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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她曾经在这里 两人把周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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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陶秋宜收到一封展览邀请。
苇江市图书馆准备做一场“网络时代的逝者记忆”公益展,策划人看过周杏照片被盗用的事件,希望借用那张黄色外套的纪念照,以及后来卷闸门被写上名字的现场照片。
邮件写得很克制。展览不判断家属是否应该谅解,也不会出现罗成海的住址和工作信息。主办方愿意让家属审看全部文字,随时撤回授权。
陶秋宜仍没有立刻答应。
策划人叫梁芸,第二天亲自来照相馆。她带了一份纸质方案,先说明如果陶秋宜不愿意,谈话到此为止也可以。
“我们不是想再讲事故。”梁芸说,“想讲一张私人照片进入公共空间以后,可能怎样脱离拍摄者和被拍者。”
“为什么一定要用周杏?”
“因为这个事件在苇江发生,公众有记忆。”
“也因为她的照片已经有人看过,省得你们解释。”
梁芸没有回避:“是。传播上会更容易理解。”
“那还是在用她。”
“展览使用任何人的照片,都是使用。区别是有没有同意,怎么使用,能不能撤回。”
陶秋宜认可她的诚实,却没有因此同意。
“我需要和她父亲商量。”
“当然。”
“不是因为我们复合了才要共同决定。这张照片是我拍的,也是当年我们一起选来公开的。”
“明白。”
梁芸留下方案,没有要求现场签字。
晚上,陶秋宜把材料带到周叙平家。两个人一页一页看完。展览设计里,周杏的照片只占一块小屏,旁边会展示照片被裁切、加字、转发的过程。观众可以点击查看不同发布者如何改写同一张脸。
“技术上做得挺清楚。”周叙平说。
“你想同意?”
“不知道。”
“第一反应。”
“不想。”
“我也是。”
“那就拒绝。”
陶秋宜合上方案,却没有马上写回信。
“可是他们做的事有意义。”她说。
“有意义不等于必须由她来承担。”
“如果用别人的照片,也是别人承担。”
“可以用演员,或者完全虚构。”
“真实事件的力量不一样。”
“你是在替他们说服自己?”
陶秋宜没有否认。
过去一年,她一直反对公众使用周杏。可当使用的目的不再是骚扰,而是教育,她又不确定拒绝是不是把边界守得太死。她从事摄影,知道照片天然希望被看见;又因为一张照片被看见太多,开始怀疑所有展示。
“你为什么不想?”她问。
“我不想再看陌生人站在她面前讨论自己学到了什么。”
“这只是你的感受。”
“所以我说不想,不是说不能。”
“如果我同意呢?”
周叙平看了她一会儿:“这张照片需要我们两个人都同意。不是一人一票,多数通过。只要一个人不愿意,就不展。”
“你是在否决。”
“是。”
“跟五年前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谅解是各自的意见。这张照片却不能各自一半。”
“因为展出去的是同一张。”
陶秋宜点头。她没有觉得周叙平又在控制她。共同拥有有时不是要求相同判断,而是承认某些行动必须同时承担后果。
“那就拒绝。”她说。
回复发出去后,梁芸很快回信,表示理解,并问能否只引用公开事件的文字,不出现姓名、照片和可辨认细节。
周叙平说:“这个可以。”
陶秋宜却说:“等一下。”
她想提供另一组照片。
不是周杏的脸,而是那张纪念照背后的过程:空的灰色背景布、黄色外套袖口的墨迹、原始底片边缘,以及后来被裁掉的那只捏着薯片的手。所有画面都不完整,拼在一起也看不出孩子是谁。
“为什么?”周叙平问。
“因为问题不只是谁的照片被偷。还包括我们为什么总愿意相信裁过的那一张,忘记照片外面有普通生活。”
“那只手能认出来吗?”
“只有我们能。”
“你确定想给?”
“还没。先做一版给你看。”
接下来三天,陶秋宜整理旧底片。
同一卷里,周杏先是站得笔直,后来开始动。她舔嘴角的薯片粉,转头看窗外,蹲下系鞋带,又因为陶秋宜说她撒谎而扁嘴。公开的纪念照只从中选了最像“幸福孩子”的一张。
陶秋宜以前也认为,那张最好。
如今她把全部底片排在屏幕上,发现最喜欢的是一张失焦照片。周杏跑出画面,只剩黄色衣角,背景中央空着。它不能当头像,不能印在寻求正义的口号旁,也很难让陌生人感动。
但陶秋宜记得那一刻。周杏跑去拿掉在地上的一片薯片,捡起来后还想吃,被她制止。孩子不服气,说地面刚拖过,很干净。
“这一张不展。”她对小袁说。
“为什么?”
“我想留。”
“其他几张呢?”
“也先不展。”
她最后没有提供任何底片。
给梁芸的答复里,她允许展览用匿名文字讲述事件,也同意引用自己当时公开的边界声明,但不提供新的图像。她写:有些照片不公开,不是因为它们没有公共价值,而是一个人不能只在对公众有用时,才有被记住的资格。
展览接受了。
梁芸问她愿不愿意在开幕时参加讨论。陶秋宜拒绝。她不想再坐在台上回答“你现在原谅了吗”或“复合是否说明你们达成一致”。对方没有劝。
展览开放那天,陶秋宜和周叙平作为普通观众去了。
关于周杏的部分没有姓名,只有一段简短叙述:一张儿童照片曾被多个账号加上不同文字,用来替死者表达原谅或仇恨,家属要求删除,并公开声明任何人都无权替她发言。
旁边放着三张虚构示意图,照片里没有真实孩子。
一名观众看完说:“不用真的照片,感觉没那么震撼。”
同伴回答:“可能这就是重点。为什么非要看见那个孩子的脸才相信?”
两个人边说边走了。
陶秋宜没有去解释,也没有告诉他们,故事里的母亲正站在旁边。
回到照相馆,她和周叙平继续整理底片。不是为展览,是为他们自己。
过去的照片分散在硬盘、胶卷和旧相册里,有些只有一份,有些被重复保存十几次。陶秋宜建了一个新文件夹,按年份排列。周叙平负责写最简单的说明,不写感想,只写地点和能确认的事情。
“二〇一八年六月,公园。”他念。
“哪座公园?”
“河滨。”
“那天她是不是发烧刚好?”
“不是。发烧是七月。”
“你确定?”
“照片里她穿长袖。”
“六月也能穿长袖。”
两个人查了很久,最后只写“河滨公园,日期可能为六月”。不确定的事不必为了完整变成确定。
整理到黄色外套那一卷时,周叙平看见那张失焦照片。
“为什么留这张?”
“她捡薯片。”
“掉地上那片?”
“你知道?”
“她回家告诉我,说妈妈浪费粮食。”
“她没说自己要吃?”
“说了。她认为拖过的地可以吃。”
“你怎么答?”
“我说下次掉桌上可以。”
“所以后来她总把薯片放桌沿。”
两种记忆在一张失焦的照片里接上了。
周叙平问:“文件名写什么?”
陶秋宜看着画面中央空下来的地方:“写‘她曾经在这里’。”
“太像展览标题。”
“那你写。”
“二〇二〇年三月,照相馆,捡薯片。”
“一点都不好听。”
“能记得是什么。”
陶秋宜笑了:“就这个。”
文件保存进私人硬盘,另备份一份交给周叙平。密码不是周杏生日,也不是事故日期,只是两个人随机选的一串数字。
他们没有把这份相册发给父母、朋友或公众。它也许永远只有两个人看。
照片里的周杏不再负责让陌生人记住什么。
她曾经在这里,已经是一件不需要传播来证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