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衫碎》》秋雨无痕

7、第 7 章 山野安身，

　　深坑的日子，头几天过得像踩在一层薄冰上，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的，怕踩重了会碎。
　　清晨天不亮便醒了，窗外的鸟鸣从青灰色的山影里透进来，清脆而短促，一声接一声的，像在催促着什么。我翻了个身，干稻草在身下窸窣作响，被面那股皂角的清香气还残留在鼻腔里，只是已经混了泥土和霉湿的味道。窗外的布帘被风撩起来一角，一线冷冽的晨光切进来，把墙上的裂缝照得分明，那些深浅不一的补丁在光里显出深浅不一的色块，像一张被反复涂抹过的旧地图。
　　我坐起来，揉了揉眼睛，看见苏晚晴已经醒了。她没有起身，侧躺在床上，脸朝着窗口的方向，一只手搭在枕头底下，指尖轻轻探着那只画夹的边缘。她的眼睛是睁着的，望着窗台上那盏灭了的煤油灯出神，睫毛在晨光里微微颤动着，像两只落在水面上的蜻蜓，一触即离。
　　我轻声叫了她一声：“晚晴。”
　　她眨了眨眼，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慢慢游回来，转过头看我时，嘴角翘了起来：“念荷，你醒了。”
　　那笑容淡淡的，像是被晨光稀释过的蜜，甜得不浓，却让人心里一暖。我掀了被子下床，脚踩在青砖地面上，冰凉凉的，一股寒意从脚心蹿上来。冬末的深山，清晨的空气像刚从溪水里捞出来的绸缎，又冷又湿，贴在皮肤上，激得人打了一个哆嗦。
　　郑倚静还在蒙头大睡，张静文已经起了，正蹲在祠堂门口的水缸边用冷水洗脸，洗完了又拿那把木梳子慢慢地梳头发，动作不紧不慢的，透着一股任你天塌下来也乱不了阵脚的沉稳。刘队长前一天临走前交代过，头几天不急着安排农活，让我们先熟悉村里的地形、认认人、把住处收拾利索。这话说得好听，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是看我们头天爬山累得半死，给了一天喘息的机会。
　　吃过早饭，是那种用柴火灶煮的稀粥，配着一碟咸萝卜干，粥稠得能立住筷子，米香里混着一股淡淡的柴烟味，倒也不难吃。村里的大娘端粥来时，顺手在灶台上搁了一把干艾草，说熏一熏屋子，山里潮气重，容易生风湿。我们三个道了谢，大娘笑呵呵地摆摆手走了，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那笑容实诚得像地里刚挖出来的红薯，带着泥土的温厚。
　　饭后郑倚静说要去村口转转，认一认村里的路，张静文留在祠堂里整理行李，把带来的东西一件件归置好。我拉着苏晚晴出了门，顺着村道往村子深处走。白天的深坑村和夜里的完全不同。夜里只见得轮廓和灯火，白天才看清那些黄土墙上深深浅浅的裂纹、屋檐下挂着的干辣椒在风里轻轻晃动、石阶缝隙里冒出的一簇簇青苔，绿茸茸的，像给老石头镶了一圈绒边。村道上偶尔走过一两个村民，扛着锄头或背着背篓，看见我们便咧嘴笑一笑，也不多话，笑容里带着山里人那种惯有的、朴素的热忱。
　　苏晚晴走在我旁边，步子慢慢的，眼睛四下望着，像是在辨认什么，又像是在把每一样看见的东西都装进心里去。走到村尾时，她忽然停下来，望着不远处一座草木掩映的小山坡，目光定定的，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念荷，你看那里。”
　　我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那山坡不高，坡顶有一片比较平整的空地，长着几棵老松树，枝干虬曲如龙爪，树冠下刚好能容几个人歇脚。从那地方望出去，视野开阔，整条山坳尽收眼底，远处云雾缭绕的群峰层层叠叠，像一幅被水洇开了的山水画。
　　“那里挺好的，”她说，“又清静，又看得远。”
　　她的语气很平淡，可我听出了一点别的东西。她不是在说那地方风景好，她是在找一个地方。一个可以坐下来的、可以望见群山另一头的、可以在农闲时分独自坐上半日的地方。
　　我懂了。我没有接话，只是陪着她站在原地，看着那座小山坡，看了很久。
