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两份意见 提交意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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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意见的前一晚，陶秋宜和周叙平睡在同一张床上。
事故以后，他们很少真正睡着。卧室灯关着，客厅留一盏小灯，像周杏随时会起夜。两个人各躺一边，中间空出的地方比女儿小时候挤进来睡时更宽。
陶秋宜先开口：“我明天会写。”
周叙平没有问写什么。
“嗯。”
“你呢？”
“不写谅解。”
“我知道。”
“你什么时候决定的？”
“见完他。”
“因为他认错？”
“不是。”
“因为他没逃？”
“也不是。”
黑暗里，陶秋宜能听见窗外的空调外机一阵阵启动。周杏以前怕这个声音，总说楼外有人在锯木头。
“我原来以为，见到他以后会更恨。”她说，“可我听他说就剩一单，突然觉得很累。”
“累就可以谅解？”
“谅解不是说他做得可以。”
“我知道定义。”
“你又在上课。”
“我没有。”
“你每次说‘我知道’，就是不想听后面。”
周叙平翻身坐起来，打开床头灯。
灯太亮，陶秋宜抬手遮了一下。
“那你说。”他说。
“我不想以后每一天都等着知道他判多久、过得多坏。不是为了他，是我受不了。”
“所以你写的是放过自己。”
“有一部分。”
“那为什么要写给办案的人？你可以自己不关注。”
“因为我如果什么都不写，就像还在等一个更重的结果替我证明杏杏值得。”
“她当然值得。”
“她值不值得，和他判几年没有关系。”
“对我有。”
“我知道。”
周叙平看着她：“你刚才也说‘我知道’。”
陶秋宜放下遮眼的手：“那你说。”
他沉默很久。
“我不能替杏杏接受。”他说。
“我也不替她。我写个人意见。”
“办案的人会把你写成被害人母亲。外面也会说孩子母亲谅解了。”
“那是他们简化，不是我没写清。”
“可结果一样。”
“什么结果？”
“她会被认为已经有人替她说没关系。”
“我不会写没关系。”
“对他来说，就是可以从轻的一个理由。”
“不是唯一理由。”
“只要是一个，就有区别。”
陶秋宜坐起来，与他面对面：“那你想让我不写？”
周叙平没有立刻回答。
这是他们整晚最接近一道真正的岔路。如果他说想，她也许仍会写，却会把这件事记成反抗；如果他说不想，她又会怀疑，他是不是把理解藏在了退让里。
“我想让你跟我一样。”他说。
陶秋宜的眼眶突然发热。
不是因为被逼迫，而是因为他终于说了真话。
“我也想让你跟我一样。”她说。
周叙平闭了闭眼。
“可你不会。”
“你也不会。”
“嗯。”
“那怎么办？”
“各写各的。”
他们关掉灯，重新躺下。谁也没有睡。
第二天，两人提前二十分钟到办事地点。工作人员解释，家属可以分别表达意见，不要求一致；司法机关会结合事实和其他因素处理，不由任何一份意见单独决定。
陶秋宜听完问：“我们可以互相看吗？”
“你们自己决定。”
他们选择看。
等候区里还有另外几户人。有人为一场打架争赔偿，有人拿着病历反复核对名字。墙上贴着一张很大的流程图，把所有选择画成清楚的箭头。陶秋宜看了很久，仍找不到哪一条写着做完以后会怎样生活。
工作人员给他们两支同样的黑笔。周叙平先试了一下，发现一支断墨，换给自己，把能用的留给陶秋宜。
她看见这个动作，鼻子忽然酸了。
他们仍会这样。走路时让她靠里，喝水时替她拧紧杯盖，遇到坏掉的笔先留给自己。意见不同没有让照顾立刻消失，照顾也没有把意见变成相同。
“你可以先写。”周叙平说。
“一起。”
两个人坐在相邻的桌子前，各自拿一张纸。陶秋宜第一行写错日期，划掉重来；周叙平在“不可挽回”后面停了很久，像在判断还有没有更准确的词。
中途，一位工作人员过来问要不要分开房间，以免互相影响。
“不用。”陶秋宜说。
周叙平也说：“我们知道对方怎么选。”
对方看了他们一眼，没有再问。
