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季节后的新生》墨贵金廉

2、夏季 像冰冷的水

　　“我姓陈，今年八十一岁。”

　　说这话时他用手指在膝盖上比了个“八”和“一”，指节粗大，像老树根，皮肤上布满细密的纹路，像干涸的河床。

　　“我是民国二十八年生的，换算成公历是一九三九年。”他顿了顿，补充道，“阳历十月，大概是中旬的样子，我母亲说那天汕头港外头有炮声，我一出生就听见了。”

　　他的目光落在天桥底下川流的车灯上，车灯连成一条光河，红的尾灯向前流淌，白的前灯迎面涌来，在雨雾里拖曳出模糊的光轨。

　　那目光似乎在穿透很远的地方，穿透二十个四季的光景和三千多公里的海水。

　　“祖籍是汕头。”他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嘴唇微微撅起，像是把这两个字含在嘴里焐热了才放出来，“潮阳那边，靠近海边的一个村子。我父亲是海军，黄埔海军学校毕业的，在汕头港附近的一艘炮艇上服役。”

　　他的父亲叫陈国栋，名字里带着那个年代才有的家国气派。

　　陈爷爷说他对父亲的记忆只有两个碎片，一个是父亲穿白色军装的样子，肩上扛着金色肩章，腰间的皮带扣锃亮；另一个是父亲把他举起来放在肩膀上，让他看海，他那时候太小，只记得一片灰蓝色的、无边无际的晃动，还有父亲下巴上刚冒出来的胡茬扎在脸颊上的痒。

　　“我母亲说，父亲常年在船上，一年回不了几次家。但每次回来都要抱我，用胡子扎我，把我惹哭了又慌慌张张地哄。”

　　他的母亲姓林，叫林素心。福州人，念过新式学堂，写得一手好文章，嫁到汕头以后也不安分，张罗着办了份小报，叫《潮声》，铅字印刷，每期印三百份，内容多是些时评杂感和地方消息，在汕头知识界颇有影响。

　　陈爷爷说他对母亲的记忆要清晰得多，记得她伏在案头写稿的背影，头发绾成髻，用一根银簪子别着，簪头雕了一朵小小的兰花。

　　记得她把他抱在膝头，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着报纸教他认，“这是‘潮’，潮水的潮，你看这个字有三点水，像不像海浪？”记得她笑起来时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声音像糯米糕一样软糯绵密。

　　“我五岁那年，”陈爷爷的声音沉下去，似水底的石子，被时间冲刷得棱角全无，“父亲在保卫汕头港的时候牺牲了。炮艇被炸沉了，全船官兵无一生还。后来我母亲托人打听到，父亲的遗体没有找到，只从海面上捞回一顶军帽和一截断了的左手手上还戴着结婚时母亲送的手表。”

　　他停顿了很久，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我看见他的喉结又滚动了一下，保温杯被他攥在手里，指腹摩挲着杯身掉漆的那一块。“同年的十一月，母亲病死了。”他说完这句，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背靠在马扎的铁架上，发出吱呀一声响。“我后来才知道，她是伤心死的。报纸办不下去了，丈夫没了，一个拖着孩子的女人撑不到冬天。她最后那几天一直在咳嗽，咳出来的手帕上都是血。我那时候不懂，以为她只是感冒了，还趴在她床边让她讲故事。她摸着我的头说，乖，妈妈累了，睡一觉就好。”

　　他说母亲临死前写了血布书，那块布是从她自己的衬裙上撕下来的，月白色的棉布，撕口参差不齐。她用针扎破了自己的食指，在布上写了三行字，字迹歪斜但能辨认：

　　送儿去福州，找外公林成南，保和堂药馆。

　　布上的血迹有些发黑，折叠成小小一方，她用红绳系了，揣在他贴身的小口袋里。

　　“那天家里来了很多人，穿黑衣服的，穿灰衣服的，还有穿军装的。有哭的，有哀愁。我不知道他们在哭什么，只看见母亲躺在床上，很瘦，很白，像纸人一样。有人把我抱起来，让我看母亲最后一眼。她睁着眼睛，眼珠浑浊了，可是我在她瞳孔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小小的一个。我喊她，她不应。后来有人把她的眼皮合上了，手指在她脸上抹了一下，她的眉毛就变得很平整。”

