力，挣的钱还不够让母亲吃上三顿饱饭，去了海军，至少他不用再挨父亲的拳头，至少他每个月能把一半的军饷寄回来，让母亲不用再啃发霉的面包。

　　他昨天在征兵表上一笔一划写下自己的名字：布兰登·尼古拉斯。指尖因为常年扛货布满了厚茧，笔尖划过纸张的时候，留下了歪歪扭扭却异常用力的字迹。征兵处的白人军官翻了半天配额本，皱着眉划掉了前面两个看起来比布兰登瘦弱的黑人的名字，随手把表塞进了文件堆里：“三天后早上六点，去火车站集合，坐火车到伊利诺伊的大湖海军训练基地。别迟到，迟到了就取消资格，别想让火车等你！”

　　布兰登把烟蒂按在冰冷的砖墙上掐灭，又向前走了20多米，到了巷子最深处，转身推开了自家那扇漏风的木门。

　　屋子里弥漫着玉米糊的甜香，母亲艾达正蹲在煤炉边，用手里的树枝拨弄着炉子里的炭火。她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密苏里河被河水冲出来的沟壑，看见布兰登进来，她赶紧盛了一碗玉米糊，递到他手里：“刚煮好的，趁热喝。”

　　布兰登接过破旧的瓷碗，指尖碰到母亲的手，那只手布满了老茧，指关节因为常年洗衣服、干重活变了形，凉得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

　　他喝了一口，甜糯的暖意从喉咙滑到胃里，烫得他眼睛微微发酸。他从口袋里掏出昨天征兵处给他的那张印着蓝色印章的通知，轻轻放在母亲布满老茧的手掌里。

　　艾达的手指颤抖起来，那张薄薄的纸片在她手里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叶子。她抬起头，眼睛里蒙着一层雾，看了布兰登好久，才低声开口，声音轻得像窗外飘进来的雪粒：“听海伦斯太太说……海军里的黑人，只能做饭洗菜刷盘子，不能拿枪。”

　　“我知道。”布兰登点点头，把母亲的手紧紧攥在自己的掌心里：“但那里管吃管住，不会有人喝醉了就往我身上挥拳头，不会有人抢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面包钱。我每个月发了军饷，就寄一半回来，你不用再去给白人家里当杂工，不用再凌晨三点就起来去河边洗床单。”

　　艾达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伸手抚摸着布兰登脸上还没消下去的淤青，指尖轻轻的，像怕碰疼了他：“我听说海军的基地在很远的地方，火车要开一整天才能到。你长这么大，从来没离开过杰斐逊城。”

　　“我会回来的。”布兰登把母亲搂进怀里，她的肩膀瘦弱得像一片干枯的树叶，在他怀里轻轻颤抖。他的声音很稳，带着二十岁年轻人第一次下定决心的坚毅：“等我回来，我就在城的另一边租一间小房子，有不漏风的窗户，有烧得暖的煤炉，你再也不用和那个酒鬼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艾达把脸埋在他的胸口，哭出了声。她在这个贫民窟里熬了二十多年，从那个会跳鼓舞的年轻姑娘，熬成了现在满脸皱纹的妇人，她从来不敢奢望能离开这里，可现在，她的儿子给了她一个连想都不敢想的盼头。她抬起头，用围裙擦了擦眼泪，转身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掉了漆的旧木箱子，从里面拿出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针织毛衣——那是她攒了半年的钱，买了最便宜的毛线，每天在油灯下织到半夜，织了整整三个月才织完的深灰色毛衣。

　　“伊利诺伊的冬天比杰斐逊城冷，”她把毛衣塞进布兰登的背包里，指尖把毛衣的衣角捋得平平整整：“别冻着。在外面，凡事多忍一点，别和白人起争执，好好活着，平平安安的回来。”

　　布兰登捧着那件还带着母亲体温的毛衣，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说不出话。他在这个家里活了二十年，挨过无数次打，熬过无数个饥饿的夜晚，可只有在母亲这里，他才能尝到一点活着的暖意。

　　他轻轻拍了拍母亲的后背，然后走出家门，往巷口走了几米。转身推开了另一扇吱呀作响的木门。

　　斯特芬妮·赫尔正坐在窗边的小凳子上缝衣服。她的头发是深棕色的，用一根旧丝带扎成了辫子，阳光透过破窗户的缝隙落在她的侧脸上，把她长长的睫毛投下一小片淡淡的阴影。她和布兰登同岁，在街角的埃里克森太太家当女佣，两个人在去年复活节的礼拜上遇见，从此就常常在密苏里河的岸边散步，分享半块硬邦邦的面包，对着河面上的轮船说一些关于未来的傻话。

　　听见脚步声，斯特芬妮抬起头，看见是布兰登，手里的缝衣针顿了一下，针尖不小心扎在了指尖上，渗出一颗小小的血珠。她把手指放进嘴里吮了一下，眼睛亮得像落入河水里的细碎阳光：“我昨天在码头看见征兵处的卡车了，你……报名了对不对？”

