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衫碎》》秋雨无痕

3、第 3 章 风潮席卷，

　　第三章风潮席卷，青春被迫赴山海
　　1968年的夏天来得格外猛烈。刚进六月，日头便毒辣辣地悬在头顶，晒得梧桐叶子都蔫答答地卷了边。校园甬道两旁的大字报又换了一茬新，红纸黑字密密匝匝地贴满了，浆糊在烈日底下烤干了，边角翘起来簌簌地响，像无数张嘴在无声地翕动。可那上头写的什么，已经很少有人去细看了。看腻了，也看怕了。人人心里都明白，有一件更大的事要来了，那件从去年冬天就开始风传的事，如今终于变成了板上钉钉的红头文件。
　　上山下乡。这四个字像一口大钟，咣当一声砸下来，把整座玉城中学震得鸦雀无声。
　　六月中旬，学校接连三天召开了全校动员大会。操场被晒得滚烫，水泥地面蒸腾着一股热烘烘的尘土气。各班列队站在太阳底下，从早上八点一直站到中午。校革委会主任在台上念文件，念得声嘶力竭，唾沫星子隔着几排人都看得见。他说上山下乡是最高指示，是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由之路，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部署。底下站着的几百号人安安静静地听着，头顶的太阳烤得后脖颈发烫，汗水顺着脊梁沟往下淌，浸透了蓝布衬衫的后背。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打瞌睡，所有人就那么直挺挺地站着，目光望着台上那条鲜红的横幅，上面写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可那目光里装的东西，各人都不一样。
　　我站在高二班的队列里，挨着赵卫东。他今天难得地安静，没有像往常那样在队伍里指手画脚。我看见他的侧脸被太阳晒得通红，额头上沁了细密的汗珠子，嘴巴紧抿着，喉结上下滚了两滚，把什么话又咽回去了。他家是区革委会的干部，按理说最有机会留在城里，可这回政策铁得很，一视同仁，管你老子什么来头，适龄的青年统统下去。赵卫东大概从没想过自己也会有这一天，他写大字报批别人的时候，笔下那么痛快利索，如今那支笔调转过来对着他自己了，他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前排有个男生忽然蹲了下去，旁边的人赶紧扶他，说中暑了中暑了。老师过来把人架走，队伍里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很快又平息了。我看见蹲下去的那个男生被架着经过我身边，脸色煞白，嘴唇干裂起皮，眼泡肿着，不知是晒的还是哭的。他的手垂在身侧，指尖微微地颤，像风中一片将落未落的叶子。
　　动员会一场接一场，宣讲一轮接一轮。学校里贴满了光荣榜和决心书，红纸黑字的笔迹张扬有力，写满了“志在四”“扎根农村”“改造世界观”之类的豪言壮语。光荣榜上贴着主动请缨者的照片，一个个昂首挺胸，目光炯炯，胸前戴着大红花，笑得露出一排牙齿。可宣传栏背面，那些没贴照片的空白墙面上，有人用小刀刻了几个字：“我不想走”。笔画歪歪扭扭的，刻得很浅，被粉笔灰一盖几乎看不见，可我经过的时候偏偏看见了。那三个字像三根针，轻轻扎了我一下，不疼，但留下了点什么。
　　我把目光移开了，加快脚步走过去。
　　陆砚辉的名字早在第一批下乡名单上就出现了。这没什么好意外的，凭他的成分，不被发配去农场劳改已经算是格外开恩了。他照常每天背着琴盒来排练，照常坐在靠窗的位置拉琴，照常在排练间隙躲到操场边的梧桐树底下画速写。可我看得出来，他跟从前不一样了。他拉琴时不再闭上眼睛了，而是睁着，望着窗外某处虚空，仿佛想把这间教室、这片操场、这整座校园里的每一寸光影都装进眼睛里带走去。他的速写本换得更勤了，炭笔削得短短的还在用，握在指间像一截烧剩下的火柴棍，在纸面上沙沙地走，留下一道道灰黑色的痕迹。画完了一页便翻过去，翻过去了不再回头看，像在赶时间，像怕来不及。
　　排练散场后我故意走得慢，等人差不多走光了，我绕到操场边。暮色从西边漫过来，梧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斜斜地铺在草地上。陆砚辉还坐在那棵最大的梧桐树下，背靠着树干，膝上摊着速写本，右手握着那截短得几乎捏不住的炭笔，正低头画着。我隔了几步远站着，他没抬头，大概是知道有人来了，但他没有停笔。我往前走了两步，看见他画的是那间音乐教室的窗台，窗台上搁着一只搪瓷缸，缸壁上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窗外伸进来一枝梧桐叶，叶脉画得根根分明，可那叶子的边缘被他画得有些卷了，像是被风吹得快要掉了。
