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野即明》未名苔

3、江平安·面馆 弟弟满月那

　　弟弟满月那天，家里来了许多人。那些阿姨婶婶又来了，围着摇篮夸孩子生得好，像爸爸，像妈妈。江照野缩在厨房角落里洗碗，手指泡在冷水里胀得发白。客厅的笑声一阵阵涌过来，隔着门帘变得模糊，像隔了一层厚玻璃。
　　那年她八岁。

　　那年的冬天冷得出奇，四合院里的泡桐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戳着灰蒙蒙的天。江照野的房间从楼上朝南的大屋搬到了后院杂物间旁边的小隔间，原来那间要改作婴儿房。搬家那天江照野自己抱着被子下楼梯，棉被压得我肩膀一歪，在拐角处绊了一下，膝盖磕在木阶上，闷闷地疼。

　　那一年江照野学会了看眼色。爸爸下班回来如果脸色不好，她就要格外小心，走路轻手轻脚，连呼吸都压得低低的。可他总能在鸡蛋里挑出骨头，说她地没拖干净，说弟弟的奶瓶消毒不够，说她站在那儿碍眼。巴掌落下来的时候没有预兆，有时候是手心，有时候是后脑勺，有一次他手里攥着弟弟的塑料小碗直接砸过来，碗沿擦过我眉骨，留下一条细细的血痕。女人看见那道血痕，只是别过脸去，说下次躲着点。

　　江照野没有地方可以躲。从前那些阿姨婶婶偶尔还会摸我的头，后来她们来了也只是看弟弟，夸他长得结实。她端茶水过去时，她们的目光从她身上滑过去，像水从玻璃上滑过去，什么也留不下。

　　开春以后，那棵泡桐被砍了，木头给江平安做了一个木马玩具，一张带靠背的小板凳。江照野依稀记得，她说我喜欢泡桐，当时爸爸说，那就让这棵泡桐，陪小野长大。

　　江平安1岁多那年学会了走路，满院子跌跌撞撞地跑。江照野成了他的跟班，从早到晚跟在后头，怕他磕着碰着。可他偏偏喜欢往危险的地方跑，有一次爬上石阶去够泡桐树上最低的那根枝丫，江照野冲过去抱住他腰，两个人一起摔在地上。他哭得撕心裂肺，女人从屋里冲出来，二话不说扇了江照野一巴掌。
　　"你怎么看孩子的？"