　　山里冬末的步子走得慢。寒意丝毫不见松动，晨起推门，门缝里漏进来的风依旧扎人，像一把还没开刃的钝刀子，割在脸上不流血，却火辣辣地疼。可仔细看，那些光秃秃的树枝顶端，已经冒出了极细极小的芽苞，硬硬的，紧紧的，像攥着拳头不肯松开的小手。田里的稻茬还留着一截在泥里，被霜打得发白，可翻过的泥土底下，已经开始往外渗那种湿润的、深褐色的潮气了，是地气在回暖的征兆。早晚的雾依旧浓，白茫茫地罩住整条山坳，晨起推门，看不见三丈外的人影，可那雾和深冬里那种沉闷的、死寂的灰白雾不同，它开始动了，缓缓地、吃力地向上攀爬，像是被什么从地底下推着往上走。站在村口迎着那阵雾气站一会儿，能闻到一丝若有若无的、湿漉漉的暖意从泥土深处泛上来，淡淡的，怯生生的，像一句还没想好要不要说出口的话。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往下过。我们渐渐摸清了村里的路，认熟了常打交道的几张面孔，也慢慢习惯了那些与城里截然不同的规矩和节律。可真正让我们掂出生活分量的，是第三天晚上那次工分评议会。
　　那天晚上，刘队长把我们十多个人召集到祠堂正堂里，手里捏着一本薄薄的工分簿，另一只手捏着半截铅笔，站在那张长条桌前清了清嗓子，说：“生产队的规矩我先跟你们说清楚。我们这里男工一天十分工，女工一天八分工。这是死的，谁来都一样。干得多干得好另外加分，偷懒耍滑的扣分，年底按工分分粮分钱，工分少的别怨我。”
　　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出声。张静文的眉头微微动了一下，象是想说什么，但什么话也没说。郑倚静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头的意思我明白，她是在告诉我们，别慌，咱慢慢来，总能有办法。我心里其实没什么慌的，只是把“女工一天八分”那几个字在心里翻来覆去嚼了几遍，嚼出一点涩味来，咽下去了。
　　干了几天的活，队里便给我们评定了正式工分。张静文八分，郑倚静七分半，我六分半。苏晚晴呢，评了六分。她身子比我还单薄些，刚来的时候瘦得像一根春天还没返青的柳条，挑水走不了半趟就歇三回，锄头抡下去像给地挠痒痒。刘队长捏着铅笔在她名字后面停了半晌，抬头看了看她，又低头看了看那行字，最后把“六分”写上去的时候，笔尖顿了一下，像是自己也觉得这个数字有些拿不出手。苏晚晴站在人群后面，安安静静地看着，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可我知道她心里是知道的，六分，比我还少半分，一天下来连五毛钱都挣不到。她什么也没说，散会后照常去灶台边帮忙烧火，蹲在那里往灶膛里添柴的时候，火光映着她的侧脸，一明一灭的，看不出在想什么。一个满工是十分工，折合成钱是八毛五分钱，我六分半一个工，干一天活挣五毛五分钱，她六分，挣五毛一分。
　　头一回对工分的时候，统计的是从上工算起头三天的活儿。张静文三天满勤，一天八分，共二十四分，郑倚静一天七分半，三天二十二分半，我呢，六分半一天，三天加起来十九分半，苏晚晴六分一天，三天十八分。虽说十八分、十九分半搁在工分簿上也不算太难看，可跟其他两人一比我和苏晚晴就差了很多。
　　苏晚晴晚上跟我并排洗碗的时候忽然说了一句：“六分就六分吧......”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平的，手里洗着碗，没抬头，可那话里头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像一棵被石头压住的草，弯着腰，可根还扎在土里，没死。
　　张静文和郑倚静都二十出头，看上去壮实丰满，力气比我大，评定的工分自然比我高。我长得单薄些，刚去时，八十多斤的玉米挑在肩上趔趔趄趄晃来晃去，苏晚晴比我更差，她年纪小，只能挑六十多斤，所以我们两的工分只相当村里十三四岁的孩子。
