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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夜半惊魂 产科的夜班 ...

  •   产科的夜班总是让人提心吊胆,急症是从不间断的,顺产也是一个接一个的,急剖也是随时能有的。即便有短暂的清闲我也睡不着,几分钟一响的听班电话让即便是已经毕业的我,现在听到那个熟悉的手机铃声都会感觉呼吸困难。
      天气转凉了,夜间赶路的上班族都裹上了羽绒服。这天的夜班格外忙,或许是要下雪的缘故,这晚胎膜早破的病人格外多,从接班到现在,别说休息,晚饭都没吃上一口。写完最后一份病例,找病人和家属谈话签字,指针已经过了0点,我把病例夹子归位,此时身体疲惫产生的困意已经盖过饥饿感,我正准备往值班室的床上躺,这个不省心的听班电话又闹心地响起来。
      “你好,产科”我此时说话的声音都沙哑起来。
      电话那头是嘈杂的背景音,“你好急诊,有个难产的孕妇送到急诊了,需要你们来接诊。”
      “难产?外院转诊吗?”我脑子里的困意顿时烟消云散。
      电话那头的急诊护士听起来有些不耐烦“不清楚,没有家属,你们快来接人吧......”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我从凳子上弹射起来,忙去隔壁值班室叫1线医生去会诊(规培生没有会诊权限)。还好这天值班的1线医生是个勤快些的,我在值班室门口叫了两声门就开了。我简单说了一下急诊电话的情况,她便裹上外出服冲向了急诊。我告诉值班的助产士先做好接产准备,而我马上去待产室准备好了胎心监护仪和检查手套。
      几分钟后,产房走廊的门被人推开了,我见是值班医生和急诊救护车的两位担架员推着一个产妇冲进来。奇怪的是,随即而来的是一股十分刺鼻的臭味,病床上的女人披头散发,被一床脏的看不出颜色的被褥裹着,嘴里还在莫名其妙的低笑。由于已经凌晨1点多了,为了保障待产室其他产妇休息,走廊的灯没有打开,直到推至产房内,我才看清那产妇的模样——头发脏乱地粘在脸颊,她瘦的可怕,突出的颧骨和凹陷的脸颊显得她的眼球格外突出。
      我们七手八脚地把人抬上产床,被子掀开的时候,一股极度的恶臭扑面而来,直冲天灵盖,熏的我差点熏过去。但本着医者仁心,救人要紧的原则,我硬生生忍住想吐的冲动,开始上前查看情况——当我看清□□外口的情况时,心脏猛地一沉——一个椭圆形的物体卡在□□口,上面覆盖着一层稀疏的毛发,赫然是半个胎头!那胎头已经发青发紫,皮肤表面覆着一层灰白色的胎脂和血污的混合物,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腐臭味。我突然想到我喜欢的小说《法医秦明》中对尸体腐败的描写,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胎死宫内,而且死亡时间不短了。
      一线医生看了一眼,脸色沉了下来:“死胎,而且应该死了有段时间了。先上监护,测生命体征,准备引产。”
      我们七手八脚地给女人绑上血压袖带、夹上血氧探头。血压还算稳定,心率115次/分,体温38.7℃。一线皱了皱眉:“看来有感染,得赶紧处理。淑仪,你先去问病史,能问多少问多少,我准备引产。”
      我搬了把椅子坐到产床边,尽管带了双层口罩,我依旧不敢大喘气:“叫什么名字?”
      女人歪着头,眼神涣散地看着我,嘴角挂着一丝诡异的笑:“名字?我叫……我叫什么来着?哦,呃......刘翠花。”
      “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好像......31了。”她说话时断断续续,像是在努力回忆什么。
      “怀孕多少周了,什么时候开始肚子疼的?最后一次产检是什么时候?”
      “产检?”她茫然地眨眨眼,“我……我没做过产检。我老公说不用,说生孩子是女人的本能,去医院浪费钱。”
      “那您平时住在哪里?有家人陪您吗?”
      “我住在……住在天桥下面。”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十分平静,“我老公说那地方风水好,能生儿子。”
      我还是年轻气盛,一听到这种大逆不道的裹小脚言论就气的火冒三丈,但还是强撑着问:“你老公呢?他现在在哪?”
      “他……他去北京了。”她的眼睛里突然有了点光,“他说去北京挣钱,挣了钱就回来接我。他说等他回来,我们就住大房子,孩子也能上学。”
      “他有给您留电话吗?”
