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山一角》岛捣

2、第 2 章 冰山一

　　冰山一角

　　第一部蝉鸣第二章

　　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五日，北京西站。

　　田一达扛着帆布包从出站口挤出来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满街的车流，写着各种招牌的接站牌，红底白字的横幅拉得老长，"欢迎新同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面面旗子在九月燥热的空气里呼啦啦地飘。他站在台阶上愣了三秒，一个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凑上来："同学，哪个学校的？"

　　"人大。"田一达说，嗓子有点干。

　　"人大的跟我走！"志愿者一把拽过他的帆布包，"校车在那边，快，最后一趟了。"

　　田一达跟着他钻进一辆白色大巴，车厢里已经坐满了人，都是和他一样青涩的面孔。有家长陪着的，大包小包堆成小山；有像他一样独自来的，揣着通知书靠着窗，抿着嘴看窗外。田一达在最后一排找了个位置坐下，把帆布包搁在腿上。包的拉链坏了，他用一根红绳系着，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裳和一床薄被，就是那本翻烂了的《高等数学导论》，还有录取通知书和五百块现金——三百块是二姨夫给的，二百块是暑假在建筑工地搬砖挣的。

　　大巴开动的时候，田一达把头贴在玻璃上。车在长安街上缓缓而行，他看见了天安门，红墙黄瓦，就那么安静地立在灰白的天空下。他想起小时候在课本上描过的那幅插图，那时他在二姨家的小阁楼里，就着一盏十五瓦的灯泡，用铅笔一笔一笔临摹。现在他真真切切地到了这里。他深吸一口气，鼻腔里有北京秋天特有的干爽，混着一点点汽车尾气的味道。他觉得好闻极了。

　　人大校园比田一达想象的小，又比想象的大。小的是一眼能望到边的几条路，大的是那些楼、那些人、那些挂在树之间的横幅上写的字——"立学为民、治学报国"。他跟着志愿者办了入学手续，领了宿舍钥匙。宿舍在知行楼四楼，八人间，铁架床三层的，床板上铺一张凉席就是全部家当。他到的时候已经住了五个人，靠窗下铺的床位上贴着张小纸条："田一达"。

　　他把帆布包往床上一扔，爬上床铺去铺被子。底下有个圆脸男生仰头看他："你就是田一达？湖南的？"

　　"嗯。"田一达回头笑了笑，"你也是新生？"

　　"我叫孙志鹏，江苏的。咱俩同班。"圆脸男生从床上跳下来，从自己柜子里摸出一包饼干，"喏，尝尝，我妈做的桂花糕。"

　　田一达接过来咬了一口，很甜，甜得有点齁。他嚼着桂花糕，看着窗外那棵银杏树，叶子还没黄，密密麻麻绿着，风一吹哗啦啦响。他想，这是我大学第一天了。

　　开学的第一个月，田一达把学校图书馆的每个角落都摸遍了。人大图书馆二楼的社科阅览室是他待得最多的地方，靠窗的座位能看到操场，下午三四点钟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打在桌子上暖洋洋的。他借了一套《资本论》，每天看五十页，边看边在笔记本上划拉。同宿舍的孙志鹏问他："你看那干嘛？大一又不用学。"

　　田一达合上书，笑着摇头："不看心里不踏实。"

　　其实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不踏实。开学快一个月了，他只在第一个周末给二姨家打过一通电话报平安，二姨夫接的，说了不到三分钟就挂了。他没给余冠英打，也没给余涛打。他知道余涛在湘潭大学，念计算机系，开学前他从二姨那儿听说的。他想过给余涛写封信，但每次拿起笔，又不知道写什么。"你好吗"太轻，"咱们学校怎么样"太假，"妈身体怎么样"他又问不出口。那层薄薄的纸横在中间，怎么也捅不破。

　　九月底，班里组织第一次秋游，去香山。那时候香山的叶子刚开始泛红，零零星星的，远没有深秋那么铺天盖地。田一达跟孙志鹏一道往上爬，爬到半山腰累得直喘，就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歇脚。孙志鹏掏出一瓶水递给他，忽然问："一达，你家里几口人？"