陶秋宜先写。她没有写请求轻判，只写罗成海主动报警、配合调查、认错和赔偿的事实已被确认；她愿意表达个人谅解，请依法综合考虑。最后一句又加上：本意见不代表周杏本人，也不代表其父亲。
她写得很慢，改了两个词。
周叙平坐在旁边，看完后说：“‘愿意’前面加‘我’。”
“已经写个人。”
“再加一次。”
陶秋宜加上。
轮到周叙平。他写，女儿死亡的后果不可挽回，主动报警、认错、赔偿是应尽责任，不能替代事故造成的结果；他拒绝谅解，不同意以被告年轻或家属谅解为由请求从宽。
陶秋宜看完，指着“家属谅解”四个字：“家属不止我。”
“我写的是存在的谅解意见。”
“别人会以为你在反对我。”
“我确实不同意你的意见被用来从宽。”
“那就写‘另一份个人意见’。”
周叙平看了她一眼，改了。
他们都帮对方把相反的话写得更准确。
工作人员收走两张纸时，陶秋宜突然想要拿回来。那不是后悔自己的选择，而是害怕纸一旦离开桌面，就再也不只属于写下它的人。
她按住桌沿，没有伸手。
两张纸被分别装进文件袋。封口前，工作人员让他们最后确认签名。
陶秋宜在周叙平那张纸上看见自己的存在，只以“另一份个人意见”出现。周叙平在她那张纸上看见自己的拒绝被明确排除。他们都没有被对方抹掉，却也第一次在同一件家庭灾难里成为两个单独的人。
“交了以后还能补充吗？”陶秋宜问。
“有新事实可以。单纯改变想法，也可以书面说明，但会如实记录前后意见。”
“你要改吗？”周叙平问。
“不改。你呢？”
“不改。”
工作人员封好袋子。胶水压过纸边，发出很轻的摩擦声。
窗口旁边放着一摞给家属的说明册。封面写着赔偿、心理援助和后续查询方式，颜色明亮，像只要按顺序读完，所有人就能知道下一步。
工作人员递来两本。
陶秋宜只接了一本：“内容一样吗？”
“一样。”
她正要放进包里，周叙平却也拿了一本。
“家里一份就够。”她说。
“各自查各自的。”
这句话听起来像赌气，其实比赌气更早。他们已经在预备，今后任何通知都不要由一个人替另一个人转述。
走到一楼，负责赔偿登记的人叫住他们，问款项是否仍汇入原来账户。那笔钱会包含已经垫付的医疗费、丧葬费和依法确定的赔偿。陶秋宜知道每一项都有名字，却仍觉得把它们加成一个数很难看。
“共同账户。”周叙平说。
“以后怎么用？”工作人员问。
两个人都没答。
事故后有人建议把钱捐掉，说花在自己身上会难受；也有人说一定要留着，那是罗家应付的代价。陶秋宜与周叙平从来没有谈完。
“先不动。”她说。
“可以。”周叙平答。
工作人员只记录账户，不负责他们以后如何看待这笔钱。她把表格推来，请两个人分别签名。签完后，陶秋宜发现周叙平那本说明册被雨伞边缘蹭湿一角。
“拿我的吧。”她说。
“还能看。”
“你不是最讨厌纸皱？”
“现在不重要。”
他说完，把湿掉的一角抚平，仍旧收进自己的包。
他们走出大楼，没有把两本相同的说明册合进同一个袋子。相同的程序从今天起会抵达两个不同的人，而他们都得自己读完。
走出大楼，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周叙平把车钥匙递给她：“你开。”
“为什么？”
“我昨晚没睡。”
“我也没睡。”
“那打车。”
他们把车留在停车场，坐出租车回家。司机听见目的地，问是不是附近那场交通事故的家属。两个人都没有回答。
到家后，餐桌上还放着周杏的听写纸。“谅解”两个错字被冰箱风吹得轻轻掀起。
陶秋宜拿胶带把纸角粘好。
周叙平问：“你后悔吗？”
“不后悔。”
“这么快？”
“你呢？”
“不后悔。”
“你也很快。”
两个人都没有再问。
那天晚上，他们仍睡在同一张床上。周叙平半夜醒来，看见陶秋宜背对着他，肩膀很轻地发抖。
他伸手，停在离她后背几厘米的地方。
最后没有碰下去。
他怕安慰会被理解成同意，也怕自己一旦抱住她，就会在下一秒问她能不能撤回。
陶秋宜其实知道他的手在那里。
她没有转身。
她怕转过去以后，会要求他替自己说那份意见没有错；也怕看见他眼里确实觉得她错了。
两份意见已经提交，谁也没有阻止谁。
可从那一夜起，他们开始把每一次靠近，都误认为可能是要求对方改变。
作者有话说
第24章 两份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