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光》长庚十七

5、Chapter 5 当晚我

　　当晚我们住进了罗瓦涅米郊区的一家玻璃顶度假屋，听说是要提前一个月预约才能入住。这时候我才知道，池景逾早早就决定来到这了。

　　度假屋不大，窗外就是被雪覆盖的森林，屋顶是透明的玻璃，躺在床上就能看见天空。池景逾坐在窗边沙发看手机，看了一会儿又放下，我给他倒了杯热水，递给他暖手心。

　　“你说今晚能看到极光吗？”我问。
　　“天气预报说云层会散，”池景逾的语气听起来不太确定，“不过这种事谁也说不准。”
　　“没事，反正一开始打算是去伊纳里湖看极光，这次没看到也没关系。”

　　我们关了灯，并排躺在铺了厚毛毯的床上，透过玻璃顶看天空。一开始只有星星，稀稀疏疏地嵌在深墨色夜幕里，后来头顶的云层缓缓流动，露出一大片的澄澈星空。银河的痕迹隐约可见，仿佛有一条淡白色的雾气横贯天幕。

　　我恍惚间想到七岁那年，池景逾的父母因为工作原因，将他放在我家。家里没有多余的空房间，我拉池景逾一块儿躺在床上关灯数着天花板上贴着的夜光星星。
　　那时候池景逾也是这样躺在我的身侧。

　　我和池景逾的羁绊太深也太久，渐渐的我将这种世间鲜少会有的羁绊当成了寻常，当成了理所应当，当成了永远也不会改变的“既定事实”。

　　当年的我懦弱胆小，我们之间的窗户纸不敢去捅破，因为我似乎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将池景逾当做了家人。
　　我知晓恋爱最后双方草草收场会有多么狼狈与尴尬，所以我不愿用“爱”捆住我和池景逾，我渴望他永远作为家人陪在我的身侧，可如今我才意识到，原来“永远”这个词，从来都是人类用来麻痹自己的谎言。

　　池景逾的呼吸渐渐均匀，我以为他快睡着了，没有出声，跟着阖上双眸。过了不知多久，他突然开口：“珮舒。”
　　“嗯？”
　　“你看。”

　　我睁开眼，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那起初什么也没有，只有星星，可渐渐的，天空北侧边缘，一道极淡的绿光开始浮现，像是谁在天幕上轻轻抹了一道水彩。

　　那颜色从浅绿变翠绿，又生出淡紫色的边缘，从一道变成一片，缓慢地、无声地舞动着，如同被风吹起的绸带。

　　我屏住了呼吸，池景逾也没有动，我们就那样安静地躺在床上，看着那道极光在天顶、在我们眼前缓缓铺展开来。整个房间都浸在那种幽绿色里，连同池景逾侧脸的轮廓都染上一层清冷的光。

　　过了很久，极光渐渐淡去，天空恢复成深沉的墨色。

　　“池景逾。”
　　“嗯。”
　　“你许愿了吗？”
　　他轻轻笑了一声：“许了。”
　　“许了什么？”

　　他不回答，偏过头来看我。这个距离，我能看清他眼睫沾上的一点微光，和嘴角那抹似有若无的笑意。良久，他说：“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就不灵了。”

　　我看着他，心底那句话堪堪要脱口而出，池景逾却别过脸，不再注视我，他的声音绵长而悠远，就像方才将将散去的极光：“睡吧，明天还要去拉普兰。”
　　于是我那隐约要冲动说出口的表白，被池景逾委婉地退了回来。

　　去往拉普兰前，我和池景逾又去了一趟圣诞老人村，写一封寄往未来的明信片。我写得比池景逾快，他还在店里和前台聊天的时候我已经站在门口，朝他挥挥手：“还没写完吗？”

　　池景逾看过来，笑道：“就好。”

　　接着我就看到他和前台工作人员握了一下手，拿着写好的明信片走来。

　　明信片我写了两封，一封寄给将来的池景逾，一封寄给未来的自己。我不知道池景逾是不是也这样，他没告诉我明信片写了什么。

　　明信片投进红色邮筒，我回头想和池景逾说话，触到他的目光，我们都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

　　之后的旅途像是被按下了快进键。我们在拉普兰的雪原里做了驯鹿雪橇，池景逾裹得像一只笨重的熊，却还要腾出手来给我拍照。照片里我在雪橇上笑得东倒西歪，围巾都快笑散了，他说这张他要留着，以后要用来嘲笑我。

　　后来回到上海，我们的生活一度进入到平和阶段。这年的圣诞节当天，我和他都收到了年初在芬兰寄的明信片。

　　池景逾给我寄的明信片只写了三个字——等未来。

　　彼时我不清楚他的意思，拿到明信片的时候我立马给他拨了电话，问他怎么就给我写了三个字，我控诉他，因为我给他写了满满当当一整张明信片，如果不是要写地址、邮编、手机号，那张明信片里的字体肯定密密麻麻，毫无一点空隙。

　　池景逾说，因为未来很美好。他又说，那三个字已经很多了，是我不懂。

　　我反驳他，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看不懂这三个字的意思，我责怪他就是不重视我。那时我忘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没到能说出这句话的程度。