　　张静文是我们三个人里适应得最快的一个。她块头大、力气也大，挑水比别人多，挑两桶还走得稳当，扛树的时候一个人顶两个男知青的份量，挥锄头半天不歇气。刘队长第一次见她扛着两捆柴火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赞许地点了点头，咧嘴露出那口黄牙：“这女娃，是个干活的料。”后来她干得比男知青还猛，有时候一天能加一点五分，到月底工分，她的工分总是最多，比男工里头一档的成绩也差不了多少。她从来不多说什么，每天早上默默卷起袖口就下地，累了就在田埂上坐一会儿喝口水，歇够了又站起来继续干，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郑倚静常开玩笑说她是“铁打的”，她也不恼，只笑一笑说：“力气用完了还能长，不碍事。”
　　郑倚静走的是另一条路。她体力比不上张静文，但脑子活泛嘴也甜，进村没几天就跟各家各户的婶子大娘混了个脸熟。谁家的鸡下了蛋她第一个知道，谁家的菜地今天翻了她也清清楚楚，村里哪家有红白喜事她比队长还早得到消息，总能恰到好处地搭把手或者送点什么，然后换回来一篮子的青菜萝卜。她处事利落通透，有时候我们跟村民之间有了什么误会，都是她出面去解释周旋，三言两语就把事情摆平了。到月底结算的时候她的工分也在女队员的前面。
　　我自己的日子却过得有些狼狈。
　　我生来就瘦，从小到大都是班里最瘦的那一个，体育课跑两百米永远落在最后。到了深坑之后，那些挑水、砍柴、开荒的重活，我样样都做不利索。挑水走不稳，桶里的水一路走一路洒，到地方只剩了半桶。砍柴使不上劲，别人一斧头劈开的柴火我要砍三四下才断。开荒的时候锄头抡下去，地面只留一道浅浅的白印，别人一上午翻半亩地，我翻不了十垄。刘队长从不说什么，可我从他偶尔掠过我时那一眼里读得出来，那里面有怜惜，也有无奈。
　　苏晚晴那边，日子也在过着。她每天上工下工，跟着村里的大娘学种菜、喂鸡、腌咸菜，把一间小屋收拾得妥妥帖帖的。女工一天八分，她体力比我还弱些，头几个月也挣不了几个工分，可她不声不响地熬着，慢慢也上了路。那张速写画被她用一块干净的手绢包了，压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拿出来看一遍，看完了叠好放回去，指尖在上面轻轻按一下，像在按一个心口上的温热的地方。
　　那天傍晚，我捧着工分簿从祠堂里出来，走到后门的石阶上坐下。苏晚晴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跟了出来，在我旁边坐下来，没有看我的工分簿，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望着远处。太阳刚落下山去，天边还剩一线橘红色的余光，把村子里的白墙黑瓦都染了一层暖色，可那暖意照不到人心里去。
　　她忽然开口：“念荷，你说，六分工，一年下来能换多少粮？”
　　她的语气平平的，像是在算一道很普通的算术题。可我听出来了，她在算的，是她往后的日子。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喉咙里堵着一团什么，一个字也挤不出来。她也没有等我的回答，只是低下头，摊开自己的手掌。那双手上全是细细的伤口，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掌心有几处刚磨破的水泡，渗着淡黄的液体，在暮色里亮晶晶的。她看了一会儿，把掌心翻过来，又看了看手背，那里横着几道被草叶割破的细口子，已经结了暗红色的薄痂。
　　“村里的大娘说锄头落地的时候不要太猛，顺着那个势带下去，省力气，”她说，声音很轻，“可我第一天锄头就脱了手，把脚背砸了，肿了好几天。”她说着，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像是那些疼还在那里似的。“后来慢慢就会了，手也不会那么容易起泡了。可还是挣不到七分工。”
　　张静文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我们身后，她站了一会儿，才绕到苏晚晴面前蹲下来，伸手托起她那只手，看了看那些水泡和伤口，眉头微微皱了一下，随即又平了。“明天我教你一个法子，”张静文说，她伸出一只手比划着，“握锄头的姿势换一下，拇指压在上面，小指松一点，力从虎口走，你试试就知道了。我来了几天就摸出门道了，你不比谁笨，就是还没找到那个窍门。”
