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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季 地瓜の板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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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中旬，台北的天气像翻了脸的恋人，昨日还是温柔的秋阳，今晨便泼下满城冷雨。
我骑着那辆阿嬷从外头掏来的单车穿出夜间的巷子，雨丝斜斜地扎在脸上，冷风灌进冲锋衣的袖口，像是有人往骨缝里塞了一把碎冰，还用锤子轻轻敲打，那种钝痛从手腕一直延伸到肩胛。
刹车时轮胎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发出尖细的哀鸣，像极了被踩了尾巴的猫。
我在天桥下停住，不是因为红灯，是闻到一股焦甜的香气。
那香气霸道得很，穿过雨幕、穿过车流的尾气、穿过我口罩的层层阻隔，直愣愣地撞进鼻腔里。
我循着味道扭头，看见对面路旁停着一辆小推车，铁架子上悬着一盏暖光灯泡，昏黄的光晕在雨中晕开，像是被定格在油画上的黄昏。
车旁坐着一个老人，缩在棉袄里，戴一顶灰毛线帽，正低头翻弄铁皮炉上的板栗，铲子刮过铁皮发出沙沙的响声，和淅淅沥沥的雨声混在一处。
一块泡沫板斜靠在车头，污渍斑驳，风雨侵蚀得字迹在一格格泡沫上洇开。
地瓜の板栗。
木板右下角还有一行更小的字，被雨水泡得几乎看不清，我眯着眼辨认了好一会儿，大约是“阿伯亲炒·暖手暖心”。
不知从哪天起，我总会在不远处刹住车，双脚撑地，隔着十几米的距离观望。
台北的冬夜来得早，六点刚过天就黑透了，路灯把天桥的影子拉得瘦长，横在路面上像一道黑色的栅栏。
行人裹紧外套匆匆走过，伞尖戳着地面，高跟鞋叩叩作响，偶尔有人停下来，停下脚步看着小推车上被摆放在筐里的板栗，陈爷爷便从马扎上欠起身，用闽南腔调的国语热情招呼。
我在暗处看得分明，他称板栗时手指微微发抖，秤杆要晃两三回才稳当，右手食指的关节明显肿大，大概是年轻时留下的旧伤。可他总要多添几颗进去，笑着对客人说“这多了送你的，天冷多吃点暖胃”，声音喑哑却带着一种温吞吞的热气，像刚出锅的板栗。
我曾经在大陆摆过三个月的小摊，卖廉价衣服。那会儿每天按时蹲守在心意的角落位置，却仍是会被城管追着跑，折叠桌一收就往巷子里钻，身上行囊叮叮当当地乱响。
有时做生意遇上挑剔的客人把衣服翻来覆去地看，指着缝线说“这里歪了那里松了”，最后又不买，心里头那股子焦灼像烧开的水，咕嘟咕嘟往上顶，顶到嗓子眼就成了一团又酸又涩的东西，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因此每当有客人听完陈爷爷耐心讲解板栗的产地、地瓜的品种，甚至热心地教人家怎么挑“糖心”地瓜，“用手掌掂量，外壳要有裂纹的才甜”，最后却摆摆手走掉时，我总替他在心里捏一把冷汗。
夜风吹来，带着水腥气和凉意，我望着灯下他佝偻的背影，棉袄后背磨得发亮，肩胛骨的形状隐约可见，像两只收拢的翅膀。
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守着一车热食，在这冷清的路口从黄昏坐到深夜，若卖不完呢？是推回去明天再卖，还是送给附近住户，或者……
我脑子里的问号越滚越大，像三座山压在胸口，终于蹬下脚撑，推着车走过去。
单车链条在雨中嘎吱嘎吱响，我把车停在小推车旁边，摘下口罩，呼出的白气在灯光里散成一小团雾。
