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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她不是来帮他的 仓库门卫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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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恢复用人一个月后,门卫室墙上出现一张周杏照片。
不是恶意涂鸦,也不是驱逐海报。照片被装进白色相框,下面贴着一张打印纸:
提醒每一位驾驶员,疲劳与超速可能夺走一个家庭。
落款是“安全生产月”。
方明顺不知道是谁挂的。负责安全的老李说,是供应商送来的宣传材料,看主题合适就留下。画面用的仍是黄色外套、缺一颗门牙的那张。
罗成海每天上下班经过,第三天才开口:“把照片撤掉。”
老李愣了:“这是安全教育,又没写你。”
“没有授权。”
“网上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也没有授权。”
“你来要求合适吗?”
“不合适。所以你找方老板。”
方明顺看完也觉得为难。宣传语没有煽动骚扰,主题确实与物流安全有关,照片来自公开报道。撤掉会被说怕提醒罗成海,不撤又明显踩过家属边界。
他给陶秋宜打电话。
“我发照片给你,你先别生气。”
陶秋宜看完,只问:“材料谁做的?”
“供应商。整套发了几个仓库。”
“还有哪里挂?”
“不知道。”
“把联系方式给我。”
“你要来吗?”
“我先联系制作方。”
供应商承认图片从新闻网站下载,认为公益宣传属于合理使用。陶秋宜没有和电话客服争法律,只清楚说明:照片中的未成年人已经去世,家属不同意将其肖像用于企业安全材料,请提供投放清单并立即撤回。
对方要求书面证明身份。
她提交过太多次同样的材料。出生证明、关系说明、原始照片、当年授权范围。每一次都像必须重新证明,她有资格说女儿的脸不能被拿走。
两天后,供应商只答应撤下电子版,不保证已经寄出的相框全部回收。
陶秋宜决定去仓库。
小袁问:“你去帮罗成海?”
“我去拿照片。”
“可最先要求撤的是他。”
“所以呢?”
“网上会说你们又站一起。”
“那是网上的事。”
她开车到旧河区。门卫室的相框还在,照片被一张白纸暂时盖住。罗成海正从货架区出来,看见她便停在远处。
方明顺迎上来:“本来想直接摘,又怕供应商说我们损坏物料。”
“我拿走。”
“要签收吗?”
“拍照记录。”
他们拍下撤除前后的墙面,注明照片由家属取回。老李站在旁边,脸色不太好。
“陶老板,我没有恶意。”他说。
“我知道。”
“每天司机从这里进出,提醒一下真的有用。”
“你可以写疲劳驾驶后果,不需要她的脸。”
“没有具体的人,大家看过就忘。”
“所以要让她每天在这里死一次?”
老李说不出话。
陶秋宜取下相框。背板很廉价,照片打印颜色偏红,周杏脸上的黄色被调得过亮。她没有当场撕,只放进纸袋。
罗成海走过来:“其他仓库还有。”
“制作方在查。”
“我可以联系同行。”
“不用。”
“我知道几个地方。”
“把名字写给供应商,不要替我去收。”
“为什么?”
“他们看见你,会先讨论你有没有资格要求,而不是照片有没有授权。”
“你去就不会?”
“会。但我是她母亲,这件事我愿意处理。”
罗成海看着她手里的纸袋:“我不是让你来帮我。”
“我也不是。”
“可那张照片挂在我每天经过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要求撤。要求之后怎么处理,是我的部分。”
两个人又一次在一件事的两端划线。
方明顺在旁边听得头疼:“一张照片还要分这么清?”
“要。”他们同时说。
罗成海先转身回去工作。
陶秋宜没有问照片令他什么感觉。愧疚、恐惧、麻木或者被监视,都不影响撤下的理由。周杏的脸不该成为惩罚他的工具,也不该因为能惩罚他就被说成有效教育。
下午,供应商发来十一个投放地址。陶秋宜逐一联系。六家已挂,三家还在仓库,两家找不到。愿意直接销毁的四家,把照片剪碎后发来视频;另两家要求她上门取。
周叙平知道后说:“我和你分两路。”
“不用。”
“十一家你要跑多久?”
“这是我同意过的旧照片外流,我处理。”
“照片也有我的女儿。”
陶秋宜停了一下。
她一直要求别人不要让母亲身份吞掉个人边界,却也在处理照片时,默认自己是唯一最有资格的人。
“那你去城北两家。”她说。
“好。”
他们约定只取回,不接受企业道歉仪式,不合影,不允许把撤除写成公益案例。两天里收回七张相同照片,连同仓库那张共八张。
城北第一家是一所驾校。
负责人已经把相框取下,却希望周叙平在“安全承诺墙”前签个名。他认出这位是周杏父亲,拿出手机说只拍手,不拍脸。
“不签。”周叙平说。
“我们撤得很配合。您写一句提醒学员,总有意义。”
“撤除未经同意的照片,不需要交换。”
“这怎么叫交换?都是为了少出事故。”
“那用你们自己的培训内容。”
负责人不高兴,把相框递给他:“现在做好事也难。”
周叙平接过,没有评价对方是不是好事,只要求在撤除记录上写清未获得照片授权。
第二家是修车厂。照片挂在休息室,边缘已经沾了机油。老板说不知道谁送的,也不肯签任何字。
“你拿走就是,我还能拦?”
“拍一张取回现场。”
“随便。”
一名年轻工人认出照片,问:“这个小孩就是罗成海撞的?”
周叙平说:“她叫周杏。”
“听说你不原谅?”
“是。”
“那为什么要撤?挂着让司机都看,不好吗?”
周叙平看着那张被油污溅到的脸:“因为我的不原谅,不包括让她一直替我站岗。”
他把照片装进不透明袋子。回程公交上,他给陶秋宜发消息,说两家都取回。她回了一个地址,提醒还有一张尺寸不同,别漏。
他们在城市两端做同一件事,理由却不必完全一样。陶秋宜更在意照片属于谁,周叙平更无法忍受女儿被固定在事故后果里。两种理由最后落到相同动作上,但谁也没有把它包装成共同声明。
纸张摊在照相馆地面上,一模一样的周杏看向他们。
“销毁吗?”周叙平问。
“销毁。”
“留一张做证据?”
“电子版和投放清单够。”
他们用碎纸机一张张处理。机器口很窄,每次只能放一张。第一张进去时,照片从下往上被切开,陶秋宜偏过头。
周叙平按停机器:“我来。”
“一起。”
她扶住纸边,他按开关。八张脸最后变成一筐细纸条,黄色、黑色和皮肤色混在一起,再也拼不回海报。
碎纸要装袋时,小袁问是否按普通废纸回收。陶秋宜说不行,彩色打印纸不能进店里的白纸箱。周叙平查了垃圾分类,最终和其他废相纸一起封好。
这种琐碎甚至有些可笑。刚才还是八张让人无法直视的脸,几分钟后,他们讨论的却是纸屑放哪一类。陶秋宜没有觉得这减轻了周杏的意义。照片本来就是纸,真正不能被碎掉的部分不在垃圾袋里。
这不是销毁周杏。
他们都有原片,有未选的全家福,有别人拿不到的废片。碎掉的只是八次未经允许的使用。
供应商后来换上空荡荡的斑马线照片,宣传语也改成“不疲劳驾驶,不超速”。没有具体受害者,可能确实更容易被人忘。
陶秋宜接受了这种遗忘。
她不是来帮罗成海摆脱每天看见周杏。
她只是来把女儿带回不需要承担教育任务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