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仆》或嫣

10、第 10 章 那个家，已

　　转眼就该过年了，腊月二十三，小年。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祭灶。

　　江公馆也很重视，厨房里供上了灶王爷的画像，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供品，赵叔领着下人们给灶王爷磕头，祈求来年灶台兴旺、五谷丰登，平安顺遂。

　　郑君也跟着磕了头，磕得很认真，额头实实在在碰在砖地上，咚咚作响。赵叔看了直咂嘴，也实在懒得说他了。

　　祭完灶，赵叔拿着单片老花镜比着清单，开始准备过年的吃食。蒸年糕、炸丸子、灌香肠、腌腊肉......厨房里天天热火朝天，油烟味和香味混在一起，把整个后院都熏得暖烘烘香喷喷的。

　　郑君给赵叔打下手，洗菜切菜烧火，什么活都干。他的手艺比以前好了许多，切的萝卜丝又细又匀，赵叔难得夸了他一回。“你这刀工有长进了，以后离了江家，好歹能去饭馆里找个差事。”

　　郑君笑了笑，没有说话。离了江家？他不会离的。除非少爷赶他走，可这话不能说，说了赵叔又要骂他。

　　家仆们整日喜气洋洋，盼着过年，他们每年除夕能多分红利，有人幸运能多拿好几月工钱。

　　可主子们这边似乎有些冷清。

　　腊月二十九，江怀远在外面应酬，很晚才回来。江太太带着丫鬟去娘家送年礼，也没回来。偌大的江公馆里，只有江凌誉一个主子在家。

　　那天晚上，郑君去给江凌誉送热水。他端着水壶走到卧房门口，正要敲门，听见里面江凌誉的声音，比平时低沉许多，有些疲惫。“我知道了。舅舅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好，你继续盯着，有什么消息随时告诉我。”

　　郑君手悬在半空中，没敲下去。

　　江凌誉在房间打电话。那个年代电话算个稀罕物件，整个江公馆里只在老爷的书房和少爷的卧房里各装了一部。郑君从没碰过电话，他对那个能隔着老远和人说话的小匣子又敬畏又好奇。

　　他本应该退开的，少爷打电话的时候不喜被人打扰，这是府里不成文的规矩。可他没走，他从江凌誉的声音里，听出了不同寻常的东西。

　　出什么事了？

　　郑君在门外站了一会儿，直到里面的说话声停了，才轻轻敲了敲门。

　　“进来。”

　　郑君推门进去。江凌誉坐在床沿上，手里还握着电话听筒，脸上的表情在灯光下有些阴沉。他看见进来的是郑君，眉头皱了一下，把听筒搁回电话机上。“热水放这儿。”他指了指床头柜。

　　郑君把水壶放好，看了江凌誉一眼，少爷的脸色不太好，眉心拧成了一个浅浅的“川”字，嘴唇抿得很紧。

　　“少爷，”郑君鼓起勇气，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您没事吧？”

　　江凌誉抬起头，瞥他一眼。

　　郑君后悔了，他不该多嘴的，少爷的事，轮得到他一个下人来问吗？

　　“少问，出去。”果然。

　　“对不起，我多嘴了。”郑君连忙低下头，转身往外走。

　　“回来。”

　　郑君转过身，看见江凌誉站起来，朝他走来。

　　江凌誉低头看着他，眼里映着灯光，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翻涌，又被生生压住了。“谁让你问的？”

　　“什么？”郑君吃惊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撞上了门框。“没人，我，我是担心少爷......”