      “有!”她激动地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破旧的手机,屏幕已经碎了一半,“这是我老公给我买的,他说有事就打这个电话。”
      我接过她的手机,翻到通讯录,里面只有一个联系人,备注是“老公”。我拨了过去,手机欠费,于是我又用自己的手机打,听筒里传来机械的女声:“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我的心彻底凉了。
      这时,助产士凑过来低声说:“刚才救护车的人说,是一对小情侣在酒吧喝完酒,想去天桥底下亲热,结果发现一个破帐篷,里面有个女人在呻吟,吓得赶紧打了120,就把她送来了。”
      我点点头,又问刘翠花:“你还有其他家人吗?比如父母、兄弟姐妹?”
      “我爸妈……他们早就不管我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低了下去,“我十六岁就跟了我老公,我爸说我是不要脸的东西,把我赶出来了。我老公说他是我唯一的亲人。”
      “那你有孩子吗?”
      “两个儿子。”
      “那他们现在在哪?”
      “大儿子不知道,小儿子睡觉了。”我还在反应这句话什么意思,她就继续说,“他妈不喜欢我,说我配不上她儿子。”
      我听到这里,心里又是酸楚又是气愤。
      “淑仪,过来帮忙。”一线医生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连忙起身,走到产床尾。上级已经做好了消毒准备,我负责递器械和安抚产妇。引产的过程并不顺利——胎儿已经死亡多时,组织变得脆弱又滑腻,稍一用力就会撕裂。“用力,大姐,用力!”助产士一边操作一边喊。
      刘翠花像是突然清醒过来,开始配合地用力。她的叫声凄厉而绝望,整个产房都被她的声音填满了。终于,将近一个小时后,那个已经腐败发紫的胎儿被完整地取了出来。是个男孩,脐带绕颈三周,已经干瘪发黑。敏姐默默地把胎儿放在治疗巾上,取来了黄色垃圾袋。
      产后,刘翠花陷入了高烧,体温一度升到39.5℃。我们给她用了抗生素,又做了宫腔清理,折腾到凌晨四点才算稳定下来。
      凌晨五点多,警察来了。是两个年轻的民警,一个姓周,一个姓王。他们简单了解情况后,试图联系刘翠花的家人。
      “您丈夫的电话是空号。”周警官蹲在产床边,尽量温和地说,“你还有别的亲人联系方式吗?”
      刘翠花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眼神空洞:“他……他说他会回来的。他说等他挣了钱就回来接我。”
      王警官叹了口气,走到走廊里打电话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脸色有些凝重:“查到了。刘翠花,户籍在河南某县,2009年嫁到隔壁村,丈夫叫张德胜。2015年张德胜因诈骗罪入狱,至今仍在服刑。她说的那个‘老公’,是她在外面认识的一个男人,叫赵强,有家室,2020年因为诈骗和重婚罪被通缉,至今在逃。”
      我站在一旁,听到这些话,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原来她口中的“老公”,不过是一个骗子,一个逃犯。而她,却为了这个骗子,抛弃了父母,抛弃了原本的生活,最终沦落到天桥底下,连命都差点搭进去。
      “那她那两个儿子呢?”我问。
      周警官翻了翻记录:“大儿子是她和前夫生的,现在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小儿子应该是赵强的,但赵强的原配不承认,说那是野种,根本不管。所以那孩子就天天跟着她到处翻垃圾桶捡破烂。至于这个孩子......我们还在调查”
      我沉默了。原来这世上,有些人活着,就已经耗尽了所有力气。

      第二天早晨交班,夜间新入8人,手术2人,分娩6人,引产1人。我这工作量也是让其他规培生望尘莫及了,她们都笑着打趣我:“淑仪,平静的夜班培养不出优秀的住院医师”。回到宿舍,我火速洗了个澡,一切收拾妥当后躺在床上,通宵的疲惫瞬间涌上来。我想起昨晚接诊的那个女人,想起那个死在腹中的胎儿,想起那个空号的电话,想起那个还在逃的骗子。
      我现在觉得,妇产科并不只是“又脏又累”,它更是一个见证人间百态的地方。这里有新生命的喜悦,有死亡的哀伤,有被爱包裹的幸福,也有被欺骗的绝望。而我,一个刚刚踏入这个领域的小小规培生,正在用最真实的方式,感受着这一切。我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的小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希望每一个走进产房的母亲,都能平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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