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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谁付清洗费 清洗费最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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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费最后被装进了三个信封。
罗成海把一百八十元寄给方明顺,备注写“清洗剂及人工”。方明顺留下快递单,没有拆,转手送到照相馆。陶秋宜从中取出六十八元,按店里那瓶清洗剂的进货价计算,把剩下一百一十二元重新封好,送回仓库。
方明顺拒绝再当第三次邮差。
“你们当面说清。”他把信封拍在柜台上,“一个不收,一个非给,一个算完又退。我仓库是中转货的,不中转良心。”
陶秋宜问:“罗成海在哪里?”
“不知道。”
“你有号码。”
“我也有权不告诉你。”
“那怎么当面?”
“他明天来拿身份证复印件。我把你话带到,来不来是他的事。”
第二天下午,罗成海真的来了。
他没有进照相馆,只站在门外。阳光从玻璃反到脸上,让人看不清表情。小袁认出他,手里的相框差点掉下去。
陶秋宜把信封带到门外:“清洗剂六十八,我收了。其他不是我的。”
“人工呢?”
“没有人受雇去擦。”
“你关店过来,算误工。”
“那天我已经下班。”
“油漆弄到你衣服。”
“洗掉了。”
“洗衣费。”
“你是不是还要算我开车过去的油钱?”
罗成海认真问:“多少?”
陶秋宜被气笑:“这是反问。”
“我不知道你哪些话是不要。”
“我说不要就是不要。”
“别人也这么说,后来又说我不懂感恩。”
这句话让她停住。
服刑前后,罗成海显然收过许多带条件的帮助。有人替他交钱,日后便有权要求他痛哭;有人介绍工作,便可以把他拍成故事;有人说不用还,下一次争执又把恩情全部拿出。
“那我说清楚。”陶秋宜说,“六十八元是你要求承担的实际材料费,我收了。其他我自愿做,不形成你以后要还的东西,也不代表我们建立来往。”
“可以写下来吗?”
“你真要收据?”
“要。”
她回店里开了一张最普通的收据,项目写“清洗剂”。没有写周杏,也没有写谅解。罗成海把收据折好,放进口袋。
“你要拍照吗?”陶秋宜问。
罗成海的手已经碰到手机,又停住:“为什么?”
“留存。你不是怕以后说不清?”
他把收据重新展开,在玻璃门边拍了一张。照片里能看见金额、日期和照相馆的章,右下角还有陶秋宜写错后划掉的一小笔。
“章会露出店名。”她说。
“我不发。”
“那留着做什么?”
“证明我付过。”
“给谁证明?”
罗成海没有马上回答。
五年前赔偿到账后,他也保存过转账记录。每换一部手机都要重新备份,怕有一天有人说他们家没有赔,或者说钱被退回。他甚至把服刑期间每一次从劳动收入中扣出的款项抄在本子上。数字不能让周杏回来,却能防止别人再给他加上一件没有做的事。
“给以后。”他说。
“以后是谁?”
“不知道。”
陶秋宜看着那张六十八元收据。她理解保存证据,也知道一份永远准备给人检查的账本,会让生活始终像在等待下一场审问。
“你可以留。”她说,“但不要哪天有人问我是不是继续照顾你,就把收据发出来替我澄清。”
“为什么?”
“因为一张收据只能证明我收过清洗剂的钱。不能证明我帮没帮你,也不能证明我们是什么关系。”
“我们没有关系。”
“这句话也不要拿收据证明。”
罗成海看了她一会儿,把照片移进手机里一个普通票据文件夹。里面有房费、车票、劳保鞋和几张超市小票,没有单独给这张收据起名。
“如果手机坏了呢?”陶秋宜问。
“纸还在。”
“纸丢了呢?”
“丢了就丢了。”
这不是他平时会给出的答案。
“你不是要给以后证明?”
“能留就留。不能为了可能有人问,永远带在身上。”
他说完,将收据折回原样,没有放进最贴身的钱包夹层,只塞进装工作证的外袋。
陶秋宜没有告诉他,这已经很像一种改变。任何评价一出口,都可能逼他继续演给她看。
陶秋宜看着他:“你到底要付什么?”
罗成海说:“能付的。”
“为什么?”
