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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hapter 4   池景逾 ...

  •   池景逾博士毕业那年,领到博士毕业证的同时被诊断出肌萎缩侧索硬化,也就是世间俗称的“渐冻症”。

      一面喜讯一面噩耗,双双冲击着他和他的家人,还有我。

      我想象不到青葱岁月记忆里那个肆意飞扬的少年,如今年方二十七时躺在病床上的模样。

      我赶到医院那天,听说上海下了入夏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雨。我下了飞机连忙搭乘出租车一路到医院,我顾不得大雨,拉开车门就往住院部跑,等到楼下时衣服已经湿了大半。

      我推门进病房的时候,池景逾正倚在床头看窗外。雨珠顺着玻璃往下淌,将外面的天际彻底模糊掉。
      他听见动静转过头,先是一愣,随即忧心忡忡问我:“怎么淋成这样?”

      我没答他,只问:“确诊了?”

      “嗯,”他换右手自然去拿过左手边的水杯,“医生说腓肠肌开始萎缩,手的握力也在下降,不过医生说进展不算太快。”

      接着他笑了笑,“运气还算好,不是最凶险的那种亚型。”

      那抹牵强的笑格外刺眼。

      “运气好个屁,”我声音发哑,鼻尖酸得厉害,连忙别开视线去看窗外雨景,“池景逾,你他妈都得了这个病,还和我说运气好?”

      他没接话,把水杯放回床头柜上,然后他伸手拍了拍床沿:“坐。”

      我在床旁的椅子坐了下来,湿透的衣摆洇出一小滩水渍。池景逾从旁边的柜里翻出一条干毛巾,我接过来胡乱的擦了擦,“什么时候发现的?”

      “三月吧,右手偶尔会抖,有一次写实验记录都写歪了,”他的语气平淡,仿佛口中所述不是他本人,“后来来医院检查,做了肌电图,有转去神经内科,折腾了两个月,上周才拿到的最终结果,没想到今天就倒在实验室里了。”

      “池叔和静姨知道吗?”

      池景逾点了点头,“出结果的那天我和他们说了。”

      “那他们……”

      “我爸妈想让我回家,可是我不想,”池景逾说,“我的实验数据还没完全出来。”

      我静静看着他,我不打算劝他,“你心里有数就行,但是一定要要注意,如果不舒服必须来医院,不许硬撑。”

      池景逾点点头。

      病房又恢复平静,我彻底缓下来后,才有心思问他:“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池景逾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雨声骤然变大,砸得窗户噼里啪啦响。

      “……不知道怎么开口。”他说,声音低下去,“对不起,不是故意瞒你,只是、只是没想好怎么和你说……”

      病房里安静了许久,雨声渐渐小下去,窗外的天光从暗灰色透出一点亮来。我伸手握住他的手,他愣了愣,下意识地想抽回,但我没给他这个机会。

      “都会好起来的。”

      这六个字,似是对未来的期望,又像是当下的自我安慰。总而言之后来的那段日子,池景逾将我这句话奉为真理。

      没过几个月,我辞掉了在广州的工作,去了上海。
      因为池景逾在上海。

      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原地。曾经我以为一别两宽,我们都有各自的路要走,早些分道扬镳总是好事。可临了到最后才发现,我们为了证明自己绕了这么一大圈子,纯粹是浪费时间。

      今年的春节,我没回家过年,池景逾也没回去。

      正式休年假的前两天,我在池景逾的家里和他一块儿打火锅,上海今年不算特别冷,但我总怕他冷,转头把空调调高两度,又翻出一条厚毛毯搭在他的膝盖上。

      池景逾坐在沙发上笑我,说我又把他当玻璃人了。

      “你现在就是玻璃人。”我给他倒了杯水,今晚的火锅吃得有些口渴。

      池景逾特没心没肺地笑了。

      我从包里翻出一本相册。那是梁女士前几天寄给我的,说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我随手翻开,入目第一张就是我和池景逾六岁那年,在玉兰树下的合影。
      “你看这个。”我把相册递到他面前。

      池景逾垂眼看了几秒,忽然笑了。他指着照片里那个扎着羊角辫、咧着嘴笑得一脸傻气的小姑娘:“你看你那时候,门牙缺了一颗。”

      “你还好意思说我?”我指着旁边那个同样缺了门牙的小男孩,“你不也是?我们俩去爬树摔的,你摔掉一颗,我摔掉一颗,我妈和静姨还笑我们连换牙都同步。”

      池景逾笑得更厉害了,眼角都弯起来。他伸手想翻下一页,但右手指尖在相册边缘颤了颤。我装作没看见,替他把页翻过去。

      后面是我们小学的合照、初中春游的照片、高中校运会的照片。

      是的,没错,是“我们”。

      梁女士说的我小时候的照片,几乎隔两张就会出现池景逾的身影。

      小学时候这本相册的记录者是我妈梁女士,等升入中学,相册建设便有我的助力。因而翻到后面,骤然出现一张不属于我的照片。
      那是高三时的校运会,画面里的池景逾恰好抬起头,阳光落在他的脸上,年轻而明亮。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许久,池景逾似乎也望着那张照片出神。
      片刻后池景逾揉了揉左眼,“今天起得早,有点困了。”

      我看了眼时间,才九点。但我不打算揭穿池景逾的小谎言,正收起相册,却被池景逾制止。

      “可以给我那张缺牙齿的合照吗?”他抓着我的手腕问。

      如果是在以前,我肯定要笑骂他是不是想保留我出糗的照片,以此时刻提醒我,我是个笨蛋。
      毕竟池景逾以前总在辅导我的时候喊我“笨蛋”。

      我把相册翻开第一页,将照片取下来放进他的另一只手掌心,十分“严肃”道:“那你一定要保管好了,如果弄丢了我将唯你是问。”

