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季节后的新生》墨贵金廉

3、秋季 永康，永远

　　一九四八年，陈爷爷十六岁了。

　　他在福州的一所教会中学念书，穿白色衬衫和深蓝色西裤，胸口的校徽是一枚小小的十字架。

　　他的成绩不差，尤其喜欢生物课，常常在课后留下来看老师解剖青蛙，看老师用手术刀剖开蛙腹，露出跳动的粉红色的心脏，用手指轻轻一碰，那心脏就缩一下。

　　那种精确、冷静、条分缕析的氛围，让他暂时忘记了在沈家受到的沉闷而压抑的一切。

　　课余时间沈先生安排他学英文和俄文。

　　英文老师是个英国传教士，白胡子，说话慢条斯理，教他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俄文老师是个白俄流亡贵族，瘦高个，眼珠是灰蓝色的，教他念普希金的情诗，发音带着浓重的卷舌音。

　　沈先生说，将来无论从政还是从商都用得着，毕竟这年头漂亮女孩子也不好骗。

　　陈爷爷心里明白，沈先生对他有安排，也许是送他去南京读军校，也许是送他去美国念商科，抑或是到日本学医。

　　但他那迷茫的自己也不能坚定地明白想要什么，他像一艘没有舵的船，被水流推着往前走。

　　那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他经过沈先生的书房。

　　房门虚掩着，里面传出说话声，一个低沉的男声和一个尖细的男声交错着。

　　他本要快步走过去，却听见“厦门”、“那个女人”、“枪杀”最后是小姨的名字钻进耳朵。

　　他不由自主地停住脚，屏住呼吸贴在门边的墙上。走廊里铺着地毯，踩上去无声无息，他把自己贴成薄薄的一片，连心跳声都怕被听见。

　　沈先生在和一个政客谈论他的小姨，那个嫁给日本军官的小姨，六年前带他来福州、然后就被外公断绝关系的女人。

　　隔着墙政客的声音很低，但他还是听得清清楚楚。政客说，那个叫林素之的女人，不久前用一把手枪打死了自己的丈夫，在日军高级军官的寓所里，当着两个勤务兵的面。子弹打穿了那男人的太阳穴，血喷了一墙，她面不改色地扔了枪，从后窗翻出去，被后面追来的日本军官，连开五枪，消失在厦门港的夜色里。政客说，她是共产党派去的卧底，在日军内部潜伏了四年，光荣牺牲，现在中共那边把她当作英雄，她的名字已经上了宣传册，印成铅字到处散发。

　　陈爷爷仓皇进到小书房，靠着墙壁滑坐在地上，房间的墙壁很凉，透过衬衫的薄布料渗进后背。

　　他的手捂住了自己的嘴，指缝间漏出一丝压抑的呼吸。

　　六年来他以为小姨是真的叛国了，以为她为了荣华富贵抛弃了家族和尊严，为此他在药馆里不知受过多少白眼和辱骂，甚至他自己心里也对小姨有过怨怼，恨她把自己丢在药馆门口，恨她一走了之再无音讯。