　　他的小姨留美归来，那时执意要嫁给一位日本高级军官。具体是什么军官，陈爷爷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只知道军衔不低，驻扎在厦门一带。小姨比他母亲小五岁，模样却极像，一样的鹅蛋脸、杏仁眼，只是嘴角没有那两颗梨涡。

　　“我小姨叫林素之。”

　　小姨带他逃到福建，一路坐船，从汕头到厦门，再从厦门转陆路到福州。那艘船挤满了逃难的人，甲板上堆着箱笼包袱，有小孩子哭成一片，大人的脸上都蒙着一种灰扑扑的倦意。

　　他缩在船舱角落里，脚边放着备好的干粮，几块烧饼和一小袋炒米。

　　船舱里有腥咸海水味和浓酸臭汗味，海浪拍打船壳的声音闷闷的。

　　他不哭不闹，小姨把他搂在怀里，拇指一下一下地摩挲他后脑勺的头发。"你母亲的血布书呢？"小姨问他。

　　他从口袋里掏出来，她展开看了很久，布在她掌心里皱成一团，她的肩膀在微微发抖，但一滴眼泪也没掉。

　　“母亲在写血布书时，叮嘱我一定要找到外公。外公姓林，在福州开保和堂药馆，医术精湛，整个整个村没有不知道他的。”陈爷爷说到这里，脸上浮出一种复杂的表情，嘴角抽动了一下，惆怅地笑不出来。“可是我到了药馆，外公根本不认我。”

　　他们到福州的那天是腊月。

　　福州的冬天湿冷，石板路面上凝着一层薄薄的白霜，空气里有艾草和熬药的苦味，还有灶台上蒸年糕的甜香。

　　保和堂在鼓楼区一条老街上，铺面不大，门楣上挂着一块黑漆匾额，写着“保和堂”三个鎏金大字，笔力浑厚。

　　小姨牵着他的手走进去，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穿长衫的老先生，正在用戥子称药。他闻到一股浓烈而复杂的药味，当归、黄芪、熟地黄，这些名字他后来才知道，但那种气味却刻在了记忆里，一闻到就会想起那天的光线和温度。

　　“外公抬头看见我们，脸色就变了。”陈爷爷说，他记得外公的脸，瘦长，颧骨高，眉骨突出，眼窝深陷，年轻时大概算得上清癯，老了就显出一种冷硬的线条。

　　外公把戥子放下，药末洒了一柜台，他厉声说：“你来做什么？”小姨把血布书递过去，外公看了一眼就扔在地上，布上的字迹朝上，我能想象那个画面，暗红色的字在月白色的布上格外刺眼。

　　“他骂我母亲是‘不孝的东西’，骂我小姨是'叛国的贱人'。我小姨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手指攥着衣摆，指甲把布料都掐出印子了。”

　　外公还在气两个女儿的婚事。

　　大女儿，也就是陈爷爷的母亲，远嫁汕头一个当兵的，他不同意，觉得海军漂泊无定，女儿跟着受苦。

　　当初林素心要嫁时，外公摔了药罐，说“你要走就永远别回来。”结果大女儿说走就走了，三年没回过门，只有逢年过节寄一封信来，信封上贴着汕头的邮票，外公每次都看也不看就扔进炉子里烧了。

　　小女儿更让他恼火，抗战打起来了，她居然嫁给日本人，这在福州医界同行面前让他抬不起头。

　　两个女儿，一个“不孝”，一个“叛国”，外公恨屋及乌，看见陈爷爷那张脸就觉得是来讨债的。

　　那天小姨跪在药馆的地上磕了三个头，额头都磕红了，外公转身进了内堂，门帘撂下来，发出哗啦一声响。

　　“隔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还在后院廊下睡着，被药馆的杂役拽醒了。”陈爷爷用方言念了那位杂役的名字。

