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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你不用跟我一样 两份意见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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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意见提交后,罗成海的律师分别联系他们。
电话先打给陶秋宜。对方感谢她愿意表达谅解,问是否可以在后续材料中引用完整内容。她说可以依法使用,但不得写成“被害人家庭已经谅解”。
“我们会准确表述为母亲个人意见。”对方说。
“也不要联系周叙平,让他改变。”
“我们依法有沟通权利。”
“你可以告知,不要用我的意见劝他。”
对方答应了。
半小时后,周叙平接到电话。律师果然没有说陶秋宜已经谅解,只询问是否愿意进一步沟通赔偿和认错情况。
“赔偿按程序处理。”他说,“意见不变。”
“罗成海本人希望再次道歉。”
“不见。”
“可以书面。”
“不收。”
“周先生,他很年轻,也非常后悔。”
“年轻是事实,后悔是他的事。”
他挂断电话。
晚上回家,陶秋宜正在厨房洗菜。水龙头开得很大,菜叶在水盆里一圈一圈转。
周叙平说:“律师联系我了。”
“说什么?”
“想让我再见他。”
“你不见。”
“嗯。”
“他有没有拿我的意见劝你?”
“没有。”
陶秋宜关掉水:“我让他不要。”
“你联系过?”
“他先找我。”
“你还跟他说什么?”
“只说准确引用,不代表你。”
“你不用替我提前设边界。”
“我是在设我的。”
“可你告诉他不要联系我改变意见。”
“我知道你不想。”
“知道也不等于替我说。”
陶秋宜擦干手:“好。下次不说。”
她答应得太快,周叙平又觉得自己像在挑错。
“我不是怪你。”
“我知道。”
“你又说知道。”
“那你想让我说什么?”
周叙平说不出来。
饭做到一半,陶秋宜接到罗成海母亲的电话。对方不知道从哪里拿到号码,一开口就哭,说谢谢她愿意给孩子机会。
“我没有给他机会。”陶秋宜说。
“你写了谅解,就是救他。”
“不是。”
“我们一家会记你的恩。以后有什么需要,你尽管……”
“没有以后。”
电话那头的哭声停了一瞬。
“阿姨,我写的是对事故处理的个人意见,不和你们来往,也不需要你们记恩。请不要再联系。”
“是不是周先生不愿意?我可以跟他解释,成海真的不是坏孩子……”
陶秋宜直接挂断,把号码拉黑。
周叙平站在厨房门口,听见了全部。
“她联系你几次?”
“第一次。”
“号码谁给的?”
“不知道。”
“报警。”
“她只是打电话。”
“你刚才还说没有以后。”
“没有以后不等于报警。”
“你总是这样。”
“哪样?”
“先把伤害说得很清楚,然后又替对方找一个不追究的理由。”
陶秋宜看着他:“我把号码拉黑了。还要做到什么,才算没有替她?”
“我没要求你做什么。”
“可你每句话都像要求。”
锅里的油开始冒烟。周叙平走过去关火,厨房突然安静,只剩抽油烟机还在转。
他背对着她:“我只是怕他们利用你。”
“我不是不知道。”
“你以前也说知道。”
“你什么意思?”
“你明知道罗成海困了还继续开,明知道他认错不等于后果减少,还是写了。”
这句话跨过了他们一直没有跨的线。
陶秋宜慢慢说:“所以在你看来,我是明知故犯?”
“我没这么说。”
“你刚说了。”
“我说的是你知道所有事实。”
“对,我知道。然后做了和你不同的选择。”
“我没有说你不能。”
“你不用说。你每天看着我,就是在问为什么知道还可以。”
周叙平转过身:“那你看着我的时候呢?不是也在问,为什么知道他没逃、认错、赔偿,还是不能?”
两个人都停住。
这是事实。
他们口头上不断说,你不用跟我一样;真正生活在一起时,却仍然把对方的选择当成一道针对自己的判断。
陶秋宜先坐下:“我们这样不行。”
“我知道。”
“不要再说你知道。”
“好。”
“也不要一听见有人联系我,就替我决定该报警。”
“你也不要替我告诉别人别来劝。”
“可以。”
“意见的事,各管各的。”
“好。”
他们像在给婚姻写一份临时规则。每一条都合理,每一条也都说明,原本不用划分的地方已经需要划线。
晚饭最后重做了一遍。青菜炒得太软,肉没有完全解冻,谁都没说不好吃。
两天后,周叙平父母来家里。
他们带了炖好的汤,没有提前提意见的事。吃到一半,周母还是忍不住说:“你们两个对外别说得不一样。人家会觉得一家人自己先散了。”
陶秋宜放下筷子。
周叙平先开口:“我们本来就不一样。”
“关起门来怎么想都行。交出去的东西,别人只看结果。”
“所以更要分清是谁的意见。”陶秋宜说。
周母看向她:“秋宜,我不是怪你。你想给自己留条路,我懂。可叙平以后每次想起来,都要知道是你写了那张纸。”
“妈。”周叙平打断,“不用劝她撤。”
“我没说撤。已经交了还能怎么撤?”