　　原来她从头到尾都在做另一件事。

　　他想起小姨带他去福州的那艘船上，她用手指摩挲他后脑勺的头发，拇指的茧蹭过头皮，有粗粝的触感。

　　她那时候在想什么？

　　她知道自己在赴一场什么样的生死赌局吗？

　　陈爷爷想起她把血布书交给外公的时候，手在抖，但脊背挺得笔直。她是用那样的姿态赴死的。

　　他那天在小书房坐了很久，走廊里的光影从斜照变成笔直，又渐渐拉长，橘红色的夕光从窗格子里漏进来，在地毯上画出一道道金色的条纹。

　　他听到沈先生送客的脚步声才慌忙爬起来跑回自己房间，皮鞋声在走廊里回荡，他贴着墙壁挪了几步，闪进自己的门里，后背抵住门板，大口大口地喘气。

　　那晚他失眠了，翻来覆去想着母亲、小姨、外公、外婆，想着他们每一个人各自背负的东西。

　　母亲死在汕头潮湿的冬天，小姨死在厦门港的夜色里，外公到死都没有再见到她们任何一个，外婆在藤椅上一天天枯萎下去。

　　他们各自背负的责任。

　　母亲背负着亲情，小姨背负国仇，外公背负尊严，外婆背负着悲痛。

　　而他，背负着所有这些人姓氏中的骨气，流着谁的血、受着谁的意、承着谁的情，这个问题像一根刺，扎在他的骨头里，随着日子越长越深。

　　六月底，暑气蒸腾。

　　福州的夏天又闷又热，空气湿得能拧出水来，蝉在院墙外的梧桐树上没日没夜地叫。

　　沈先生收到了一封电报，来自南京的上级。

　　晚饭时他当着全家人的面宣布：根据上峰的安排，沈家要举家迁徙到台湾。

　　桌上的气氛瞬间凝固了，筷子悬在半空，汤碗里的热气上升又消散。

　　沈先生的几位姨太太面面相觑，年纪小的孩子们不懂事还在扒饭，大的则白了脸。

　　陈爷爷没做声，低头慢慢喝碗里的汤，冬瓜排骨汤，表面浮着一层薄薄的油花。

　　他已经习惯了“迁徙”这个动词，从汕头到福州，从林家到沈家，每次被挪动都像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起，落去哪里由不得自己。

　　他只是想着，又要换一个地方了，又要重新认路、重新认识人的脸、重新学会一套活下去的规矩。

　　“一九四九年深秋，新中国成立那天，我们已经在福州了。沈先生，我父亲，他因为职务关系还没走成，全家暂时还住在福州。”陈爷爷说，“那天大街小巷都挂满了红旗，锣鼓喧天，鞭炮从早上放到了夜里。我们住在城东的宅子里，门窗紧闭，不敢出去。但还是有人往院子里扔石头，扔鸡蛋，扔烂菜叶。早上起来我看见台阶上泼了墨汁，写了什么我没看清，邻居家的小孩趴在墙头朝里面扔石子，嘴里喊着顺口溜，骂我们是国民党的狗贼。”

　　他在学校里也成了众矢之的，之前同学们虽然知道他养父的身份，但时局未定，大家互相心照不宣，见面还客客气气地点头。可十月之后一切都摆到了台面上，校门口贴出了新标语，老师换了面孔，以前对他还算友善的几个同学忽然就不理他了。

　　到了课间他被围在教室后排，高年级的男生推搡他的肩膀，手劲不小，推得他后背撞在墙壁上，咚的一声。

　　“你亲爹还是海军呢，是亲的还是表的，替日本人打仗，给国民党卖命。”，“叛国贼的儿子”，“认贼作父”，那些话像石子一样砸过来。他的课本被扔到地上踩了几个脚印，本子上“沈知白”三个字被磨花了。

　　他低着头一言不发，看着那些皮鞋在自己面前晃动，鼻尖几乎触到自己的膝盖。他没去捡课本，等人都走了才弯腰拾起来，拍掉灰装进书包。

　　“你有没有哭？”我问。

　　陈爷爷沉默了一会儿。夜风吹动他摊上的棉布，白炽灯泡晃了晃，光影在地上波动。

　　他的眼角有点发红，但没有泪，只是声音哑了几度：“没在人前哭。回去以后蒙着被子哭了半夜。那时候我十六岁，正是最要面子的年纪。被子捂着头，哭得喘不上气也不敢出声，怕隔壁听见。枕头湿了一大片，连做梦都是一股子发霉味儿，第二天早上起来用水打湿毛巾使劲擦脸，强装镇定当什么都没发生。”

　　我伸手去掏口袋里的手帕纸，他摆摆手，从袖子里抽出一块灰蓝色的方巾按了按眼睛。

　　方巾叠得整整齐齐，边角有手工缝的锁边，蓝色洗得发白。

　　“不要紧，都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

　　他用力按了按眼睛，把方巾叠好放回袖子里，动作利落，熟练得做过无数次。

　　同年十二月，沈家终于迁到了台北。

　　他们坐的是一艘货轮改装的运输船，甲板上挤满了人，大人小孩妇孺老弱，行李堆得像小山。

　　海上风浪大，船晃得厉害，许多人晕船吐了一路。陈爷爷缩在船舱一角，怀里抱着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他全部的家当：母亲的银饰品、装有外婆给的板栗的匣子。

　　船漂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清晨，他挤到甲板上看，看见了台北港灰色的轮廓线，在晨雾里像一道细长的疤痕。

　　他们被安置在阳明山上一栋日美式木屋里，木屋不大，格局倒是宽敞，铺着榻榻米，纸门一扇一扇推开，院子里种着几棵老樟树和一棵玉兰。玉兰冬天不开花，光秃秃的枝干伸向灰白色的天空。

　　沈先生的官职在台被大幅削减，薪水缩了水，姨太太们开始变卖首饰贴补家用，从前那些水晶灯、波斯地毯、银质餐具一样一样被拿出去换了钱。但供养几个孩子念大学还是没问题的。