　　“那杂役跟我说，掌柜让你去找你小姨。然后往我手心里塞了十几个铜板，外加一小包干粮。我那时候太小了，不知道那是赶我走，还以为外公让我去找小姨玩。我就这么被推出了药馆的大门。”

　　五岁的孩子站在福州清晨的街道上，石板路还泛着潮气，天光从灰蒙蒙的云层里漏下来，给屋瓦涂上一层淡淡的青白色。空气里的药味淡了，多了些炊烟和潲水的味道。街上行人不多，几个挑担子卖菜的从身边走过，担子里的青菜上还带着露珠。

　　他攥着那包干粮站在药馆门口，不知道往哪里走。他莫名喊了两声“小姨“，没人应。他喊“外公”，门板后面静悄悄的。他犹豫了一下，决定沿着昨天来的方向往回走，也许能找到小姨住的客栈。

　　远处忽然传来整齐的皮靴声。

　　他扭头看见一队日军正从街口拐过来，刺刀在晨光中闪了一下，像一条鱼跃出水面。他吓得转身钻进旁边的巷子，怀里的干粮包散开了，炒米撒了一地。

　　他不敢回头捡，只顾往前跑，巷子里的石板不平，他摔了一跤，膝盖磕在石棱上，裤子的膝盖处立刻洇出一小片深色。他爬起来继续跑，跑进一条更窄的巷子里，看见一个倒扣的木桶，就钻进去蹲着，把身体缩成小小的一团。皮靴声越来越近，从巷口经过，他听见士兵说话的声音，听不懂。他捂着嘴不敢喘气，等声音远了才敢探出头。

　　“那条巷子七拐八弯的，”陈爷爷用手在空气中比划着路线，“我绕了很久，不太认路。福州的巷子长得都差不多，青砖墙，木门板，墙角长着青苔。我凭记忆摸回药馆去了，可我不敢再敲门。我就蹲在药馆对面的屋檐底下，抱着膝盖，肚子饿得咕咕叫。就数地上的蚂蚁，一只、两只、三只，数到三十几只的时候，药馆的门开了。”

　　他不哭不闹地走回保和堂门前。药馆刚开门，伙计在卸门板，看见他回来了，拿抹布赶他走。抹布湿漉漉的，带着药渣的味道，抽在他胳膊上啪的一声。

　　陈爷爷就往门槛旁跪下了，直挺挺地跪在青石板上。石板又硬又凉，膝盖本来就在巷子里磕破了，跪上去像是跪在刀刃上，疼得他咬紧了牙关。

　　“那伙计来拖我，拽我胳膊，扯我衣领，我母亲的银饰品还别在我衣领内侧，被他一扯掉在地上，我赶紧伸手去捡。伙计骂我，说掌柜的不想见你，你走吧。我不走，他就上脚踹，踹在小腿上，我整个人往前扑了一下，手掌撑在石板地上磨破了皮。我还是跪着，把银饰品攥在手心里，攥得硌出了印子。”

　　外公从内堂出来，隔着药柜的雕花格子，他看见一个瘦小的孩子在门口跪着，旁边伙计还在推搡。

　　外公穿着那件灰蓝色的长衫，手里还捏着一把药材。

　　他没说话，转身回去了，背影消失在通向内堂的门帘后面。伙计也不敢再动，任陈爷爷跪着。

　　他跪了多久？

　　他答不上来，只看见街对面的店铺一家一家开了门，卖面的支起了锅灶，卖菜的摆出了摊子，檐下的白霜慢慢化成了水。从辰时跪到午时，从午时跪到申时。四个时辰。膝盖已经完全没了知觉，两条腿像两根木桩子钉在地上。他口渴，肚子饿，那包干粮在巷子里撒了大半，剩下的几粒炒米还揣在口袋里，但他不敢吃，怕一动就被赶走。

　　“外婆来了。”陈爷爷的声音忽然有了温度，像是结冰的河面上忽然裂开一道缝，底下有春水在流。“她那时候六十三了，裹着小脚，走路一晃一晃的，像一只年迈的鹳。她从后院出来，看见我跪在那儿，碗从手里滑下去，哐当一声碎了，莲子羹淌了一地。她的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那眼泪淌过她脸上的皱纹，一滴一滴落在青石板上。”