　　“这枝叶子”"我轻声开了口，“我今天早上看见它还在枝上长着”。
　　他手里的炭笔停了一下。"明天就不在了。"他说。声音平平的，听不出什么情绪，可我看见他握着炭笔的指节微微泛了白。
　　他没再画下去，把速写本合上，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草屑，背起琴盒往校门方向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就那么背对着我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念荷，你说山里面有没有梧桐树”？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他没等我回答，又抬脚走了。他的背影在暮色里越来越小，最后拐过甬道尽头的那个弯，看不见了。我站在那棵梧桐树底下，风从枝叶间穿过来，沙沙地响了一阵。我伸手摸了摸粗糙的树皮，摸到几道不知谁刻下的划痕，深深浅浅的，已经结了痂一样的灰褐色树胶。山里面有没有梧桐树呢。我不知道，可我知道他一定会带着他的速写本和琴去的，没有梧桐树，他也总要找一棵别的什么树坐下来，把心里那些画不完的人和事，一笔一笔地都画下来。
　　苏晚晴是过了好几天才知道自己也被列入下乡名单的。那天下午排练时她的心不在焉太明显了，一个转身的动作做了六七遍还是偏了方向，周老师喊了两遍"晚晴"她才回过神来，一脸茫然地站在镜子前面，脸涨得通红。散排后她第一个跑了出去，我追到操场边的石阶上才追上她，她坐在那儿，双手抱着膝盖，下巴搁在胳膊上，望着远处发呆。
　　“晚晴”，我在她旁边坐下来。
　　她没转头，半天才开口：“念荷，我也要去下乡了。好像听说是要去白果岭，在江南，跟溪口镇隔着一座山”。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是平的，可她说“隔着一座山”那几个字的时候，尾音轻轻地往上扬了一下，像一只不小心露了馅的蝴蝶。
　　我愣住了。隔着一座山，那座山的另一头，是陆砚辉要去的桃溪镇。白果岭和桃溪，地图上只有指节宽的距离，中间横着一道弯弯曲曲的等高线。她大概已经把那张地图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了，用手指比划过无数次那条山路，在脑子里走过无数遍那截路程，每一道弯、每一个岔口都熟得能背下来。所以她才会用那种小心翼翼的、藏着欢喜的平淡语气说，隔着一座山。
　　“你不怕吗”？我轻声问。
　　她终于转过头来看我，夕阳的光落在她脸上，把那层少女的茸毛照得金灿灿的。她抿了一下嘴，嘴角弯起来，露出那颗小小的虎牙：“怕什么呀。不就是种地吗，我又不是没力气。再说了”，她顿了一下，目光垂下去望着自己绞在一起的指尖，“隔着一座山，走着走着就到了”。
　　我看着她，喉咙里堵了一团东西，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她才十五岁，白白净净的小姑娘，从小在市舞蹈队长大，身姿轻盈、步伐优雅。她大概这辈子连锄头都没摸过，连稻子和稗子都分不清，可她坐在石阶上跟我说"走着走着就到了"的时候，那语气笃定得让人不忍心揭穿。那座山有多高她不知道，山路有多难走她不知道，下了雨会不会塌方她不知道，冬天大雪封山几个月翻不过去她也不知道。她只是想着，翻过那座山就能看见他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干净，干净得让人心口发疼。
　　我把手搭在她的手背上，她的手小小的，凉凉的，骨节细得像春天刚抽出来的柳条。
　　“晚晴”，我说，“到了那里，好好照顾自己”。
　　她“嗯”了一声，把脑袋靠在我肩上，安安静静地坐了一会儿。风从操场上吹过来，梧桐叶哗啦啦地响着，落了几片在她的头发上。她没有伸手去摘，就那么靠着我的肩膀，像一只走累了的小猫，暂时找了个暖和的地方歇一歇。
　　后来的日子像是被谁按了快进键，一页一页翻得飞快。学校里人来人往，忙碌得近乎慌张。填表、体检、领物资、开会、拍集体照、写决心书、开欢送会预备会……所有的事情挤在一起，像一锅被架在猛火上的粥，噗噗地往外冒着泡，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溢出来。课早就停了，教室空了，走廊里到处是打包好的行李和捆扎好的网兜，人来人往地搬着、拖着、扛着，没有人再讨论功课和考试了。黑板上那半道没解完的几何题还留着，粉笔灰落了厚厚一层，没有人去擦。它大概会永远留在那里了，像一个没人记得的句号，悬在半空中，落不下来。