　　“担心我？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担心我？”

　　郑君的脸色刷地白了。

　　江凌誉伸手捏住了郑君的下巴，抬高。“你记住了，在这座宅子里，你的本分是把活干好，不该你管的事，一句都别多问。明白吗？再问直接打死。”

　　郑君的眼眶红了，下巴被捏得生疼，疼得他直抽气：“明……明白。”

　　江凌誉松开了手：“滚吧。”

　　郑君是逃出去的。他一口气跑到院子里，才停下来大口大口喘气。

　　夜风吹在脸上，冷得刺骨，可他的脸颊却是烫的。一半是疼，一半是羞耻。月光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瘦，像一只被遗弃的流浪猫。

　　他又越界了。他又忘了自己的身份。他以为少爷给他一盒药膏，就是对他有了一点点的不同。可事实证明，那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在少爷眼里，他还是那个无关紧要的、连关心都不配的下人，什么都没变，永远都不会变。

　　除夕那天，江公馆里热闹非凡。

　　从早到晚，鞭炮声不绝于耳。大门口贴上了崭新的春联，院子里挂满了红灯笼，连下人们都换上了新衣裳，每个人都喜气洋洋。

　　郑君也换了一件新棉袄。是赵叔给他做的，灰色的粗布面，里面絮了新棉花，穿在身上真暖和。赵叔说这是给他过年的新衣裳，让他好歹体面一回，旧的裤脚都短了。郑君推辞不过，只好穿上了。

　　年夜饭分两拨吃。主子们在前厅里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下人们在厨房里也支了一张桌子，虽不及前厅的精致，却也比平时丰盛了许多。赵叔亲手做了红烧肉、八宝鸭、狮子头摆了满满一桌。

　　“来来来，都坐下，今天过年，别拘着了。”赵叔招呼着大家入座，又特意给郑君夹了一块红烧肉，“多吃点，正长个呢。”

　　郑君接过肉，低头咬了一口。肥而不腻，满嘴生香。他嚼着嚼着，鼻子就酸了，他已经不记得上一次一家人团聚是什么时候了。

　　“怎么，不合胃口？”赵叔看他停下了，连忙问。

　　“没有，很好吃。”郑君用力摇摇头，把剩下的半块肉塞进嘴里，鼓着腮帮子嚼着，把眼泪一起咽下去。

　　吃过年夜饭，江公馆的下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后罩房里守岁。赵叔搬出了一坛子自酿的米酒，几个婆子嗑着瓜子搓着麻将，小丫头们挤在桌沿边翻花绳，厨房的张师傅喝高了，扯着嗓子唱了一段不成调的梆子戏，被大家哄笑着撵了出去。炭火烧得旺旺的，屋里暖烘烘的，热闹得很。

　　唯独少了郑君。

　　他一个人穿过垂花门，走到了前院。

　　前厅里灯火通明，隔着花窗，看见里面人影绰绰。

　　江怀远坐在主位上，比平日里少了些威严，多了几分随和。江太太坐在他旁边，鬓边簪了一朵红绒花，正侧着头和身旁的女眷说什么。

　　下手坐着江凌誉和几位近亲，丫鬟们端着酒壶在旁边伺候，灯影摇红，觥筹交错。明明是至亲的人坐在一处，满桌珍馐，满堂锦绣，气氛却说不出的怪异。

　　江怀远和江凌誉父子俩隔着一张桌子，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江太太偶尔给江怀远夹一筷子菜，他也并不动筷。亲戚们推杯换盏说着吉祥话，笑声客气又周到，像隔了一层透明的玻璃罩子，看得见热闹，听不见真心。

　　郑君站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远远地看着那个灯火辉煌的厅堂。他想起了自己家，八九岁以前的家。

　　乡下的老房子，土坯墙青瓦檐，一到冬天四处漏风，可年三十的晚上，灶房里永远烧得暖烘烘的。奶奶在灶台前忙活，蒸笼里白胖胖的馒头挤挤挨挨地冒着热气，满屋子都是馒头香。爷爷蹲在门槛上磨菜刀，嘴里哼着荒腔走板的小调，磨几下就用大拇指试试刀锋，眯着眼睛瞧瞧，摇摇头，接着磨。娘在堂屋里摆碗筷，八仙桌擦得锃亮，上面摆着几碗红烧肉，那是过年才有的硬菜，肉块切得巴掌大，油汪汪的，他和小妹拉钩上吊约好了一人一块，谁也不许多吃。