“不欠你们。”
“你欠的那一件,不在信封里。”
他脸色白了一下。
陶秋宜知道这句话太狠,却没有撤回。罗成海不断把新的小账算清,仿佛零钱、漆钱和一晚房费都能证明,他没有在借过去占便宜。可他们之间真正存在的账,谁也付不了。
“我知道。”他说。
“知道就别拿这些替它。”
“我没有替。”
“那你为什么非要给?”
“因为不给,别人会说你又替我做了什么。”
陶秋宜怔住。
“餐馆那个人已经说你挡我的工作。”罗成海继续说,“仓库的人也说,是你们替我刷门,方老板才愿意让我试工。只要我不付,他们就会把每件事写成你原谅以后继续照顾我。”
“那是他们写,不是你欠。”
“我不想给他们东西写。”
“你付了也会有别的写法。”
“至少这件没有。”
陶秋宜低头看信封。封面是方明顺仓库的旧便笺,背面印着一排货号。里面的一百一十二元轻得几乎没有重量,却被三个人推来推去。
“清洗剂我已经收了。”她说,“剩下的你如果一定要花,就去买两副手套还给方明顺。他那晚给我们用掉了。”
“手套多少钱?”
“你自己问。”
“好。”
“还有,”陶秋宜说,“不要因为别人会写什么,就把每一件事处理给他们看。你不是在向网上做账。”
罗成海看着她:“你不也是?”
她一时没有回答。
每一次声明、更正、删除和拒绝,表面都在守住边界,也确实不断回应网上如何解释她。她说不替任何人安排生活,可这几周的生活仍被陌生人的句子切成一块一块。
“是。”她说,“所以我也在停。”
罗成海接过信封。
小袁站在门内,假装擦玻璃。街对面有两个路人认出他们,拿起手机。陶秋宜没有阻止,也没有靠近罗成海,好让画面显得更清楚。
“你找到工作了吗?”她问。
“没有。”
“住处呢?”
“临租了一个床位。”
“在哪里?”
“不说。”
“我也没想知道具体地址。”
“那就不用问。”
他的回答依然不讨人喜欢。
陶秋宜却点头:“好。”
罗成海把信封放进外套内袋,转身准备走。
“那天餐馆的账号,是你回复的吗?”她问。
“是。”
“为什么注销?”
“说完了。”
“有人以为是假的。”
“假的也行。”
“那你为什么说?”
“不想让他们继续来找你。”
“这算替我挡?”
罗成海停下脚步。
陶秋宜不是在嘲讽。她只是把他刚才的逻辑放回去:如果所有行动都必须结清,拒绝餐馆工作也替她挡去了一部分纠缠。
“不算。”他说。
“为什么?”
“那是我的工作,我自己拒绝。”
“这也是我女儿的名字,我自己去擦。”
两个人隔着一步看着彼此。
罗成海先移开视线:“六十八块我记着。”
“已经收了,不用记。”
“我记我的。”
“随你。”
他离开后,街对面果然有人把照片发上网。画面里陶秋宜站在店门口,罗成海背对镜头,像一场秘密见面。
标题问:
肇事者登门,孩子母亲是否仍在提供帮助?
小袁把链接给她看。
陶秋宜没有发声明,只在店门口监控里截出完整的三分钟,保存到证据文件夹,没有上传。
“不解释吗?”小袁问。
“不解释。”
“那他们会乱猜。”
“让他们猜。”
“你不怕?”
“怕。”陶秋宜说,“但不能每一次怕,都把自己的生活交给他们剪。”
隔天,方明顺收到两副新的劳保手套。快递里还夹着一张六十八元的收据复印件。
手套比仓库原来用的更厚,尺码却买小了。方明顺拍照问能不能退,罗成海说发票在袋里。
方明顺最后换成合适尺码,没有把“不合适也留下”当作接受心意。能算的账之所以能算,不只是付钱,也包括东西真能被使用。
他拍照发给陶秋宜:
这回算完没有?
陶秋宜回:
你问他。
方明顺又问罗成海。
罗成海说:
能算的算完了。
没人问不能算的那一件怎么办。
那件事不属于任何信封,也没有哪一双手能把它递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