　　那一巴掌把江照野耳朵扇得嗡嗡响。她抱着膝盖缩在泡桐树底下，弟弟已经被抱走了，院子里只剩下她一个人。泡桐的叶子正在往外冒，嫩绿嫩绿的，一片接一片地展开，和江照野刚到江家那年看到的一样。江照野盯着那些新叶子看了很久，眼里有什么东西热热的，但始终没有掉下来。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哭过。
　　日子一天天过，弟弟上幼儿园了，每天早晨女人牵着他的手出门，傍晚再去接回来。而她待在家里洗衣做饭扫地擦窗，把所有家务都做完之后，才能坐在杂物间的床上看一会儿课本。我的成绩一直很好，小学升初中时考了全区前五，女人把成绩单接过去看了看，搁在茶几上没说什么。
　　弟弟六岁开始上小学，他背的书包是专门去商场买的，文具盒三层，橡皮都做成小汽车的形状。江照野十四岁了，跳了一级初中毕业证攥在手里，薄薄一张纸，连塑封都没有。
　　江照野辍学了，在家里照顾弟弟两年。
　　十六岁时，“妈妈”那天把江照野叫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慢条斯理地说，家里不能白养一个闲人，你都这么大了，该出去挣钱了。
　　其实江家属于京北的富裕人家，但是可能就是见不得她闲。
　　她联系了一家面馆，说老板是她朋友的朋友，包吃住，一个月一千二。
　　"在外面好好干，别给我丢人。"
　　离开江家那天是个秋天，泡桐树墩长得新的叶子黄了一半，另一半还绿着，风一吹就沙沙地响。我拎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两套换洗衣服和那本高中毕业证。站在四合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棵泡桐的树冠在午后的阳光里金灿灿的，叶子一片叠着一片，像在对她挥手。江照野想起很多年前自己站在窗户前面，光着脚踩在地毯上，以为这一辈子都会待在这里。
　　门关上了。
　　面馆开在一条窄巷子里，招牌褪了色，"张记面馆"四个字里头"张"字的弓字旁已经模糊得看不清楚。店面不大，摆了六张方桌，灶台就在门口，油烟常年熏着墙，白墙变成了黄墙，黄墙又变成了黑墙。
　　老板娘姓钱，四十来岁，烫着一头小卷发，指甲涂着快掉光的红指甲油。她上下打量了她一遍，说"来了啊"，然后扔给她一条围裙——油渍斑斑的，上面还有葱花。
　　"前厅归你，客人点单你记，面好了你端，吃完了你收桌子洗碗。早上六点到晚上九点，中间没活儿的时候可以坐着歇一会儿。"
　　每天早上五点半江照野就要起来，面馆六点开门卖早点。煤炉子要提前生好，大锅里的水要烧开，抹布要拧到不滴水，否则桌面会留下水渍，客人抬手一摸全是印子，钱姐看见了就要骂。擦桌子是她每天做得最多的事，早上一开门先擦一遍，客人走了一桌擦一桌，中午高峰期过去再从头到尾擦一遍。
　　抹布在冷水里泡着，冬天的时候手指冻得通红，关节像塞了碎冰碴子，攥紧抹布的时候要咬着牙才能把劲儿使上。钱姐站在柜台后面嗑瓜子，隔着半个店堂指挥我："角落，角落擦干净！那张桌腿底下还有渣子，你眼睛长哪儿了？"
　　江照野学东西快，半个月之后扫地拖地擦桌收碗擦灶台倒垃圾换洗桌布备好纸巾筷子全套杂活都能一个人扛下来。但钱姐对她的态度没变过，总是嫌这嫌那，说她拖地拖不干客人踩一脚一个泥印子，说她擦桌不擦桌腿客人裤腿蹭上油，说她收碗摞得太高摔了盘子赔不起。她骂人声音大，隔着半条巷子都能听见，客人有时候看不过去，小声说"小姑娘挺勤快的"，钱姐就翻个白眼："勤快？我付她工钱就是让她勤快的。"
　　面馆的饭食简单，中午客人少的时候钱姐会下两碗素面，一碗给她自己，一碗给我。素面就是白水煮面，搁一勺酱油两滴香油，连葱花都少得可怜。她端着面碗坐在后厨门口的小板凳上吃，吃完还得把灶台上的油渍擦干净、把碗筷收进洗碗池。有时候客人剩下的荤浇头汤汁钱姐会倒进她碗里，说"算便宜你了"。那点汤汁混进面里，油汪汪的，我每次都把汤喝得一滴不剩，喝完了把碗洗干净放回碗柜，抹布搓两把搭在水池边上，再去前厅把最后几张桌子擦一遍。后厨没有窗户，冬天冷得像冰窖，手指沾了凉水就裂口子，缠着白胶布继续干活。夏天灶台跟前四五十度，汗从额头上淌下来迷了眼睛，用袖子一擦，油烟气呛得人直咳嗽。最难受的是晚上收工之后，两条腿像灌了铅，后脚跟疼得不敢沾地，躺在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
　　江照野住的是一间楼梯间改造的小隔断，刚好放一张行军床和一个塑料收纳箱。没有窗户，白天也要开灯，一盏十五瓦的节能灯泡，光线昏黄。墙皮脱落了一块，露出里面的红砖，她拿报纸糊上了。床头搁着那张通知书，有时候夜里睡不着，她就摸黑坐起来，把毕业证从塑料收纳箱里掏出来摸一摸封面。烫金的字已经掉了颜色，摸在手里糙糙的。
　　面馆斜对面有一家小书店，门面窄窄的，老板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下午两点到四点是面馆最清闲的时段，偶尔她会溜出去十分钟，站在书店门口翻几页书。老人从不赶我走，有一次还递给她一张小板凳，说站久了腿酸江照野坐在书店门口的台阶上看书，看完了放回去，等下一次再来接着看。
　　那段日子她几乎不说话。钱姐骂她的时候她不回嘴，客人跟她搭话她也只是低声应一句"哎""好""慢用"。有时候站在灶台前面捞面，热气扑在脸上，白茫茫的一片，四周的嘈杂都变得很遥远。江照野的声音好像从某一年的冬天开始就被冻住了，再也化不开。从前在江家，她还可以在心里小声地跟自己说话，后来连跟自己说话也省了。沉默成了一件厚外套，穿久了就脱不下来了。
　　日子久了，巷子里的人都认识江照野。买菜的大婶路过面馆会递给我一根黄瓜或一个西红柿，隔壁修鞋的大爷有时候端一碗绿豆汤过来。她不太会应对这些好意，每次只是把东西接过来，小声说"谢谢"，然后快走两步回到后厨里去。
　　钱姐后来也懒得骂她了，大概是骂了两年也腻了。她每个月十五号把工资塞给她，一千二，一张一张数清楚，压在她手心里。钱还带着油烟气，沾了面粉的手印模糊地留在纸面上。我攒了两年，每个月花掉五十块钱买卫生纸和洗衣粉，其余的全部存起来。那个塑料收纳箱的底层压着一沓钱，从十块到一百都有，用橡皮筋捆着，厚厚的一摞。这一千二我一个月只能留一百。
　　钱姐有一次瞄见她在数钱，嗤笑了一声："攒这么多干什么？够你嫁人了？"
　　2008年举国欢庆，秋天江照野十六岁了。面馆门口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落了满地，钱姐让她拿扫帚扫干净。她蹲在地上把落叶拢成一堆，裤腿卷起来一截，露出脚踝。
　　那天傍晚收了工，江照野在后厨的小水池边洗手。水龙头坏了，总是漏冷水，冬天能把手指头冻僵。她拧开水，凉水冲在手上，冲掉面粉和油污，冲掉指甲缝里嵌着的葱花碎。不经意间抬头，水池上方那块小小的、裂了一条缝的镜子里映出一张脸。
　　那张脸她自己看了十几年，熟悉得没什么好看的。可那天傍晚的光线从后厨半开的门缝斜斜地打进来，把那半边脸照亮了。头发长了，散在肩膀上，发尾有些干枯。眉目长开了，从前在江家照镜子时那个圆圆脸的小孩变成了另一副样子，轮廓分明了些，颧骨有一点高，下颌线收得紧。嘴唇是淡的，常年缺油水，没什么血色。
　　我歪了歪头，镜子里的人也歪了歪头。光线移了一点，落到右眼下方。

