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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罗成海不接受采访 罗成海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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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成海找到第二份工作,在一家夜间分拣站。
工作地点不在苇江市区,凌晨十一点开工,早上七点结束。没有宿舍,他租住在附近一栋旧楼的合租床位,每天步行二十分钟。
同班的人起初不知道他是谁。
直到女性杂志先后刊出陶秋宜和周叙平的文章,有记者再次寻找罗成海。记者通过五年前的案件代理人找到他的新号码,电话里说,希望给他“完整说话的机会”。
“不接受。”罗成海说。
“家属双方都已经公开表达,你也有权回应。”
“我不回应。”
“很多人把你写成十恶不赦,也有人把你当成重新开始的样本。你不想纠正吗?”
“不想。”
“我们可以不露脸,不公开住址和工作单位。”
“也不接受。”
记者又提出支付劳务费。
“不是买你的道歉,”对方解释,“是占用时间的正常费用。录制两小时,三千元。”
罗成海一个月工资不到这个数字的两倍。
“不去。”
“如果你担心表达,我们可以提前写稿,你只要照着说。”
“谁写?”
“我们根据事实写,你确认。”
“那是你们说。”
“会以你的第一人称。”
“所以更不是我说。”
对方停了一下,换了一种语气:“沉默也会被别人解释。你总要选一个版本。”
“我不选,不代表你可以替我选。”
他挂断以后,盯着工资到账短信看了很久。三千元能付一个多月床位费,也能还掉父母替他垫的一部分赔偿。他不是因为钱不重要才拒绝,而是太重要了。他怕自己一旦收下,就会开始按镜头需要选择哪一种后悔。
“你至少可以向周杏父母说明,这五年你如何反省。”
罗成海把电话挂断。
半小时后,记者发来一份提纲。第一题是,出狱后为什么没有回苇江;第二题,如何看待父母相反的谅解意见;第三题,如果有机会,最想对周杏说什么。
他看完,将号码拉黑。
同一晚,分拣站主管把他叫到办公室。记者没有找到地址,网上却有人认出站点制服,在几个物流站之间猜测。
“这是你?”主管把新闻照片转过来。
“是。”
“入职时为什么没说?”
“表格没问。”
“你有犯罪记录。”
“需要的证明我交了。”
主管翻了翻文件。岗位不接触驾驶,也不涉及特别审查。罗成海的材料没有造假。
“网上有人来闹怎么办?”
“报警。”
“说得容易。影响其他工人呢?”
“你可以辞退我,按合同结工资。”
“你是在威胁?”
“不是。我告诉你可以怎么做。”
主管看了他很久:“先回去干活。不要跟同事谈这件事。”
“我没谈。”
第二天,记者把“罗成海拒绝回应”写进后续文章。原句只有四个字,标题却是:
面对逝者父母,他选择沉默。
评论立刻把沉默解释成无悔、冷血,或者羞愧得不敢说。也有人赞他不卖惨,不消费受害者。
两种评价都令罗成海厌烦。
下班后,他在便利店吃早餐。电视里恰好播放本地早间新闻,画面闪过周杏照片。他背对屏幕,仍从主播声音里听见自己的名字。
店员认出他,拿遥控器换台。
“不好意思。”店员说。
“不用。”
“我不是怕你。”
罗成海抬头:“你不用解释。”
店员的脸有点红,把刚热好的包子递给他,没有收豆浆钱。
“这个送你。”
“按原价。”
“一杯豆浆而已。”
“按原价。”
他付完离开。
回到合租房,床位旁多了一张纸条:
看见新闻了。别连累大家。
没有署名。
当晚,房东把六个人叫到客厅,说网上已经有人问这栋楼是不是罗成海住处。
“我不管你以前的事,合同也没到期。”房东说,“但谁把地址发出去,大家都住不安稳。”
同屋有人立刻说不是自己,另一个人问能不能让罗成海先搬。
房东没有答应:“今天能因为网上认出一个人赶他,明天也能因为别的赶你。真有人上门就报警。”
他说得像在维护合同,不像宣告原谅。罗成海反而更能接受。
回房后,他主动把自己的班次和紧急号码发给房东,也承诺不会接受任何媒体到住所采访。那是他能为共同居住承担的现实风险,不是向室友请求相信自己已经变好。
同屋六个人,谁都可能写。罗成海把纸条折起来,没有挨个问。他给房东发消息,确认合同仍有效;又把分拣站主管的电话设成紧急联系人。
晚上上班前,方明顺给他打电话。
“记者找到我,问你愿不愿意录一段。”
“不愿意。”
“我说了。对方问你是不是怕说错影响家属。”
“你怎么答?”
“我说你不欠他们一篇稿。”
罗成海沉默了一下:“也别替我答。”
“行。你这人真难伺候。”
“以后记者不要告诉我。”
“工作怎么样?”
“在做。”
“住处呢?”
“有。”
“哪儿?”
“不说。”
方明顺骂了一句,挂了电话。
第三天,严湛也联系他。这次只发一条文字:
我是此前采访周杏父母的记者。如需纠正涉及你的事实,可以仅提供书面事实,不必受访;如无需要,不再打扰。
罗成海没有回复。
严湛真的没有再联系。
一周后,主管通知他通过试用。他签完合同,问了一句:“新闻的事不影响?”
主管说:“影响。有人来问,我要花时间解释,夜班还缺人。但你这周没有迟到,分拣也没错。”
“如果以后有人来堵门?”
“你报警,我也报警。真影响到经营再说。”
“好。”
这个“好”不是感谢给机会,只是两个人暂时同意一份工作合同继续。
罗成海走出办公室,手机又收到陌生邮件。标题写:“你的沉默正在伤害受害者家属”。正文劝他公开道歉,让网友看见悔意,或许能替陶秋宜与周叙平结束争论。
他读完,第一次回复:
他们的争论不是由我的采访结束。我道歉过,也承担过责任。是否公开表演,不由你决定。
对方很快问,是否授权引用这段话。
罗成海回:
不授权。
邮件仍然可能被截图。他知道。
但他不再因为害怕被解释,就彻底放弃说一句自己的话。
当晚分拣到一半,传送带卡住。所有人一起把包裹搬下,机器重新启动时,主管在名单上勾掉一次故障记录。没人问罗成海后悔了几年,也没人给他镜头。
凌晨三点,他和另一个工人蹲在站外吃盒饭。对方问:“听说你以前出过事?”
“嗯。”
“交通那个?”
“嗯。”
工人扒了一口饭:“怪不得你不碰叉车。”
“我不开车。”
“那以后都不开?”
“不知道。”
对方没有追问,把一包榨菜分给他一半。
这比任何采访都更接近罗成海想要的重新开始。
不是公众终于相信他已经变好。
只是一个夜班里,有人知道一部分过去,仍然把当天的榨菜分成两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