　　苏晚晴抬起头看着她，张静文又补了一句：“到时候我在地头示范给你看，你先看我怎么做。几遍下来你就顺了，工分自然就涨上去了。”
　　苏晚晴点了点头，抽回手，拢了拢衣襟，把两只手藏进袖子里。她望着远处那些渐渐模糊成墨色的山影，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说话了。然后她开口了，声音低低的，像是对着自己说的：“六分就六分吧，攒着，总能攒够的。”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工分，还是别的什么。可那话里的东西很重，重得暮色都沉了沉。她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转身往回走，走到门口时又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只说了一句：“我去帮郑倚静烧火。”然后推门进去了。
　　我坐在石阶上，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里。暮色越来越浓，空气里飘来谁家灶膛里烧柴的烟火气，混着一股炒菜的油香。
　　冬末的寒气渐渐退了些，山里的风不再像刀子一样割人了，偶尔还能在正午的日头底下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暖意。可农活并没有因为季节的更替而变轻松，反而一天比一天重起来。翻地、积肥、修渠、备种，桩桩件件都赶在春天正式到来之前要做完。我们每天天不亮就被公鸡的打鸣声和刘队长敲铁钟的当当声叫起来，睡眼惺忪地往田埂上走，扛着锄头挑着水桶，一脚深一脚浅地踏着露水去上工。日子就这么粗粝、缓慢、日复一日地过着，像山脚下那条磨圆了所有棱角的溪石，不知不觉间，我们身上那些城市少年的娇气和棱角，也被这样的日子磨去了大半。
　　陆砚辉比我强些，也有限。
　　他所在的红枫坪生产队比我们所处的深坑还偏，山更高，田更陡，能种的作物也少。我后来听孙建平说起过他的情况，体力活他跟我差不多，都是文弱身子骨出身，按照男工一天十分的底子，他头一个月连八分都挣不到，队里照顾他成分特殊，嘴上不说，年底总归是吃亏的。可他每天收工后不管多累，都要坐在知青屋前的石阶上拉一会儿琴。刚开始村里人听不懂那是什么，远远看着有个瘦高的男娃子坐在石头上拉着一个木头盒子，嗡嗡地响，像山风灌进了什么窟窿眼。后来听得多了，便有人收工路过时停下来听一小段，听了也不说话，扛着锄头走了。
　　再后来，村里的娃娃们傍晚时分便自发围过去，坐在台阶下面一排排地仰着头，安安静静地听他拉。他拉的是从前的那些老曲子，有时候是《白毛女》，有时候是苏联调子改过的革命歌曲，有时候是些叫不上名字的、缠绵的、悠长的调子，像一个人在心里默默地跟另一个人说着什么话，旁人听不懂，可那调子本身是好听的，好听得连扛了一天锄头的大人路过都要慢下脚步来。
　　他的速写本也用得快。村子里的一切他都画：田埂上低头吃草的老黄牛，溪边洗衣裳的婆娘们的背影，祠堂门口那棵老樟树上蹲着的一只黑猫，雪天里炊烟从瓦缝里歪歪斜斜地升起来的样子。可他画得最多的，还是同一个人。那个人的侧影、背影、低头整理鞋带时微微垂下的脖颈、站在田埂上抬手遮阳时下颌扬起的弧度，都反反复复地出现在同一本速写本的不同页面上。有时候画得细，连辫梢上那截红头绳缠了几圈都清清楚楚。有时候画得粗，只是一团模糊的轮廓裹在大片的留白里，可那个姿势、那个角度、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一眼就知道是谁。他画完之后从来不拿给人看，自己翻一遍便合上了，放在琴盒的夹层里。
　　可他从来不提去见苏晚晴的事。
　　农闲的时候，按道理他是有时间来看看苏晚晴的，但他并没有来。他只是照常坐在石阶上拉琴、画画，画完了对着画发一会儿呆，然后收起来，进屋去。我起初以为他是太累了走不动，或者工分不够怕耽搁了正事，男工一天十分，他挣不够那些分，年底分粮就要比旁人少一截，在这深山里饿肚子可不是闹着玩的。