　　田一达喝水的动作顿了一下。"……挺多的。"

　　"我爸妈都是老师，我独生子，从小被管得严。"孙志鹏自顾自说起来，"考上人大那天我爸哭了你知道吗？一米八的大个儿，哭得跟小孩儿似的。他说'志鹏啊，祖坟冒青烟了'。"

　　田一达笑着听，手在裤子上蹭了蹭。他不知道如果余冠英知道他考上了人大，会不会也哭。也许会的，但她没有来送他，也没有打电话。她在湘潭，守着余涛，守着她那个让出去的名额换来的安稳。

　　"你呢？你爸妈是不是特别高兴？"孙志鹏问。

　　田一达看着山下密密麻麻的北京城，说："嗯，高兴。"

　　晚上回到宿舍，田一达翻来覆去睡不着。上铺的孙志鹏在打小呼噜，对面床的李明在听随身听，耳机漏出来的声音是周杰伦的《简单爱》。他摸黑坐起来，从枕头底下掏出纸笔，就着楼道透进来的光，写了一封信。

　　"哥：我在人大挺好。宿舍八个人，人挺和气的。食堂的菜偏咸，但比高中好多了。你在湘潭怎么样？计算机系学什么？咱俩虽然差了一级，但都上大学了，不容易。妈身体还行吗？"

　　他写到"妈"字的时候停了一下，笔尖在纸上洇出一个小墨点。他又写了一行："有空给我回信。地址写在信封上。弟，一达。"

　　信寄出去之后，田一达等了两个星期。两个星期里他每天中午下课绕一趟学一楼的收发室，在一堆信封里翻自己的名字。第三周的星期二，他终于在"田"字打头那一摞里看见了一个牛皮纸信封，右下角写着"湘潭大学计算机系"，寄件人：余涛。

　　田一达站在收发室门口就把信拆了。余涛的字写得一般，歪歪扭扭的，但每一笔都用力。

　　"一达：收到你的信，妈和我都很高兴。我在湘大挺好，计算机系大一的课挺紧的，高等数学我有点跟不上，不过老师说我多练练就好。妈让我转告你，天凉了多穿件衣裳，北京冬天冷，你从湖南带的被子太薄了，她给你打了一床新棉絮，过两天寄过去。"

　　田一达看到"新棉絮"三个字时鼻子一酸，赶紧仰头看了看天。北京的秋天蓝得发亮，一丝云都没有。他把信叠好塞进口袋，回了宿舍才又掏出来重新读了一遍。读到第四遍的时候，他注意到余涛信末尾的那句话："一达，谢谢你。哥记着。"

　　田一达把信压在枕头底下。那天晚上他睡得特别沉，醒来的时候窗外下起了小雨，北京秋天第一场雨，细细密密的，打在银杏叶上沙沙响。

　　棉絮寄来的时候是十月中旬。一个沉甸甸的布包，用牛皮纸裹了好几层，拆开来是一床雪白的棉花被。被面上绣着一小枝桂花，针脚密密匝匝的。包裹里还夹着一张纸条，余冠英的笔迹，只有一行："桂花是咱家门口那棵树上摘的，晒干了缝进去，好闻。"

　　田一达把脸埋进棉被里，深深吸了一口气。真的有桂花香，淡淡的，若有若无，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他把棉被铺在床上，坐在床边发了很久的呆。窗外银杏叶子开始黄了，风一吹飘下来几片，贴着玻璃慢慢地滑下去。

　　那天晚上田一达给余冠英打了一通电话。是余涛接的，喊了一声"妈，一达电话"，然后电话那头一阵窸窣，余冠英接了起来："一达？被子收到了？"

　　"收到了。"田一达说，"妈，北京挺好的。"

　　余冠英那边沉默了几秒，然后声音有点抖："好就好，好就好。你好好读书，北京冬天冷，出门把围巾围上……"

　　"嗯。"