　　沈先生给陈爷爷办了转学，让他进了台北的一所高中继续读高三。

　　陈爷爷在台北读完高三，那时候他十七岁，身高抽条似的往上蹿，却瘦得像根竹竿，校服穿在身上倒是有些精气神。

　　他不怎么合群，下了课就去图书馆，或者一个人在操场上走圈，一圈一圈地走，从黄昏走到天黑。同学们私下叫他"孤僻儿"，带点轻蔑的腔调，也不跟他一起吃饭，分组做作业的时候总要等最后才轮到他。

　　他不在乎，从五岁起就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了，他学会了一套生存的本事：少说话，多积德。把存在感缩到最小。只在安全领域行事，就像小时候在保和堂那样，把自己变成墙角的一株草，不显眼、不惹事，悄悄地活。

　　高三临毕业前的某个黄昏，他坐在校门口的石阶上等公车。晚霞把天空烧成橘红色，云层的边缘镶着一道金边，又渐渐往暗红里沉下去。街对面的诊所亮起了灯，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走出来送病人，姿态从容地在门口挥手道别，白大褂的下摆在晚风里轻轻摆动。

　　陈爷爷看着那件白大褂，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点亮了，像漆黑的夜里划着一根火柴。

　　他想起外公的药柜，那些写着药名的抽屉，密密麻麻的，当归、川芎、黄芪、熟地、白术、茯苓，想起外公搭在病人腕上的三根手指，闭目凝神的样子像一尊佛像。

　　他从没崇拜过外公，因为外公给他的从来只有严苛和冷漠。

　　但那一刻他忽然理解了一股精神思想，那种安身立命、不问外界的笃定。一个药柜、一张方桌、一双手、一颗缜密的心思，就可以在乱世里活下去。

　　他决定学医。

　　沈先生得知后没有反对。毕竟学医在哪个时代都是体面的出路，而且以陈爷爷的分数足够考上台湾大学医学院。

　　“父亲那会儿没怎么关心我，”陈爷爷淡淡地说，“后来他最爱的姨太太为他生了个女儿，虽然还是没有儿子，但那姨太太是个聪明人，懂风情，栓得住男人，往后他也没那么看重我了。我说要学医他就说好，学费他来出，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他说这话的时候在翻报纸，头都没抬。”

　　大学七年，实习两年，毕业后留校任教。那段日子他过得很规律，早上六点起床看诊或上课，晚上整理病历备课到十点，雷打不动。

　　他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小公寓，只有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墙上贴着人体解剖图，血管和神经用红蓝两色标注得清清楚楚。

　　他对自己的要求严苛到近乎自虐，这是从小被外公训练出来的惯性。一份病历要改三遍，一个诊断要推敲再三，手术缝线必须间距一致。

　　医学院的老教授说他“有天赋但太紧张”，让他学着放松一点。

　　他试过，做不到。他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弦，已经失去了松弛的能力。

　　二十九岁那年，沈先生给他安排了一门婚事。

　　女方是台北本地人，姓黄，叫佳音，上头有三位哥哥她是家中的老幺。家族在台北开着最大的纺织工厂，父亲和沈先生有旧交，两家人在宴席上见过几次。

　　黄家的小姐长得甜美，圆脸杏眼，说话轻声细语，第一次见面时穿一件鹅黄色的碎花旗袍，头发松松绾在脑后，用一根白玉簪子别着。

　　陈爷爷没有反抗，在沈家，婚姻从来不是个人的事，他没有那个奢侈。

　　但见到曾小姐之后，他头一回觉得命运总算对他仁慈了一次。

　　她笑起来的时候，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温柔似水，如秋天般温和。

　　他们结婚，婚礼办得不铺张，在台北一家饭店摆了十几桌，来的人大多是沈先生的旧部和平日往来的朋友。

　　陈爷爷穿着租来的西装，领口太紧，勒得他有些不自在。黄佳音穿着红绸旗袍，头上簪了两朵红绒花，安安静静地坐在他旁边，偶尔侧过头来冲他笑一下，眼睛弯弯的。他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很小，指尖微凉，被他攥在掌心里慢慢暖热了。

　　婚后头三年，是陈爷爷一生中仅有的明亮时光。

　　黄佳音体贴温柔，知道他从前吃苦吃多了，便变着法儿做好吃的养他。

　　她喜欢下厨，研究新菜，知道他喜欢板栗还学会了自己做板栗汤圆。看他在灯下写病历就轻轻往他手边放一杯桂圆茶，茶是热的，桂圆在杯底沉浮，喝一口暖到胃里。她还会在他批作业累极时从背后搂住他的脖子，把脸贴在他后脑勺上，什么也不说就那么靠着，她的呼吸轻轻的，拂过他的耳廓。

