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季节后的新生》墨贵金廉

4、冬季 沉默得如同

　　他带着五岁的陈永康离开了台北。

　　走的那天是冬天，台北下着小雨。

　　他收拾了一个藤箱的行李，里面是几件衣服、几本书、和黄佳音的结婚照，还有母亲那块银饰。

　　永康穿着蓝色的小棉袄，蹲在门口玩一截彩色粉笔，在水泥地上画些歪歪扭扭的线条，小脸被冻得通红。他走过去抱起儿子，永康手里的粉笔掉在地上，发出轻轻的啪嗒声。他把粉笔捡起来放进兜里，一手提着藤箱，一手抱着孩子，将孩子裹在塑料雨衣里，一脚踩下台阶，走进了细雨里。

　　去台中的火车上，永康坐在他腿上，小手攥着他衬衫的扣子，把他扣子上的线头扯得松松的。窗外的田野一片灰绿，瘦高的树干在冬日的风里微微摇晃。远处的山峦被雾气遮了大半，只露出一段青灰色的轮廓。

　　永康用小手指着窗外说：“爸爸，山。”

　　他敷衍地说：“对，山。”

　　怀安又说：“爸爸，树。”

　　他惆怅地说：“对，树。”

　　永康忽然仰起脸来看他，眼睛圆圆的，和黄佳音一模一样：“爸爸，妈妈呢？”

　　他喉咙里像被塞了一团棉花，沉默良久，窗外的风景一帧一帧掠过。

　　他终于说：“妈妈去很远的地方了。要我们变老了，才能见到她。”

　　永康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把脸转回窗外去了。他的后脑勺上有两个小小的发旋，头发又细又软，在车窗透进来的风里轻轻飘动。

　　陈爷爷把儿子往怀里搂了搂，下巴搁在他头顶上，闻到他头发里奶香和肥皂混在一起的气味。他这辈子被丢弃过太多次了，被丢在药馆门口，被当成弃子，被命运夺走了爱人。

　　台中的日子如掺了酸涩橄榄汁的咖啡，比台北苦得有过之无不及。

　　他租了间旧公寓二楼的小套间，水泥地面，墙壁泛潮，冬天冷得像冰窖。

　　他拥有的积蓄不多，沈先生给的那笔安家费交了押金和三个月房租就花了大半。他到附近一家中药行碰运气，招牌上写着“保生堂”，跟外公的“保和堂”只差一个字。他推门进去，柜台后面站着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头发花白，穿着一件灰布长衫，正在用戥子称药。他闻到了那熟悉的气味，当归、黄芪、熟地，和他十一岁那年闻到的味道一模一样。他站在门口愣了一下，喉咙发紧。

　　老头抬起头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番，问他要抓什么药。

　　他说他不是来抓药的，他是来找工作的。

　　老头问他哪里人，做过什么。

　　他说祖籍汕头，在台湾大学医学院读的书，做过老师和实习医生，也在还小时中药行干过。

　　老头说：“医学院的来我这里做什么？你应该去大医院。”

　　他说：“大医院不要我了。我带着个孩子，要吃饭。”

　　老头沉默了一会儿，让他试抓几服药，看他的手法和称量准不准。

　　陈爷爷走到药柜前，拉开抽屉，取出药材放在戥子上。他的手还有些抖，但称量很准，每一味药的分量都分毫不差。包药的时候，他先用纸把药铺平，折起一边，再折另一边，最后把纸角塞进折缝里，动作利落。

　　老头看着点了点头，说：“留下吧，包吃住，工钱少点你不要介意。”

　　“保生堂的老板姓方，我叫他方伯。”陈爷爷笑了，这是他今晚头一回笑得轻松些，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他是汕头人，潮阳的，跟我祖籍隔了一条河。流落来香港后到台湾有二十年了，老婆孩子都在老家，一个人在这边讨生活。他让我住药馆后面的小房间里，永康跟我挤一张床。”

　　他在保生堂一干就是十二年。从抓药到炮制再到坐堂问诊，方伯手把手教他温习了一遍中医药理。他医学校出身，西医底子扎实，再把外公当年教他的一一捡起来，两相印证，竟自创了一套内外兼治的章法。

　　方伯很器重他，后来干脆把半间铺子交给他打理，自己退居二线只负责进货。

　　保生堂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老街坊们都知道这里有位“陈医生”。

　　那十二年里他把永康养大，小男孩从够不着柜台一点点蹿到比他还高，从蹲在药柜底下玩抽屉拉手到放学回来帮他切黄芪片。

　　永康念书用功，成绩在班上总是前几名，每次拿奖状回来就贴在父子俩屋子的墙上，一张一张贴满了半面墙。

　　永康继承了母亲的样貌，俊秀的脸，浓眉毛，笑起来嘴角有两个酒窝，和黄佳音一模一样。

　　陈爷爷每次看到那两个酒窝就心里发酸，但他从不在儿子面前提母亲太多，只说阿音很好、很美，你要记得母亲。

　　永康点点头，乖乖地说：“我记得。”