　　"钱够不够？妈这个月发工资了，给你寄……"

　　"够。"田一达打断她，"我周末去做家教，能挣够。"

　　电话那头又是沉默。田一达听见余冠英吸了吸鼻子，然后余涛的声音远远地传过来："妈你哭啥，一达都上大学了是好事……"接着电话被余涛接了过去，"一达，棉被收到了？妈拆了那件她舍不得穿的羽绒服，掏了鸭绒给你絮进去的，你可别嫌弃花色老气。"

　　田一达攥紧了话筒，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不嫌弃。"他听见自己说，"哥，你跟妈说，我过年回去。"

　　挂了电话，田一达在宿舍楼下的公用电话亭里站了很久。十月的夜风凉了，吹得他后脖子发冷。他走出去，操场上还有人在跑步，一圈一圈地跑。他站在操场边上看了会儿，忽然也想跑，就脱了外套，穿着薄毛衣开始在跑道上疯跑。跑了五圈，八圈，十圈，喘得肺叶子疼，最后倒在草坪上，大口大口吸气。夜空很高，北京的星星没有湖南乡下多，但有一颗特别亮，悬在知行楼的楼顶上方。

　　他躺在那儿想起很多事。想起十一岁那年法院门口没回头的公交车。想起二姨家小阁楼冬天漏风的窗户，他用旧报纸糊了一层又一层。想起余冠英在灯光下给他缝书包，针扎了手指，她把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继续缝。想起余涛把湘潭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让给他看，说"时达，你看，和你的长一个样"。那张通知书他摸过，纸是滑的，印着红戳，上面写着"田时达"三个字。后来余涛就顶着那个名字去了湘潭，他变成了田一达。那些年名字改来改去，他早就麻木了。二姨夫姓田，他就姓田；姨父给起名叫时达，他就叫时达；后来为了高考改名一达，他就叫一达。名字是个符号，他从小就知道。真正重要的是那张录取通知书上的红戳，是那个可以让人离开、让人向上爬的东西。

　　田一达从草坪上坐起来，拍了拍身上的草屑。回宿舍的路上，他又绕到了图书馆门口。门已经关了，但他看见二楼那间阅览室的灯还亮着，大概是有人留到了闭馆。他隔着玻璃门往里望了一眼，什么都看不清，玻璃上映着自己的脸，瘦，下巴尖，眼睛亮。

　　他在玻璃上对着自己笑了一下，转身走了。

　　大一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田一达攒了八百块钱。他每个周末去海淀那边给一个初中生补英语和数学，三小时五十块，来回坐公交得两个小时。但他乐意去，坐在人家书房的沙发里，看着窗户外头北京的居民楼，觉得特别踏实。有一天他做完家教出来天已经黑了，下着雪，北京第一场像样的雪。他站在公交站牌底下等车，雪花大片大片地落，路灯把雪照成暖黄色。旁边一个等车的老太太看他穿得单薄，从袋子里掏出一双毛线手套："小伙子，戴上。"

　　田一达愣了一下，接过来道了谢。手套很旧了，掌心磨得发亮，但暖和。他戴着手套上了公交，把脸埋在围巾里，看着窗外北京的雪夜。路过天安门的时候他多看了两眼，城楼在雪里朦朦胧胧的，红墙显得更红了。他忽然想，余涛在湘潭见过雪吗？湖南冬天偶尔下一点，落地就化了，不像北京这样铺天盖地地白。他想等余涛毕业了，带他来北京看雪。

　　那个年他回了湘潭。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硬座，绿皮火车咣当咣当地往南走，窗外的景色从灰白变绿，雪越来越少，车厢里越来越暖和。他在火车上睡了一觉，梦见小时候和二姨去菜市场，二姨买了一把韭菜，他帮着拎。韭菜太长了拖在地上，二姨回头说"时达拿好咯"，那声音又清晰又远。醒来的时候车已经进了湖南境内，窗外的稻田干了，远远能看见低矮的丘陵。

