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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周叙平的拒绝 公益机构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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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一家公益机构邀请周叙平参加“宽恕与新生”分享会。
邀请函写得很周到:不要求改变立场,也不要求与罗成海同台,只希望他从拒绝谅解者的角度,谈谈如何阻止伤痛变成仇恨。活动海报拟用两扇不同方向打开的门,主题是“每一种和解都值得被看见”。
周叙平回复:
不参加。我没有和解,也不需要被看见。
对方第二天打来电话。
“周老师,我们不是劝您原谅。恰恰相反,希望公众知道不原谅也可以健康生活。”
“我的生活不需要做样本。”
“可您此前已经接受过采访。”
“那次为阻止现实骚扰。”
“现在也有意义。很多受害者被强迫宽恕,您说出来能帮助他们。”
周叙平想起那位希望他替不原谅者发声的读者。
“我已经说过。”
“现场分享更有感染力。”
“我不想感染谁。”
对方仍不放弃,提出可以给学校捐一批图书,或者把讲课费捐给交通安全项目。
“不用。”周叙平说,“请不要再联系。”
电话挂断后,他把邀请函删掉。
一周后,他发现活动海报上仍然出现自己的名字。不是嘉宾,而是议题介绍:
从“周杏父亲的拒绝”到社会宽恕,我们如何理解受害者的选择?
海报没有使用照片,也没有写他会到场。主办方认为,公开事件可以被讨论。
周叙平要求删除姓名。
对方答复,活动关注的是公共议题,没有歪曲其公开立场,并愿意在现场声明他未参与。
他第一次委托律师发函。
学校知道后,年级主任劝他:“不去也就算了,为什么连别人讨论都拦?现在舆论已经淡了。”
“他们可以讨论拒绝原谅,不必用我和周杏。”
“你之前又接受采访、写问答,公众自然会关注。”
“公开一次,不是以后都能用。”
“可这类活动整体是善意。”
“善意不替代同意。”
年级主任叹气:“你这样会让人觉得难合作。”
“那就不合作。”
主办方最后删掉他的名字,却保留议题,改成“一位拒绝谅解的父亲”。每个知道苇江事件的人仍能猜到是谁。
周叙平没有继续追。
他能要求删除身份,不能要求社会从此不讨论相似问题。
活动当天,几名反对罗成海就业的人在场外举牌。他们写着“拒绝宽恕不是仇恨”,并在网络直播中反复引用周叙平的问答。
其中一人说:“连孩子父亲都不原谅,凭什么社会先原谅?”
视频传到七中家长群。学生许澄拿给周叙平看,问:“老师,他们是不是跟你一样?”
“不一样。”
“他们也不原谅。”
“他们没有被要求原谅。”
“社会不能有态度吗?”
“可以。态度由每个人自己承担,不能借我的拒绝。”
“可你说过不原谅不等于停止生活。”
“说过。”
“那他们也可以说,不原谅不等于让他工作。”
周叙平看着学生。
许澄不是抬杠。他真的在把这件事当成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题。
“一个人可以决定不雇用他。”周叙平说,“但不能因为我不原谅,就组织所有人不雇用;也不能说是在替周杏做。”
“如果很多人各自都不雇呢?”
“那会成为他的现实后果。但每个人仍要承认,是自己的选择,不是我授权。”
“结果不是一样?”
“对他可能一样。对做决定的人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不把责任推给死者,是最低限度。”
许澄想了一会儿:“还是很复杂。”
“嗯。”
“老师你以前是不是最喜欢标准答案?”
周叙平笑了一下:“以前也不喜欢。”
“那你为什么改作文那么严?”
“表达不能因为没有标准立场,就没有准确。”
“又上课。”
许澄抱着作业跑了。
当晚,周叙平公开发出一段新声明:
我拒绝参加“宽恕与新生”活动,也拒绝任何活动以我或周杏的姓名作为议题素材。我的拒绝谅解仅代表我,不是反对罗成海就业、租住或继续生活的号召。请停止引用我的立场组织针对个人的抵制。
这段话他改了六遍。
第一版写“我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抵制”,陶秋宜看后问:“如果有人自己决定不去方明顺仓库,也算抵制,你要反对吗?”
“我反对组织驱逐。”
“那就写具体。”
第二版写“罗成海依法拥有就业权利”,周叙平又觉得像在替他声明。第三版只要求删姓名,无法阻止别人继续把拒绝当授权。
“你为什么让我看?”陶秋宜问。
“怕我又把一句话写成所有人的规则。”
“我可以挑问题,不替你落款。”
“好。”
她把“社会应当接纳”划掉,写在旁边:这不是你能替社会决定的。周叙平看了一会儿,也删掉。
最终版本里没有宽恕,没有接纳,也没有要求所有雇主做同一个选择。它只划清一件事:谁都不能用周叙平的名字,把自己的行动说成受害者父亲授权。
发出前,他问:“这算共同声明吗?”
“不算。字是你的,我只是改作文。”
“你不是老师。”
“所以不收费。”
发出后,支持者比反对者更愤怒。
有人留言:“你连女儿都背叛了。”
周叙平看了很久,没有删除。
陶秋宜打电话来:“要我一起举报吗?”
“不用。没有威胁。”
“你还好吗?”
“不好。”
这个回答令她停住。
“我以为你会说没事。”
“你问的不是有没有事。”
“那我能做什么?”
“不知道。”
“要不要吃饭?”
周叙平看了一眼时间,晚上八点四十。
“现在?”
“现在。”
他们在七中附近的小店见面。陶秋宜没有安慰他选择正确,也没有说网友不重要。她只点了两个菜,把手机调成静音。
吃到一半,周叙平说:“那个人说我背叛杏杏。”
“嗯。”
“以前我也这样看过你。”
陶秋宜夹菜的手停住。
“我没用这两个字。”他说,“但我觉得你把她仅剩的拒绝交出去了。”
“现在呢?”
“现在仍然觉得我不会那样选。可不是背叛。”
“为什么?”
“因为死者不会因活人选择不同就被背叛。这个标准根本没有人能完成。”
陶秋宜低头吃了一口饭:“我等这句话五年。”
“我知道。”
“现在才说,不能把五年退回来。”
“我知道。”
“但还是谢谢。”
这顿饭,他们吃完了。
离开小店时已经十点。陶秋宜问他要不要走一段再回去。
“你明天不早起?”
“七点开店。”
“那回去。”
“我是在问你想不想。”
周叙平说:“想。”
他们绕操场外墙走了一圈。没有继续谈网友,也没有把这顿夜宵命名成约会。分别前,陶秋宜说:“以后不好就说不好,别总说没事。”
“说了你会来吃饭?”
“不一定。”
“那有什么用?”
“至少我不用猜。”
这条要求后来成为他们重新相处的第一条规则,只是当时两个人都还不知道。
周叙平拒绝分享会,也拒绝成为另一群人的旗帜。他的“不”没有因此变少,反而第一次从所有人的用途里,回到他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