　　其实五岁的孩子能记得什么。陈爷爷知道，永康对母亲的记忆大约只剩些模糊的脸部轮廓。

　　永康十五岁生日那天，陈爷爷特意歇了半天班，带他去吃了顿台菜馆子。

　　永康闷头扒饭，吃得鼻尖冒汗。

　　吃到半中间他忽然放下筷子，犹豫了一下，问：“爸，我们什么时候回台北？”

　　陈爷爷的筷子停在半空，一块红烧肉悬在筷尖上。

　　他从来没跟儿子说过搬来台中的原因，永康也没问过。

　　但永康不是五岁小孩，十五岁的男孩子现在也能懂了，他知道祖父在台北，知道家里从前不在这里，知道父亲这些年一个人扛着多少东西。

　　那些深夜里父亲对着黄佳音的照片发呆的背影，那些过年时父亲在窗前站很久的沉默，永康都看在眼里。

　　“你想回台北？”陈爷爷反问，把红烧肉放回碗里，筷子搁在碗沿上。

　　永康没正面答，只是拨弄着碗里的饭粒：“昨天邮箱来信，我擅自拆来看，说是爷爷生病了。爸爸，你去看爷爷吧。”

　　陈爷爷没接话，他低头看着碗里的菜，酱色的汤汁里浮着几粒葱花。

　　那顿饭剩下的时间父子俩都安安静静的，只听见碗筷碰撞的轻响，吃完饭回家的路上，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一高一矮，并排走着。

　　永康忽然伸手碰了碰他的胳膊，轻轻说了句：“爸爸，昨晚我梦到小时候，你、妈妈和我要有未出生的弟弟。”

　　永□□日过后不到一个月，一封信寄到了保生堂。

　　信封上写着沈先生的大名，字迹却不是沈先生的，沈先生写信惯用行楷，这笔字却圆正。

　　陈爷爷拆开来看，信是小妹写的，信纸很薄，上面的字圆正整齐。

　　内容很简短：父亲病重，望兄速归。

　　他拿着信纸在药柜前站了很久。

　　方伯进来拿药，看他脸色不对，拍了拍他肩膀，没多问。

　　他当天晚上把信看了三遍，每一个字都看得很仔细。他想起沈先生当年让他端茶跪拜的夜晚，想起大厅内那些好奇的目光。他想起沈先生对他说“学医也好，学费我来出”时翻着报纸头也不抬的样子。他想起这些年沈先生对他的冷淡与疏远。

　　第二天清早他把永康托付给方伯，自己搭上了北上的火车。

　　台北的冬天比台中冷得多。

　　他下了火车又转轿车，五味杂陈的思绪钻进人潮，冷空气吸进鼻里，整个脑袋发涨得疼，再沿着记忆中的路往阳明山去。路两旁的樟树长高了许多，树冠遮住了半边天空。那栋美日式木屋的院墙被重新漆过，原来米黄的颜色变成了灰白色，墙角的玉兰树已经长到二楼那么高，冬天的枝干上结着毛茸茸的花苞。

　　他推门进去，比众人目光先投来的是满屋里弥漫着中药的苦清香味和陈腐的气息。

　　小妹从里间迎出来，眼睛红肿，扑进他怀里哭了起来。她的肩膀在他胸前抽动着，他的衬衫被她的泪水洇湿了一小块。

　　沈先生躺在床上，瘦得脱了形。肺气肿加心力衰竭，医生说时日无多了。陈爷爷走近床沿，俯身看着养父的脸。那张脸曾经威严、冷峻、不容置疑，现在只剩下松弛的皮肉和浑浊的眼珠，嘴角耷拉着，皮肤上浮着大片的老人斑。

　　沈先生似乎认出他来，嘴唇动了动，没能发出声音，眼角却慢慢渗出一滴泪。那滴泪顺着鬓角的皱纹往下滑，消失在耳朵后面的发际线里。

　　陈爷爷在床前站了一个钟头，他没哭。

　　跟当年外公死时一样，他的眼睛是干的，一滴泪也挤不出来。

　　他跟这个男人之间隔了太多东西，收养的恩情、多年的疏离、政治的鸿沟、还有他自己都理不清的复杂心绪。

　　沈先生给过他一个屋檐，给了他一个姓氏，给了他读书的机会，但当年这事的冷漠，又把他推到一个陌生身份的悬崖边上。

　　陈爷爷只是在床边坐下，看着养父枯槁的身躯，握住他的手。那只手瘦得像一把干柴，皮肤薄得能看见底下青色的血管，冰凉，没有一点温度。

　　沈先生是三天后走的。

　　葬礼那天来了不少军政旧部的后人，花圈摆满了院子，挽联写了又写，白纸黑字铺了一地。

　　陈爷爷作为养子站在家属席第一排，穿黑色麻衣，腰系白布带，机械地鞠躬回礼，每一次弯腰都像在做一个重复的动作，强行让大脑调动和养父温馨的时光，可将回忆翻得一片狼藉，也挤不出一滴泪。