　　外婆问外公：“囡囝来了吗？”

　　她叫我母亲囡囝。外公在账房里摔了算盘，珠子哗啦啦散了一地。

　　外公吼道：“她敢来污了我这地，我就把她的腿给打断！”

　　外婆没理他，蹲下来抱我。

　　我那时候还不太明白，只知道她的怀抱很暖，有桂花头油的味道。她的手揉着我的后背，掌心的温度透过棉袄传进来。

　　“造孽呀造孽呀，她嘴里反复念叨着，声音又低又软，就像小时候母亲哄我睡觉一样。”

　　她把我扶起来，我的膝盖已经跪得弯不了了，两条腿僵直着，她扶着我一步一步挪进药馆的后院。

　　那天傍晚，外公终于松了口，同意他留下。

　　他坐在后院的廊下，外婆给他端了一碗粥，粥里卧了一个荷包蛋。他饿极了，吃得狼吞虎咽，米粒沾了一脸。外婆在旁边看着，一边抹眼泪一边笑，伸手替他擦掉脸上的米粒。

　　这时外公从里屋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张纸，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外公说：“留下可以，三个条件。”

　　第一，改姓林，从此姓林不姓陈。

　　陈爷爷说他那时候还不太懂姓的含义，只觉得“陈””是爹的姓，“林”是外公的姓，换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

　　第二，管外公叫“老爷”，管外婆叫“老夫人”，不许叫外公外婆。

　　第三，家里的活他得干，不能白吃白住。

　　陈爷爷点点头，说“好”。

　　外公看了他一眼，把那纸收起来，转身走了。他后来才知道那是份契约，写着收留的条件和年限，外公做事一向这样，什么都要白纸黑字写清楚。

　　“我外婆后来偷偷跟我说，你外公是个锯嘴葫芦，心里有嘴说不出。他让你改姓，是不想让你在外面受欺负，姓林在福州好办事。他不让你叫外公，是怕你叫了，他就心软了。”

　　陈爷爷在保和堂待了六年。

　　六年里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用竹扫帚把前厅后院的里里外外扫一遍，扫完了去药材晒场翻晒陈皮菊花，那些药材摊在竹匾上，太阳一照就散发出干燥而温暖的香气。然后捣药，捣药碾子是铁制的，圆滚滚一根，他要把药材捣成粉末，一捣就是半天，手心磨出血泡，血泡破了结成茧，茧再磨破又结新的。

　　外公对他的苛刻从未松懈过，饭桌上他不许夹菜，只能吃碗里的白饭配煎蛋。背不出药决要罚跪香，一炷香烧完才能起来，那炷香烧得慢的时候他要跪上大半个时辰，膝盖下面垫着参差不齐的石板。

　　“但外公让我念书了。”陈爷爷说，语气里带着一种复杂的分量，像秤砣压在舌根上。“保和堂所在的街区有一所私立小学，外公每月交学费亲自送我去读书，放学回来再干活。他知道我不识字不行，将来没法活。他有他的道理。”

　　真正让他撑着活下来的，是外婆。每当他被外公责骂或罚跪，外婆总会悄悄推开他的房门，塞几颗板栗在他枕头底下。板栗是烘熟的，用油纸包着，剥开来还是温的，外壳油亮亮的，一捏就裂开一道缝。“吃吧，别让你老爷听见。”外婆说这话时眼睛弯弯的，像两枚月牙，嘴角有一颗小痣，她笑起来那颗小痣就跟着往上提。

　　有时外公要他挨板子，木板打在手掌上又红又肿，肿得连笔都握不住。

　　外婆就去药柜里取一小瓶红花油，趁外公午睡时轻轻给他揉，她的手指也是凉的，揉在火辣辣的掌心上，凉意一丝一丝地渗进去，疼就慢慢退下去了。

　　她一边揉一边小声念：“不疼不疼。”呼出的气暖融融的，扑在他手掌上，像春天的和风。

　　“我外婆的名字叫白露。”陈爷爷说，"白露那天的白露。她嫁进林家那年正好是白露节气，我外公就给她取了这为字。她本名是叫秀英的，很普通一个名字，满街都是叫秀英的。可白露不一样，白露是节气，是秋天的开始，是露水凝成白色的日子。我外公给她取这个名字，觉得她像白露时节的早晨，清冷里带着一点暖意。”