　　陆砚辉几乎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画画和练琴了。他每天天不亮就背着琴盒去后山的小树林，一待就是半天。有人路过听见琴声，说他拉的都是些从没听过的曲子，哀哀的，绵绵的，不成调子又不散，缠在树梢上久久不散。苏晚晴则变得格外安静，不再像从前那样见人就笑闹了，她每天认真排练，认真练功，可那些舞蹈动作里多了一些从前没有的东西，像是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韧劲。她把每个旋转都做得一丝不苟，落地稳当，双臂舒展，眼神亮亮的，朝着远方某处张望，仿佛那个方向有一座山，山的那头有人在等她。
　　七月中旬，学校在操场上举行了最后一次集体大会，欢送大会。那天天空阴沉沉的，厚云压得很低，闷雷在远处滚动着，就是不下雨。台上照例拉着横幅，照例摆着扩音器，照例有人讲话有人唱歌有人振臂呼口号。台下的学生们坐在马扎上，整整齐齐的，蓝布衣裤汇成一片灰蓝的海。可这一次，没有人交头接耳了，没有人偷偷抹泪了，所有人都沉默地坐着，望着台上，望着彼此，望着那些熟悉的面孔和即将变得陌生的未来。
　　我坐在人群里，左右都是同班同学。赵卫东坐在我斜前方，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搁在膝盖上，腰板挺得笔直，可他侧过头去看了一眼操场边上那排梧桐树，目光里一闪而过的东西，我太熟悉了，那是舍不得。他要去的地方我听说了，是黑龙江建设兵团，比江南远得多，苦得多。他写了慷慨激昂的决心书贴在光荣榜正中间，可此刻他望着那些梧桐树时，嘴巴紧紧抿着，腮帮子鼓出一小块，像在咬着什么不肯松口。
　　苏晚晴坐在我右前方几排的位置，今天她没有穿白衬衫，换了一件半旧的蓝底碎花布褂子，袖口挽了两折，露出一截细细的腕子。她的辫子梳得一丝不乱，红头绳扎得紧实。她前面坐着几个去白果岭的女生，都在低声说着什么，她偶尔点点头，偶尔轻轻“嗯”一声，目光却越过前面人的头顶，越过操场上的旗杆和横幅，落在左前方那个角落。
　　我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陆砚辉坐在人群边缘的位置，靠着一棵老槐树的树干，膝盖上摊着他的速写本，炭笔在指尖转了一下，又停下了。他今天没有拉琴，也没有画画，就那么坐着，目光落在台前某处虚空中，像是在听台上的讲话，又像什么都没听进去。他的背影清瘦得过分，肩胛骨隔着蓝布衫顶出两个棱角，低头时后颈露出一截削瘦的骨节。他旁边坐着的那几个男生在交头接耳地笑闹着，他就像跟那些人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孤零零地站在墙的另一边。
　　苏晚晴看了他很久。久到台上的发言人都换了一个，久到操场上空那几朵乌云又厚了一层，闷雷滚得更近了。她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幅度小得几乎看不出来，像在念一句什么话，又像只是在心里默念一个名字。然后她慢慢地把目光收回来，落在自己交叠放在膝头的手上。她的手很小，指节纤细，手背上有一道浅浅的疤，是小时候练舞蹈时不小心摔的。她盯着那道疤看了好一会儿，拇指轻轻摩挲过去，像在抚摸一件舍不得扔掉的旧东西。
　　散会后人群往教室方向涌，我去水房接水，在水房门口碰见了苏晚晴。她端着一只搪瓷缸，低头慢慢喝水，看见我过来便放下缸子冲我笑了笑。那个笑容跟从前不太一样了，安静了许多，也稳了许多，像一棵被风吹过的小树，晃了几晃，重新站直了。
　　“念荷”"她叫了我一声，“我今天下午去公社领了白果岭的地图。我看了，从白果岭到桃溪镇，有一条山路是通的，标记上写着‘晴日可行'”。
　　她说“晴日可行”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像一簇小火苗被拢在掌心里，小心翼翼地护着。
　　“晚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又笑了，抿着嘴，虎牙若隐若现。“晴天嘛，总会有的”。她说完端着搪瓷缸走了，走了两步又回头，“念荷，你要去的是清溪吧？清溪跟白果岭也离得不远，往后咱们还能走动”。
　　我点了点头，说好。
　　她走出水房的背影小小的，碎花布褂子在暮色里晃了一下，拐过甬道那排梧桐树，被密密匝匝的枝叶遮住了。我站在水房门口，手里的搪瓷缸壁烫着掌心，那一点温热从手心往胸口慢慢漫上去。我仰起头看了看天，那几朵压了一下午的厚云终于撑不住了，细细的雨丝飘了下来，落在我脸上，凉丝丝的。甬道两旁的梧桐叶被雨丝打湿了，绿得发亮，一层一层地在风里翻动，像无数只手掌在无声地挥别。
　　雨越下越大了。可梧桐树底下的那些少年，还没有人起身躲雨。我们都还站在原地，站着站着，就要被这场雨和这场时代的潮水，一起冲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