　　小妹和几位姨太太哭得站不住，被搀到旁边歇息，他的余光看见小妹的手帕捂着脸，指缝间有泪水淌下来。

　　全套流程走完已是深夜，宾客散尽，灵堂里只剩白烛和呛鼻供香的味道，烛火在穿堂风里晃动，把挽联的影子投在白墙上，像一群摇摇晃晃索命的黑鬼。

　　小妹挽留他留宿，陈爷爷答应，她就领他进了沈先生生前的书房，书房里的书架上还摆着那些沈先生生平爱读的精装本的典籍。

　　小妹从书桌下面的暗格里取出三根大黄鱼，黄灿灿的，沉甸甸的，在掌心里压出浅浅的印子。然后又递给他一封没有封口的信笺，说是在父亲遗物里发现的，写给你的。

　　陈爷爷展开信纸。

　　沈先生的字迹还是那般行楷，略有些发抖，笔画断断续续的，想来是病中写的。

　　纸上只有一行字：“非我七子，应是陈——。”

　　那个"陈"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墨迹洇开，像一条干涸已久的河床延伸向纸的边缘。后面的字，被泪洇湿了，模糊成一小团深色的痕迹。

　　陈爷爷盯着那个“陈”字看了很久，忽然发现信纸上有两块颜色略深的水渍，是泪痕。

　　一处是养父的，另一处他伸手摸自己的脸，指尖触到一片湿凉，才发觉是自己的。

　　他不知道自己在哭，从头到尾绷了那么久的弦，终于在看见那个“陈”字的瞬间断了。各种情绪纷至沓来，他一手攥着信纸一手强撑着身体。肩膀一耸一耸地抽泣，哭音像放在水里的超声波，只有胸腔里闷闷的呜咽。当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一滴一滴落在地板上，在地板的木纹里落下晶莹的花。

　　那封：非我七子，应是陈”的信笺被他攥得皱巴巴的。

　　小妹走到他旁边，手搭在他肩膀上。

　　她轻声说：“父亲临走前写的。他可能想写你姓陈的名，但没写完，因为除了你自己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我唤你一声哥，望你别怪他。”

　　陈爷爷沉默得如同困在水缸里的热带鱼，呆木地摇头，不怪了。什么都不怪了。

　　回忆总是在人脆弱致命之时，来个一剑封喉。他想起十一岁那年端茶跪拜时溅出来的茶水烫红了手腕，想起沈先生让他改名字时他点头说“好”的乖顺模样。可又想起这些年，他离了沈家的势，用陈姓在外头拼命救赎自己，方伯叫他“阿陈”，病人唤他“陈医生”时候，他心里的那种配得感。他姓陈，他清楚知道自己的根。

　　三根大黄鱼是外公留给他的遗产，外公临终前把这笔黄金托付给了沈先生，交代等他成年后再交还。沈先生守了这份托付十六年，分文未动。

　　陈爷爷把那三根金条在掌心里握了很久，金条被他的体温焐得微热。他想起外公那张清癯的脸，想起他临终前摸着自己的头顶说“你母亲是我对不住她”，想起外婆在后院的藤椅上一天天枯萎下去的样子。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托住他。

　　母亲用重如泰山的血布书，外公用含蓄的隔代情，外婆用热腾腾甜滋滋的板栗，沈先生用一个姓氏，爱人用温柔体贴的柔情。他这才明白自己犹如一件瓷器夹在中间，被这些手一层一层地托着，才没有摔碎。

　　那封未写完的信他带回了台中，压在枕头底下，后来又夹进日志本的书页里。

　　时间在等永康长大，待陈爷爷变老，缓慢吞噬人的容颜，也心磨练人的气质。

　　永康在一次无意间换洗床被，才得以让这封信重见天日。

　　这一幕被陈爷爷撞见，但永康没再追问，像是没看见地夹回泛黄的日志本。

　　那天晚上陈爷爷把信纸又拿出来看了一遍，“非我七子，应是陈”，那几个字在灯下泛着暗黄色的光。他把信纸折好重新夹回本里，手指在书脊上按了一下，合上书，关灯，躺下，辗转难眠，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数着花纹，一直到天蒙蒙亮才意识到眼肿，眼角仍有流下泪干后的紧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