　　那里有三颗痣，排成一个小小的三角形，最上面那颗紧贴着眼角，下面两颗稍稍靠下，像三粒极淡的芝麻。以前不明显，这两年好像深了些。钱姐有一次盯着我看了半天，忽然说"你眼角那三颗痣长得倒挺好看的"，她当时正端着面碗往外走，只当她在说闲话，没放在心上。
　　现在江照野盯着那三颗痣看了很久。水还在哗哗地流，凉水漫过手指缝。镜子里的人安安静静的，没什么表情，也看不出在想什么。她伸手摸了摸右眼角，指腹下面是温热的皮肤和微微凸起的三个小点。
　　外面的巷子里有人推着自行车叮叮当当地过去，钱姐在前厅喊她，说晚上的豆角要择了。她关了水龙头，甩了甩手上的水，把围裙重新系好，掀开帘子走了出去。
　　江照野路过门廊那面小镜子时，里面的女孩五官舒朗，眼睛是浅褐色，像泡桐树下一点透过叶隙的光。面馆的油烟熏了她两年，肤色暗了一些，手腕上有一道烫伤的旧疤。可她的嘴唇抿着，下巴微微扬起，腰背在宽大的围裙底下挺得笔直。
　　那三颗痣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像某种沉默的标记，只有她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