“爷爷你好，要两斤板栗。”我的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抖。
陈爷爷抬起头来。白炽灯直直照着，他浑浊的眼珠里映出两点光斑，像两颗被水泡久了的玻璃珠，瞳孔边缘有一圈灰蓝色的浑浊。脸颊凹陷下去，颧骨突出，笑起来时皱纹堆叠成深深的沟壑，从眼角一直延伸到嘴角，像一张被反复折叠又展开的旧地图。
声音却出乎意料的清朗，带着一点点闽南语的软糯尾音：“小姑娘，听你的口语不是本地人，家里这里远吗？”
我被问得一愣，下意识警惕。
“挺远的，”我脱口而出，拇指无意识地抠着车把上的橡胶套，“家在大陆。”
他怔了半秒，随即笑得更开了，眼角的褶子挤成一团，露出缺了一颗的下牙：“哎呀，错了错了。我说的是你现在住的地方，你今晚要骑去哪里嘛。”他的手掌在空中比划了一下，掌心有厚厚的茧，纹路里嵌着洗不掉的炭灰色。
我这才反应过来，脸上一热：“我理解错了，不远，再骑个五百米就到住处了。”四目相对，我尴尬地挤出一个笑容，手指绞着冲锋衣的拉链头，拉链齿在指腹上硌出浅浅的印子。
陈爷爷转过身，掀开棉布罩着的板栗筐。那棉布是深蓝色的，洗得发白，边角有缝补的痕迹，针线齐整却不是机缝的。热气腾地涌出来，香气扑在脸上，带着焦糖似的甜，还有一丝柴火燃烧后残留的烟熏味。他用小铲子往纸袋里装，铲子是铁打的，柄上缠着布条防烫。手背上浮着几块深褐色的老人斑，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炭灰，拇指指甲盖上有道纵向的裂纹。
“来这里念书？”他头也不回地问，声音被板栗的哗啦声盖了一半。
“对，交换生。”我点头，又说，“来台北快两个月了。”
“大陆哪里的？”
我自然地答：“普宁。”说完又觉得这个地方他可能不知道，赶紧补了句，“广东揭阳那边。”
陈爷爷的动作忽然停住，木杠杆悬在半空，铲子也顿住了，板栗哗啦啦滑回筐里几颗，有一颗滚到棉布罩子边上，在昏暗的光线里泛着深褐色的油光。
他慢慢转过身来看我，灯光落在他花白的眉毛上，眉毛又长又密，末端微微卷曲，有几根全白了，在额前支棱着。
陈爷爷的嘴唇动了动，像是在咀嚼这两个字，普宁，普宁，舌尖抵住上颚又松开，发出两个短促的音节。
“我知道普宁。”他说，声音忽然轻了下去，犹如茧丝被抽成一根细白的线，“我孙媳妇就是普宁人。”
我眨了眨眼，有些惊讶。夜色里这个不起眼的小摊，这个卖板栗的老人，忽然和我的故乡产生了某种联系，像一根看不见的细线从普宁的老祠堂一直牵到台北这座天桥底下。
我没留意到那袋板栗被多称了两斤，也没留意到他又添了一块地瓜进去，只看见他又坐回马扎上，马扎的铁管腿在水泥地上蹭出一声轻响。
他拍了拍旁边的矮凳，那矮凳也是铁架的，凳面是一块钉了海绵的木板，用格子布包着，坐下去会微微下陷。
“小姑娘，”他侧过头来看我，灯光在他半边脸上画出明暗的分界，“赶不赶时间？”
风忽然弱了些，雨丝变成若有若无的雾气，白炽灯的光晕里浮动着细小的水珠。
我鬼使神差将车停好地坐下了，矮凳比马扎矮一截，坐上去视野正好与他平齐。
板栗的香气暖暖地裹着我们，夜色也如悬疑精彩故事的桥段，让人觉得神秘。
他看了我一会儿，那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在透过我看另一个人，或者透过我回望岁月里的那段时光。
随即他笑了一下，说：“我跟你讲个故事吧。”
“好。”我说。
他清了清嗓子，从车筐边摸出那只保温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保温杯是军绿色的，杯身掉了几块漆，露出底下的铁灰色。他喝水的时候喉结上下滚动，像一颗在皮肤下移动的石子。
“这故事有点长。”他说，“可能讲不完，讲到哪算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