　　从芬兰回来的第二年开春，池景逾的病情发展得比预期要快。他开始需要手杖辅助行走，右手无法再握笔，研究院里他负责的课题被迫交了出去。

　　日子继续往前走。入秋后，池景逾的病情持续加重，双腿基本丧失独立行走的能力，右手几乎完全不能使用。他终日坐在轮椅上，靠左手完成大部分的日常动作。

　　池景逾这时候已经回到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那个院子。

　　我每隔两周会从上海搭乘高铁回去看他。每次去，都会推着他出门散步。池景逾不愿意去太远，因此我和他经常都是在楼下那棵玉兰树下看着那些老头子下象棋。

　　池景逾变得愈发沉默寡言，陪着他的时候多数都是我在旁边叽叽喳喳，他偶尔回几个字。

　　十二月，全国城市大范围降温，池景逾感冒了一场，断断续续咳了将近两周才好。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整个人瘦了一圈，脸颊颧骨更突出，眼窝也陷下去一些。

　　他见我进门，第一句话是：“你别靠太近，小心传染。”

　　我没听他的，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现在还烧吗？”

　　听静姨说，池景逾这段日子总反反复复低烧，我很担心他现在的状态。

　　“不烧了，”他说，“现在就是咳嗽。”

　　静姨端了蒸雪梨进来，放在床上支起的小桌板上，池景逾用不太利落的左手拿着勺子慢慢喝，偶尔呛一下，便停下来喘口气。我看着他低头和雪梨汤的样子，忽然想起十年前，我们都十八岁的那年秋天，他支起下巴教我数学题，阳光在他的睫毛上跳舞，那时候我觉得他会一直这样熠熠生辉。

　　记忆里的一切都清晰得过分。
　　可眼前的人和记忆中的模样渐渐有了差别，他正被病魔一点点抽走力气和光阴。

　　池景逾似乎注意到我在看他，抬头冲我笑了一下：“怎么了？我脸上沾东西了？”

　　“没有，”我摇摇头，扯出一个笑来，“就是想看看你。”

　　他愣了愣，随即垂下眼，勺子轻轻搅了搅碗里剩下的汤汁，“看什么，又没变帅。”

　　“帅的，”我小声说，像是在自言自语，“一直都很帅。”

　　他没再回答。

　　今年春节我难得的回家过年。除夕那晚我是在池景逾家过的年。梁女士和严先生也在，两家人在池家客厅吃年夜饭，热热闹闹地挤了一大桌。

　　池景逾坐着轮椅被推到餐桌旁，面前摆的是静姨特意为他做的软食。梁女士给他夹了一筷子清蒸鲈鱼，说这是你梁姨的拿手菜，多吃点。池景逾连声道谢，眼睛弯弯的，笑容温顺。

　　饭吃到一半，窗外突然响起烟花炸开的声音。池景逾偏头往外看，他的侧脸映在玻璃窗上，连同窗外升起的烟花一起，明明灭灭。

　　我坐在他斜对面，顺着他的目光望出去。除夕夜的烟花此起彼伏，一簇接着一簇，在夜空里绽放又消逝，短暂却绚烂。

　　我想起芬兰那晚的极光，也是这样的，短暂而绚烂。

　　年初三我又去了一趟池家。

　　池景逾午睡刚醒，静姨扶着他坐进轮椅，又给他盖了一条薄毯。我把带来的无糖杏仁饼打开，递了一块给他。他用左手接过去，咬了一小口，慢慢嚼。

　　“池景逾，”我坐到他对面，“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他把剩下的半块饼放在碟子里，“今年你又长了一岁。”

　　“说得好像你没长一样。”

　　池景逾笑笑。

　　新年新年，我当时想的是如果池景逾能够长命百岁就好了，尽管我知道这是异想天开的假设。

　　两年后，在我和池景逾认识第二十五年的时候，池景逾离开了。

　　年方三十一。

　　那是一个极为寒冷的深冬，院子里的玉兰树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在灰白的天空里伸展开来。池景逾走的时候很安静，就像他最后那几个月里大多数沉默的时刻一样。

　　静姨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刚开完会，电话那头的语气平静得过分，她说："珮舒，景逾走了，今天早上。"

　　我记得那天上海的云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又或下雪，但最终什么也没有落下来。我请假、订票、收拾行李，整个人被一种巨大的不真实感包裹着。

　　飞机上我靠着窗，看着厚重云层，脑子里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什么也不敢想。

　　到家的晚上，院子里的玉兰树依旧在那里，风吹过枝头发出细碎的声响。池家客厅亮着灯，静姨和池叔坐在沙发上，见我进来，静姨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却什么也没说。我看着她，本想开口说点什么，嗓子像被冷硬的石头堵住了，心头悲凉。

　　池景逾的东西收得很整齐。静姨说他自己在还能动的时候就整理了大部分，那时连衣柜里的衣服他都会按季节叠放好，贴着标签，方便他们以后找东西。

　　我走进他的房间，书桌上摊着一本翻旧的笔记本，封面是深蓝色的，边角已经磨得发白。
　　静姨说，池景逾告诉过她要把这本笔记本烧掉，但是她看了几页，觉得有必要转交给我。

　　我其实能猜到那本笔记本大概写了些什么东西。但池景逾突然的离开给我的冲击太大太大，让我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敢随意接触和他有关的东西。

　　因此那个本子里的内容，我没翻开看过。

　　直到他离开的两年后，深冬，圣诞节前夕，我突然收到一张从北欧寄来明信片。上面洋洋洒洒写了很长很长的话，尽管没有落款名，但是熟悉的字体让我一眼能认出是谁写的。

　　明信片的内容是——

　　“严珮舒，我希望你长命百岁，岁岁平安，年年顺遂。我希望你走在阳光底下，走在风里，走在雪里，走去每一个你想去到的地方。我希望你今后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待你真诚温柔。未来，祝好。Kalbimde bir sen old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