　　他爹那时候还在家，没去上海。年三十的晚上，他爹把他扛在肩膀上，去村口的场院上看放鞭炮。他骑在他爹脖子上，两只手揪着他爹的耳朵当缰绳，他爹疼得龇牙咧嘴从来不恼，笑呵呵地说：“小满你轻点儿，你亲爹的耳朵都要被你揪掉了！”他就咯吱咯吱笑。

　　鞭炮放的噼里啪啦响，他吓得缩脖子，又忍不住看，他爹用两只大手捂住他的耳朵，手掌暖得像两块刚出炉的红薯，他摇头晃脑的乱蹭。

　　还有小妹。小妹那时候四岁，扎着两个羊角辫，穿着娘用旧棉袄改的小花袄，走起路来像一只摇摇晃晃的小鸭子。年三十守岁的时候，小妹总是最先睡着的那个，歪在奶奶怀里，小嘴微微张着，口水流了一衣襟。奶奶轻轻拍着她的背，给她哼歌听，唱“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花窗”。

　　那时候他不知道什么叫“穷”，只知道过年是甜的，空气是甜的，井水是甜的，连灶台上贴的那张褪了色的灶神像看着都是甜的。

　　后来他爹说，要去上海挣钱，让家里过上更好的日子。他爹先走了一年，然后托人捎信回来，他在一家有权有势的人家里养马拉车，说在上海站稳了脚跟，要把他们全家也接过去见见世面。他高兴得一宿没睡着，把娘给他缝的那件新褂子叠了又叠，提前塞进包袱里，想着到了上海要穿着新衣服去见爹。

　　后来呢？

　　后来就是家破人忙了呗，奶奶雨天摔跤病了，再也没站起来，吃了好长时间药没用，走了。爷爷丧偶悲痛欲绝，没多久也跟着去了，娘跟小妹也没熬过后来的瘟疫，一个家就这么散了。他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土坯墙青瓦檐的老房子，再也没有吃过奶奶蒸的白面馒头，再也没有骑在他爹脖子上看过鞭炮，他成了孤苦伶仃的野孩子。

　　郑君眨眨眼，把泛起的涩意逼了回去。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裳，干净的棉袍，针脚细密，料子虽然不算顶好，可比当年那件打满补丁的破褂子强了不知多少倍。他在江公馆有饭吃，有床睡，有月钱拿，旁人看来已经是从糠箩跳进了米箩。

　　可这不是家。这灯火通明的江公馆不是家，那个土坯墙青瓦檐的老房子，才是家。而那个家，已经没了。

　　他呼出一口气，在冷夜里凝成一团白雾，然后又望向那个灯火辉煌的厅堂。

　　他看不见江凌誉的脸，只有一个模糊的侧影。江凌誉端坐在桌前，隔着这一扇雕花窗，那么远，那个侧影就像画在灯影上的一层浅金，好看得不真切。

　　郑君脚下不由自主地往前迈了几步，他在人世间就这么一个牵挂了，他唯一的亲人，不对，少爷不是他的亲人，少爷是他的主子。可在他心里，少爷早就不只是主子了。他是他命里的月亮，他抬头仰望了八九年的人，是他在这个空荡荡的大宅子里唯一想靠近的灯火。

　　他想离近一点，再近一点，年夜饭他不能上桌，团年酒他不能敬，没关系，只要让他多看一眼就好。

　　他刚走到廊下，还没踏上台阶，廊柱后面晃出一个人影。

　　郑君一看，马上掉头。

　　“怎么了？看见鬼了？”阿四的声音从背后追上来。他喝了不少，稳稳当当地堵在郑君面前，胳膊一伸，挡住他的路。

　　郑君无奈被拦下，对他再没好脸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