      池景逾又咧起嘴笑,眼底此时却流光溢彩,“一定保管好。”

      大年初二,我和池景逾踏上了去北欧的旅途。签证是早些时候下来的,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飞机在赫尔辛基落地的时候,当地时间是下午三点。

      舷窗外灰白色天空压得很低,跑道两侧堆积着半融的积雪,在机翼划过的气流里扬起细碎的冰晶。

      我扭头去看池景逾,他正偏头看窗外,鼻尖几乎要贴到冰冷的舷窗玻璃上。

      我喊他,问他冷不冷。
      听到我的声音池景逾才堪堪回过神,紧接着摇了摇头,嘴角弯起来:“不冷。就是……觉得有点不真实。”

      从我们决定一起来芬兰看极光到正式落地赫尔辛基,只用了两个月,这算是一时兴起下的说走就走旅行。

      入境、取行李,一切比想象中的要顺利。从机场出来,赫尔辛基的冷风裹着海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下意识挡在池景逾前面,却被他从后面轻轻拉了一下手臂。

      “我没这么脆弱,笨蛋。”他说着,哈出的白气模糊了表情,“走吧,酒店订在码头附近,明天去做游轮。”

      来到赫尔辛基后,我发现池景逾的身体情况比我预想的要稳定,虽然双脚不如以前利索,但走路、上下台阶都没有问题。

      只不过这回等待的人换成了我。

      其实我真的很想吐槽,池景逾这人特搞笑,平白有个劳动力他不用,我抢走他手里的行李箱时,他还闷闷不乐好一会儿,耷拉着脸活脱脱像七岁那年我抢了他手里的棉花糖。
      明明池景逾才是笨蛋。

      次日我们坐轮渡去了芬兰堡。轮渡穿过结着薄冰的海面时,池景逾站在甲板上,围巾被海风掀起来,他抬手去按,目光却飘向远方。
      我站在他身侧一两米远,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快门声响起,他回过头,我大大方方把手机屏幕亮给他看:“怎么样?”

      “把我拍矮了。”他说。

      “切——”
      我不欲与他争辩,骂他矮?可是池景逾足足有一米九!我倒也不会自找没趣。

      池景逾似乎格外受用我被他堵得哑口无言的这副模样,他笑着,整个人裹挟进自由的海风中。

      这天阳光薄薄的,照在海上像一层浅金色的纱,池景逾就这样倚着栏杆,侧头看我。

      我们在赫尔辛基待了两天,第三天晚上七点,我们登上了开往罗瓦涅米的夜火车。包厢很小,分上下铺,池景逾睡下铺,我爬上铺时他看着我,认真叮嘱:“小心撞到头。”

      “你当我是你?”我已经爬上了上铺,探出一只脑袋回他。

      池景逾嗤地笑出声,没再说话。

      火车在暗夜里穿行,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很单调。我躺在上铺盯着车厢板,忽然想到什么,我叫他:“池景逾。”
      “嗯。”
      “你醒着呢?”
      “没醒,梦游回你话呢。”

      我笑了,翻了个身,闷声问他:“我们到了罗瓦涅米,去哪里?”

      我不知道到了罗瓦涅米的详细行程,因为我和池景逾草草成立的旅行计划里一开始是没有这座城市的。

      “圣诞老人村,”他说,“我查过了,这个时候不算是旺季,人不会很多,而且……听说那边可以领一张跨越北极圈的证书。”

      我静安了一会儿,“你还挺注重仪式感。”

      池景逾的声音里掺着笑意,“来都来了。”

      好一个国人金句——来都来了。

      火车抵达罗瓦涅米的时候天还没亮。我们走出车站,罗瓦涅米的气温比赫尔辛基低得多,呼出的气瞬间凝成白雾。

      池景逾站在台阶上仰头望了一眼天空。罗瓦涅米的云层比赫尔辛基薄,深蓝色的天幕上悬着几颗明亮的星,他看得有些出神。我等了一会儿,见池景逾还没跟上来,便走过去替他把快散开的围巾重新绕了两圈。

      “把围巾围好。”我和他说。

      圣诞老人村在罗瓦涅米以北八公里,我们到的时候太阳已经越过地平线,将整片雪原染成极淡的玫瑰金色。圣诞老人办公室门口排着稀稀落落的队伍,我拖着池景逾拍了好几张照片。

      走着走着,我和他走进一片开阔的雪地。不远处雪地中间立着几根标着经纬度的柱子,北极圈线就在那附近。

      我们沿着前者脚印踩出来的小径走过去,池景逾走的不快,他跟在我的身后半步。雪在脚下发出细碎的咯吱声,四周安静得只剩下风声和偶尔从树枝上滑落的积雪。

      走到那根标着北纬66°33′的柱子前,池景逾停下来,低头看了看,然后慢慢蹲下身,用左手在雪地上画了什么东西。我凑过去看,是两个歪歪扭扭的字——“到此”。

      “还有‘一游’呢?”我问。
      他抬起头,太阳光把他的眉眼映得深入人心:“留给你写。”

      我蹲下来,在他写的那两个字后面添上“一游”。字写得也不好,冻僵的手指在雪面上划出参差不齐的笔画。池景逾在旁边看着,评价道:“写的还不错。”

      “谢谢您嘞,池老师。”

      他笑着,慢慢撑着膝盖站起来。我们并肩站在北极圈线上,四周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别的游客。池景逾低头看了看自己两只手,右手明显比左手更僵硬,他试着展开,指尖微颤,最后还是没能完全伸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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