“那就不要再说。”
周父也劝妻子:“这是他们自己的事。”
周母红了眼:“我是怕你们因为一个外人,把这个家弄没了。”
陶秋宜看着桌上的四副碗筷。罗成海不是一个突然闯进来拆散他们的外人。他只是让他们面对了本来就不同的活法。即使从来没人来劝,他们也不知道要怎样把两种选择放在同一间屋里。
“不是因为他。”她说。
“那还能因为什么?”
“因为我做了自己的决定,叙平也做了自己的决定。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一起承担。”
周叙平没有反驳。
那顿饭不欢而散。周母走前仍把汤放进冰箱,叮嘱他们第二天热透。周叙平送父母下楼,在楼道里又明确说了一次,不要私下联系陶秋宜,也不要要求她改口。
回家后,他把这些话如实告诉她。
“谢谢。”陶秋宜说。
“不用。”
“可你心里还是希望她能劝动我。”
周叙平站在冰箱前,很久才说:“有一瞬间。”
“我也有一瞬间,希望他们一起劝你接受。”
他们没有因为诚实变得更亲近,却确认了一件事:婚姻的裂缝不是父母制造的。家人能把手伸进来,是因为两个人已经站在裂缝两边。
睡前,周叙平把罗成海母亲的号码记下来,自己也拉黑。陶秋宜看见了,没有问对方是否联系过他。
第二天早上,她把两人的手机从同一只充电座上取下来,各放到床头一边。
周叙平把牙刷杯也往右挪了几厘米。
这些动作不是分居,也不是惩罚。
他们只是认真执行“各管各的”。
一周后,裁判结果下来。工作人员分别通知两人,没有说明哪一份意见具体影响了什么,只说已综合考虑全部事实。
书面结果送到家时,周叙平先拆了快递。他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把罗成海连续工作、进入路口速度、停车报警、认错赔偿和两份家属意见都用铅笔画了线。
陶秋宜回来后,看到纸页边缘密密的记号:“你想找哪一句?”
“看有没有写你的谅解决定了多少。”
“工作人员说不会单独说明。”
“我知道。”
“那还找?”
“想确认。”
陶秋宜把文件接过来。文书没有把结果拆成一道算式,没有说报警减去多久、赔偿减去多久、母亲谅解又减去多久。它只把所有事实写在相邻段落,再给出最后决定。
“如果没写我的意见,你会觉得结果更能接受吗?”她问。
“不知道。”
“如果判得更重,我会更能接受吗?”
“你已经写了谅解。”
“谅解不等于希望越轻越好。”
“那你希望多少?”
陶秋宜说不出一个数字。
他们都曾在网上查过同类案件,盯着判决年限比较,仿佛总能找到一个既不轻慢周杏、又不把罗成海余生全部拿走的准确刻度。真正的结果下来,任何数字都同时显得太少和太多。
周叙平把铅笔放下:“我不接受,不是因为我能说出另一个正确数字。”
“我谅解,也不是因为这个数字刚好。”
“那我们争了什么?”
“我们争的不是几年。”陶秋宜说,“是以后要不要继续把自己放在这张纸里。”
“我不觉得拒绝就是把自己放进去。”
“我觉得。”
“所以还是不同。”
“嗯。”
周叙平把文件放回袋中,没有让她撤回刚才的话。陶秋宜也没有要求他承认自己的拒绝是一种停留。
那晚,他们把书面结果放进书柜最上层。共同账户里的赔偿仍一分未动,两个说明册也各自在各自床头。
陶秋宜听完,说:“知道了。”
周叙平也说:“知道了。”
挂断后,他们坐在同一张沙发两端。
“你觉得轻吗?”陶秋宜问。
“觉得。”
“我觉得可以。”
“嗯。”
“你可以说不接受。”
“已经说了。”
“你不用照顾我。”
“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说?”
“说了会改变结果吗?”
“不会。”
“那就不用。”
陶秋宜靠回沙发。
他们给了彼此选择的自由,却仍然希望对方使用自由时,不要让自己听见代价。
“你不用跟我一样”是真的。
“可你为什么不能跟我一样”也是真的。
婚姻从这两句话中间,开始慢慢变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