　　辛辣苦涩的日子里，那些板栗是他唯一的甜。

　　他舍不得一口吃完，总是含在嘴里慢慢化，让甜味在舌根处停留久一些再久一些。

　　有时候他会把板栗藏在枕头底下攒起来，攒到四五颗了，半夜里偷偷摸出来一颗一颗地含，含到天明嘴里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甜气。

　　外婆偶尔会多给他两颗，眨着眼睛说：“偷偷多拿的，别告诉你爷哈。”他也眨着眼睛点头，两个人就像共谋了一件天大的秘密。

　　我道：“那你外公的药馆蛮幸运的，没有被日本人霸占。”

　　陈爷爷哼笑一声，那笑声短促而干燥，像一片枯叶被踩碎。

　　“怎么会不来。日军占了福州以后，什么卑鄙手段都用上了。低价强购药馆，贬低中医，推行日制的西药，还派了军医来'指导'，其实就是来抄方子、抢药材。他们来保和堂的第一天，一个穿黄军装的军官带着两个士兵闯进来，把药柜的抽屉全拉开翻了一遍，把西洋参、鹿茸、麝香这些值钱的挑出来装进麻袋。我外公站在柜台后面没吭声，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拳头攥得紧紧的，指节都白了。等那些人走了，他把被翻乱的药材一样一样重新归位，手抖得厉害，一包川芎撒了半包在地上。”

　　听到着我心头一紧。

　　“他当面没吭声，当晚就去找了国民党的人。他跟福州警备司令部一个副官有交情，姓赵的，以前来药馆看过病，欠了外公一条命。那人帮他周旋了一通，药馆才算保住了几年安稳。不过药材被征走了大半，西洋参、鹿茸、麝香这些值钱的全没了，只剩些寻常草药撑门面。后来那个赵副官升了职，又帮着周旋了几次，日本人没再来明抢，但药馆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

　　在保和堂的第七年开春，外公患了肺结核。

　　那年头肺痨是不治之症，外公咳了整整三个月，咳到最后痰里带着血丝，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他躺在后院的房间里，窗户常年关着，屋里弥漫着一股潮湿而腐朽的气味。

　　陈爷爷每天端药进去，看见外公的胸膛随着呼吸一起一伏，活如一只破了的风箱，呼哧呼哧地响。

　　“有一天他让我靠近些，”陈爷爷说，“我走到床边，他抬起手来摸我的头。那是我进保和堂六年多，他第一次摸我的头。他的手很瘦，像一把干柴，但掌心的温度还在。他看了我很久，眼珠浑浊了，瞳孔灰蒙蒙的。”

　　“他只说了一句：‘你母亲……是我对不住她。’然后就不说话了，眼睛望着帐顶的绣花，慢慢没了光，跟案板上的死鱼一样。”

　　外公死的时候，陈爷爷没有哭。

　　他说他站在床前，看着那张清癯的脸渐渐褪去最后的血色，嘴唇从灰白变成青紫，他只觉得胸口堵着一块硬邦邦的东西，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外婆从外面进来，看见老伴走了，先是一声没吭地站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忽然踉跄了一下，扶着门框慢慢坐在地上，嘴一张，发出一声长长的、像将死老猫一样的哀鸣。那声音绵延不绝，在药馆的后院里回荡了很久。