　　布兰登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那是上个月他们在河边散步的时候，找一个流浪的黑人摄影师拍的，照片上的两个人站在河边的柳树下，笑得有点拘谨，却眼睛发亮。他把照片放在斯特芬妮面前的破木桌上：“三天后早上六点，我坐火车去军训基地。这张照片我能带走吗？”

　　斯特芬妮的指尖轻轻摩挲着照片上布兰登的脸，沉默了好久，才抬起头看他，她的眼睛里蒙着一层像雾一样的水汽：“我听说海军要去很远的地方打仗，去太平洋的岛上，那里有日本人的飞机，有会满天飞的炸弹。”

　　“我是去当炊事兵的，”布兰登笑了笑，伸手把她垂在脸边的一缕头发别到耳后，指尖碰到她温热的脸颊，“我不会上前线，不会碰枪，我只是在基地里刷盘子、擦甲板，等战争打完了，我就回来了。”

　　他没有告诉她，昨天征兵处的军官说，前线缺装卸工，很可能他们这些黑人会被派到太平洋的岛屿上去，在日军的轰炸下卸物资。他不想让她害怕，他只想让她等着他回来。

　　斯特芬妮从脖子上摘下一个用旧贝壳磨成的小吊坠，那是去年布兰登在河边捡给她的生日礼物，她用一根粗麻绳穿起来，戴在脖子上戴了整整一年。她把吊坠挂在布兰登的脖子上，指尖轻轻蹭过他胸口的皮肤：“这个贝壳是密苏里河的水冲出来的，它会替我看着你。你走到哪里，都能闻见杰斐逊城河水的味道，就不会迷路。”

　　她从桌子上拿起一个用旧布缝成的小包裹，塞进布兰登的背包里，里面是三块她用省下来的面粉烤的甜饼干，还有一小瓶她自己熬的薄荷膏，“海上的风大，吹得脸会裂，你每天晚上洗完脸，就抹一点。我会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为你祈祷，祈祷你平平安安的，没有子弹能伤到你。”

　　布兰登把她搂进怀里，她的头发上有肥皂和野花的香味，那是他在这个破败的贫民窟里，除了母亲之外，唯一能抓住的温柔。他把下巴抵在她的发顶，声音低沉而坚定，像密苏里河底沉了很多年的石头：“等我回来，我就攒够钱了。我会在河边盖一间小房子，有一扇能看见河的窗户，我们不用再挤在这个漏风的木板房里，不用再每天为了一块面包发愁。我会娶你，我们会有孩子，他们不用像我们一样，从小就饿着肚子，挨拳头，他们可以去街上的学校读书，可以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活着。”

　　斯特芬妮把脸贴在他的胸口，听着他有力的心跳，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浸透了他破旧的毛衣。她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危险，知道战争有多残酷，可她信他，信这个会偷偷把半个他舍不得吃的面包塞给她的男孩，信他说的每一句关于未来的话。

　　三天后的凌晨五点，天还没亮，杰斐逊城的雾浓得像化不开的墨。布兰登背着简单的背包，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他的母亲站在他身边，手一直紧紧攥着他的袖口，不肯松开；斯特芬妮站在另一边，辫子上系了一根新的白色丝带，在灰蒙蒙的雾里，像一丝极微弱的光。

　　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黑色的机车头缓缓驶进站台，蒸汽从烟囱里冒出来，和密苏里河的雾缠在一起。布兰登最后抱了抱母亲，在她耳边低声说：“等我回来。”然后他又抱了抱斯特芬妮，指尖轻轻碰了碰她发梢的白丝带，“等我。”

　　他转身踏上火车的台阶，没有回头。他不敢回头，怕一回头看见她们的脸，就再也迈不动脚步。火车缓缓开动，窗外的杰斐逊城在雾里一点点往后退，那些歪歪扭扭的木板房，那些飘着煤烟的烟囱，那些他跑了二十年的坑坑洼洼的街道，还有站在站台上两个越来越小的身影，都慢慢消失在晨雾里。

　　布兰登靠在冰冷的车窗边，指尖摸着胸口那个温热的贝壳吊坠，背包里放着母亲织的毛衣，还有斯特芬妮烤的甜饼干。窗外的密苏里河在晨雾里静静地流向远方。他不知道未来等着他的是什么，不知道海军的基地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太平洋的风会不会像杰斐逊城的冬天这么冷。但他知道，他终于离开了那个地狱一样的家，他终于有了新的希望，有了两个在杰斐逊城等着他回去的人。

　　火车鸣着汽笛，向着东方的地平线驶去，把杰斐逊城的萧条、饥饿、疼痛，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二十岁的布兰登·尼古拉斯的人生，在这个1941年末的深冬，终于撕开了一道带着光的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