　　余涛在火车站接他。两个人站在出站口面对面的时候，旁边有个大妈走过来说："哟，双胞胎啊？"

　　余涛笑着摆手："不是，不是。"

　　田一达也跟着笑，但他看见余涛笑的时候眼底有东西在闪。两个人一块儿往家走，余涛的步子快，田一达跟在他后头，看着他的后脑勺。余涛长高了，比暑假那会儿高了小半个头，肩膀也宽了些。走着走着，余涛忽然停下来回头，一把搂住了田一达的肩膀。

　　"弟，哥想你了。"

　　田一达被他搂得差点绊一跤，站稳了也伸手搂住余涛的背。两个人在湘潭冬天湿冷的街头抱了一下，路过的电动车按着喇叭绕过去，骑车的阿姨回头看了两眼。

　　"行了行了，"田一达拍拍余涛的背，"妈在家等呢。"

　　余涛松开他，眼睛红红的，脸上却笑得开。"走，妈包了饺子，韭菜馅的。"

　　田一达跟着他拐进那条熟悉的巷子。巷口的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的天空。他去年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这条巷子又长又窄。现在走回来，好像窄得两步就能跨到对面。余冠英果然站在门口等他，围着那条洗得发白的围裙，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看见田一达走过来，她往前迎了两步，又停下来，嘴唇哆嗦着，最后只说了一句："瘦了。"

　　田一达走过去，叫了声"妈"。余冠英的眼泪就下来了，她伸手去摸田一达的脸，手指粗糙，有饺子面的味道。

　　"进屋进屋，"余冠英拽着他的胳膊往里走，"外头冷。妈包了好多饺子，你哥早上五点就起来剁馅……"

　　田一达进了屋，那股熟悉的旧家具的味道扑面而来。茶几上摆着一大盘刚出锅的饺子，热腾腾地冒着白气。窗帘换了新的，蓝底白花，他去年走的时候窗帘还是旧的灰布帘子。桌上多了一台小电视，十四寸的，雪花屏。余冠英说："你哥奖学金买的，说让你回来能看看春晚。"

　　田一达坐在沙发上，余冠英把碗筷塞到他手里。他夹起一个饺子咬了一口，韭菜鸡蛋的，咸淡刚好，跟小时候一个味儿。他嚼着嚼着，眼窝就热了，赶紧低下头去蘸醋。

　　余涛在他旁边坐下，拿筷子敲了敲他的碗沿："慢点吃，又没人抢。"

　　田一达"嗯"了一声，又夹了一个。

　　窗外响起了零星的鞭炮声，腊月二十九的傍晚，有人家已经开始放炮了。田一达听着那噼里啪啦的响声，看着桌对面余冠英弯腰给他倒醋的背影，再看着旁边余涛碗里堆得冒尖的饺子，忽然觉得，之前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好像在这一刻被什么暖烘烘的东西盖住了。

　　他明白，那个"让"字，终究是妈心里头一辈子的疙瘩。也是他心里头的。但那疙瘩底下，还连着肉。扯不断。

　　电视里放着新闻联播，播音员在说"全国人民喜迎新世纪第一个春节"。田一达没看电视，他盯着窗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旁边是余涛的影子，两张几乎一模一样的脸，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

　　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余冠英在厨房炸年糕，油烟和甜香飘了一屋子。余涛跑到阳台上放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炸得整条巷子的狗都叫起来。田一达站在阳台上看，火星溅在余涛的棉袄上，他跳着脚去拍，像个小孩。

　　田一达忽然跟他说："哥，以后咱俩都在北京，就好了。"

　　余涛把鞭炮扔在地上，回头看他。烟火的光明明灭灭地映着那张跟自己一模一样的脸，余涛笑了笑，说："嗯，北京。"

　　风把鞭炮的硝烟吹散了，带着一股辛辣的硫磺味。远处有人在放烟花，"砰"地一声炸开，五颜六色的碎光洒了半边天。

　　田一达仰头看着那些光，觉得那光底下，是二零零五年了。

　　（第二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