　　外公死后，外婆像一棵被抽了根的树，迅速枯萎下去。

　　她本来身体就不好，这些年全靠贵药吊着，老伴一走，没钱没魂，她便成日坐在后院的藤椅上发呆，一动不动地对着院墙上的爬藤植物，一坐就是一整天。

　　板栗也不炒了，陈爷爷的枕头底下再也没有过油纸包。

　　她的眼睛一天比一天浑浊，跟她说话要凑到跟前喊她才听得见。

　　同年白露那天，恰好就是外婆的生日，她中午喝了半碗粥，说想睡一会儿，就再没醒来。

　　“我那天放学回来，推开她的房门，看见她还躺在床上，被子盖到胸口，脸色很平静，像只是睡着了。我喊她，老夫人，老夫人。她不应。我走到床边，看见她手边放着一小包东西，油纸包着。我打开来，是六颗板栗，烘熟了的，还是温的。”

　　陈爷爷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天桥底下静悄悄的，只有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汽车驶过湿路面的唰唰声。

　　他把保温杯又拧开喝了一口，咽下去的时候喉结滚动得很慢。

　　“那六颗板栗我没舍得吃。我用那油纸重新包好，放在个匣子里。后来搬家，从福州搬到台北，从台北搬到台中，又从台中搬回台北，那包板栗一直跟着我。再后来，有一年梅雨季，台中潮得厉害，我打开来看，里面已经长满了绿毛，霉得不成样子了。我才终于把它丢了。”

　　他笑得释然，端起保温杯，杯底磕在铁架子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

　　“我外公的丧事是义子办的。”陈爷爷说到这里，语气平淡，却像冰冷的水里浸了颗酸梅，试图饮出一股甘甜，“外公认过一个国民党的义子，姓沈，是我外公年轻时救过的一个伤员。那年沈先生在闽北剿匪受了重伤，被人抬到保和堂来，肚子上中了一枪，肠子都流出来了。我外公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在药馆养了三个月。沈先生后来在军中做到了不小的官职，逢年过节都派人送东西来，外公推了几次推不掉，就认了这门干亲”

　　外公死后，沈先生来主持大局。他穿着中山装，身后跟着两个副官，把药馆盘了出去，房产也处理了。陈爷爷那时候十一岁，站在人群后面，看着那些人把药柜上的抽屉一屉一屉搬走，当归、川芎、黄芪，那些他闻了六年的味道渐渐消散了。

　　他看见外公的匾额被摘下来，黑漆鎏金的“保和堂”三个字在阳光下闪了一下，然后被横着放进一辆板车拉走。

　　陈爷爷在心里想，这是母亲记忆中常挂在嘴边的地方，也是外公站了一辈子的柜台，更是给了他第二条命的地方，如今什么都没有了。

　　丧事办完那天晚上，沈先生带他到一栋三层的小洋房去。

　　那栋洋房在福州的繁华地段，外墙刷着米黄色的漆，二楼有铸铁的阳台栏杆，阳台上摆着几盆叫不出名字的名贵花。大厅里吊着水晶灯，灯火通明。

　　陈爷爷站在门口不敢进去，他的布鞋在门槛外蹭了好几下，鞋底沾着从保和堂带来的泥土。

　　大厅里站着一群少年少女，男孩子穿着笔挺的学生装，衬衫领子雪白；女孩子有穿着旗袍或洋裙，头发烫成小小的卷，梳得得体的。

　　他们都好奇地打量这个从药馆来的、衣衫陈旧的瘦弱男孩。他的棉袄肘部磨破了，露出里面灰白的棉花，裤腿短了一截，露出一小段脚踝。

　　沈先生坐在太师椅上，让他端茶跪拜。

　　有人递给他一只青花瓷的盖碗茶，茶很烫，碗壁透过瓷片传来灼人的温度。他双手捧着，手抖得茶水都溅出来，洒在手腕上烫红了一小片。他跪下去，膝盖磕在大理石地面上，咚的一声闷响。他磕了三个头，头碰到地面，额头上有凉意透上来。

　　在管家的催促下，他喊了一声“父亲”，声音轻得，听不出任何情绪，在大厅内飘了一飘就散开，落在四下里。

　　“从那以后我就改了姓，跟着沈先生姓了沈。名也改了，叫沈知白。知白守黑的那个知白。”他说这名字时皱了下眉，就如同翌日管家给他准备一件不合身的衣服，领口太紧，勒得脖子不舒服，同这新的身份一般，让他十分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