　　后来有一天我去红枫坪帮刘队长送东西，路过他那间知青屋的时候，正赶上他坐在门口石阶上擦琴。已经是冬末了，山里的风依旧冷得割人，他手指冻得通红，握着绒布一块一块地擦琴身，呵出的白气在面前凝了一小片雾。我把东西递给他，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他：“你怎么……不去我们那里看看她？”
　　他手上的动作停了一拍，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跟从前在玉城中学时一模一样，沉沉的、淡淡的，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可那层玻璃底下有什么东西在动着，隐隐的、不安的，像一条被冻在冰面下的鱼，在暗处一挣一挣地顶着头顶那层冰。
　　“去不了。”他说，声音平平的，听不出什么起伏，“冬天地里活少，可队里说今年冬天要多备些柴火，不许告假。工分不够的过完年还要补。”
　　“那她……”
　　“她知道。”他低下头继续擦琴，弓毛一根一根地捻过去，指尖冻得发红也不停，“我托人带过话给她了，让她别等。”
　　“别等”那两个字他说得很轻，轻得几乎被风声盖过了。可我还是听见了。那两个字落进耳朵里的时候像两块冰，凉得人指尖一缩。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手里的绒布一直在同一个地方反复擦着，擦得琴面都泛了润光还在擦，像怕停下来就会有什么东西从指缝里漏出去一样。
　　苏晚晴那边，却还在等着。
　　她从不催，也不托人带信去问。她只是安安静静地过着日子，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该跟村里人说说笑笑就说说笑笑。可她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要把窗台上那盏油灯往院子外面的方向拨一拨，让灯光多照出去几步远。明知道那条山路黑漆漆的望不见头，明知道这个点了不会有人从山那边走过来，她还是要把灯拨过去。仿佛多亮一寸，那个人翻山的时候就能少黑一寸的路。
　　那些日子我们都过得很难。每个人都在咬牙撑着，面上不说什么，底下谁都知道自己在硬扛。张静文的手裂了好几条口子，半夜里蜷在被子里悄悄地咬牙。郑倚静有一次在灶台后面蹲了很久不出来，我掀开帘子进去，看见她抱着膝盖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听见我进来就飞快地抹了一把脸站起来，说烟太呛了熏了眼睛。我夜里躺在铺上听着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地数，数着数着就想起父亲的背影和母亲举着包袱的手，那些画面像老电影一样在黑暗中一帧一帧地闪过，闪得人心口发酸。
　　可也有光亮的时候。有一天我奉了刘队长的命令去红枫坪那边取种子，到那里的时候太阳已经快下山了。远远地，我看见陆砚辉坐在那间知青屋门口的石阶上拉琴。那天的暮色特别好，天边烧了大半天的晚霞，把整片山谷都染成了橘红色。他的琴声就从那片橘红色里飘出来，绵长的、温暖的，像一条被晚光焐热了的小河，缓缓地淌过石阶，淌过院子，淌过村口那棵光秃秃的老槐树，淌向更远的深坑的方向。他拉的是《北风吹》的调子，可不再是当初在玉城中学操场上的那种清冷凄切了。慢了，暖了，沉下去了，像一个人把满腹的话都泡进了一坛酒里，等它慢慢发酵、慢慢变醇，等到有一天掀开盖子，香气能顺着风飘过两座山去。
　　我站在远处的田埂上听了很久。琴声在暮色里飘着，打着旋，被晚风裹着往东边送。东边就是深坑的方向。我想象着那琴声翻过一道山梁又一道山梁，越过一片又一片的梯田和密林，像一只看不见的鸟，衔着一句说不出口的话，落在苏晚晴那间小屋的窗台上。而窗台上那盏油灯正朝着这个方向亮着，昏黄的一小团光，在越来越浓的夜色里执拗地亮着。
　　那光不亮，可它一直在。就像我们所有人的心底都点着那么一盏灯，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有时候暗得只剩一粒火星，可只要风小一点、再小一点，它就能重新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