　　他从前不知道什么是“家”，保和堂不是，沈家的大宅子不是，那间堆满解剖图的小公寓也不是。只有黄佳音靠在他背后的那几分钟里，他第一次觉得"家"是一个有温度的词语。

　　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难产，曾秀兰在产房里挣扎了十几个小时，他在走廊上等到腿都僵了。凌晨三点，护士终于推门出来，说生了，是个儿子，母子平安。他整个人瘫坐在长椅上，额头上的冷汗把头发都打湿了。后来他进去看，曾秀兰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嘴唇干裂，头发汗湿地贴在额角。但她还是冲他笑了笑，说：“是个男孩，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他想了很久。那几天他抱着小小的婴儿在病房里走来走去，看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眉目间隐约有黄佳音的样子。

　　他最后说：“叫永康吧。陈永康。永是永远的永，康是健康的康。”

　　永康，永远健康。

　　他希望这个孩子不要像他一样，心病了一辈子，前半生如被蚜虫蛀掉罗汉松的新梢叶片，遭人砍去迁到别处，当个祥瑞之物奉着。

　　他希望孩子不仅身体健康，心里也永远健康不病。

　　永康五岁多的时候，曾秀兰又怀了第二胎。这次没上次那么凶险，她整个孕期都挺精神的，胃口也好，脸圆润了一圈，笑起来梨涡更深了。陈爷爷下班回来，她常常挺着肚子在厨房里忙活，回头冲他招手说：“快来尝尝我新学的菜。”他先是心疼爱人，后有内中感叹生活终于对他手下留情，那些年吃过的苦、受过的冷眼、流过的眼泪，似乎都在黄佳音的笑容里得到了补偿。

　　临盆那天还是出了事。

　　孩子在腹中胎位不正，生到一半黄佳音就昏了过去，脸色白得像纸，嘴唇青紫。

　　医生护士在产房里忙了一整夜，他在走廊上站了一整夜，墙上挂钟的秒针一格一格地挪动，每一次挪动都像在他心上划一道。

　　清晨六点，门终于开了，护士抱出一个皱巴巴的婴儿，说是男婴，很健康。

　　可护士的脸色不对，嘴唇抿得紧紧的，不敢看他。

　　他追问，护士才支吾着说：“产妇大出血，没救回来。”

　　陈爷爷讲到这里时，整张脸都绷紧了，颧骨的棱角在灯光下格外锋利。

　　摊上的暖光灯将他的影子投在身后的围墙上，瘦长一条。

　　他骂了一句脏话，声音粗嘎，在夜风里格外突兀：“那些庸医！为什么要救那小的？为什么不救我的阿音？我宁愿小的没了，我宁愿——”

　　他住了嘴，左手攥成拳头，指节发白，指甲掐进掌心里。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松开拳头，掌心里掐出四个月牙形的红印。

　　他没把那个“宁愿”说完，过了很久他才低下头，声音微弱，几乎被风吹散了：“阿音走了以后，黄家把小儿子抱走了。他们说我一个大男人带不了襁褓里的奶娃，而且这个孩子姓什么都不会姓陈，他们要留着当个念想。我没争。本就是争不过的。那时候我整个人是空的，阿音一死，把我身上的精气神全带走。我坐在医院的长椅上，黄家的人来了一波又走了一批，护士把婴儿抱走了，我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沈先生也因此事疏远了他，也许是妻子的娘家来人到沈宅闹了一场，说他没照顾好黄佳音，说沈家亏待了他们的女儿。也许是因为作为养子在政治上已经没了价值，两岸局势渐渐稳定，沈先生在台湾的势力越来越边缘。

　　总之从那以后沈先生见到他变得冷淡，话越来越少，后来干脆不怎么见面了。

　　他在学校也开始遭排挤，教的那门病理学课程，系主任换成了另一个派系的人，背后散布言论说沈知白是靠着养父的关系才留校的，实际业务能力不行。还有学生在课堂上公开质疑他的教学方法，说他讲课照本宣科，没有实践，传到教务长耳朵里，虽然没有正式处分他，但评优和升职称都轮不上他了。更有甚者编造他死了爱人没了束缚私生活风流。

　　他是个腼腆之人，吵起嘴来，吃了有文化的亏。

　　“台北待不下去了。”他说，“到处都是认识我的人，到处都是闲言碎语。我走到哪都有人在我背后嚼舌根。我跟他们又无冤无仇，他们就是觉得踩我一下自己就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